隨著臺北市立美術館圖書文獻中心的「影像力：自立報系1985-1994攝影專題」展覽，展期進入第四個月，在2023年8月27日，一系列的攝影家座談也邁入了第三場。
「八〇年代女性攝影師的『視覺出擊』」座談，由正進行女性攝影記者調研計畫的獨立文字記者吳垠慧主持，邀集在1980年代曾經登上自立報系版面的張詠捷（殿淨法師）、郭娟秋、連慧玲等三位攝影師，分享30多年前的台灣，在男性攝影記者居多的報章媒體，身為女性攝影記者的工作經驗。
座談正式開始前的引言，吳垠慧先為現場聽眾介紹了時代背景。她說，紙媒曾是台灣的主流媒體，但卻是要到1980年代才有百家爭鳴的盛況，特別是1987年解嚴、1988年報禁解除是兩大歷史性的時刻；然而，早在1980年代前期，許多知名雜誌社（包含《張老師月刊》、《天下雜誌》、《人間雜誌》、《大地地理雜誌》等）在解嚴前就已陸續創刊。
至於本次展覽的主角自立報系，包含台灣第一份繁體中文晚報《自立晚報》、《自立早報》；他們以「無黨無派，獨立經營，本土意識，言論中立」為理念，在報禁解除當月便創刊早報。不過，隨著報業不景氣，1994年其股權易主、1999年早報便黯然停刊。
自立報系的資金雖然不如兩大報（聯合報、中國時報）雄厚，報禁解除後，媒體的市場競爭激烈，儘管如此，自立報系的管理高層對於攝影的觀念開放，也認同影像能作為「敘事工具」的功能，而有攝影版面的規劃，吳垠慧笑著說：「這其實是很奢侈的一件事，自立的攝影記者『幸福指數』真的很高。」因為報紙載體的特性，版面有限，攝影記者想要有發揮空間往往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一件事；但自立當年規劃不少攝影版面，包含〈攝影月報〉、〈映象月報〉等等，還有後來的「政經研究室」和由劉振祥領導的攝影組，也製作許多攝影專題版面。
美好時光：八〇年代自立報系的攝影版面
「我和另外兩位，同在1980那個非常美好年代的開始，互相景仰。」本次座談，由現已皈依佛門的張詠捷首先分享，她慈祥地說自己一度還想不起曾拍過這些影像，看到過往的版面和照片才慢慢尋回記憶。
看著自己當年在《自立早報》拍攝的「煤山礦變」專題，張詠捷說明，這個題目並非她所發起。她在80年代後期才踏入攝影工作，還只是個單純、對攝影充滿熱情的女孩，而負責撰文的李翠瑩已是資深文編，邀請她一起完成。張詠捷說，拍攝這個追蹤礦災後續的專題，彷彿是「進入到一個陌生的社會底層憂愁裡」，面對活生生的場景，身為攝影記者的她必須用鏡頭面對殘忍的現實景況。
對於攝影版面中，拍攝倖存者癱瘓後、得靠家人幫忙才能洗澡的照片，張詠捷印象特別深刻：「拍出這樣的照片，必須要得到被攝者的信任，何況當時為了攝影，甚至還得打燈。」她說，聆聽他們的受傷經驗、面對創傷，對剛出社會的她是很大的挑戰，但身為一個攝影記者，她對每個工作不曾推辭。面對景框裡一個個辛苦的家庭，她聽著受訪者傾訴創傷，一邊講、一邊流淚，也試圖觀察記錄、拍出無助的感覺，看見生命的無能為力，同時展現人們想努力活下去的意志力——把她最愛拍攝的老百姓、他們生命裡的光，透過底片發揮出來。
轉向繪畫創作多年的郭娟秋，以一張在澎湖拍攝母女掘花生的報刊照片談起。她說，年輕時原本想讀的是美術，因為分數不及，最後考進美術印刷系，意外接觸到攝影，因而學會了「抓片刻」的能力：「攝影師透過視窗，就是一個『選擇』，是瞬間的、是當下的感覺。」她說所謂「快門的魅力」，就是屬於攝影師的。
談起攝影工作的起步，郭娟秋覺得是「天時地利」。當時自立報系的主事者能理解「視覺的力量」，也願意提供版面給攝影記者。
在一期「視覺出擊」的版面中，郭娟秋的照片是以「兩張底片重疊」傳達不同的意境，「底片重疊起來卻產生一種戲劇性，好像吶喊著什麼」，當時她有自己的暗房，可以自己洗照片：「視覺本身就是很特別的事情⋯⋯好像沒有目的，但又是目的的視覺經驗。」以此向聽眾說明：這些作品或許無關乎社會事件，也都是攝影者眼中的現實影像、片段的視覺記憶。另外，郭娟秋也分享了另一篇拍攝家鄉八斗子的版面，攝影及文字由她一手操刀，「這是我很詩意的紀錄⋯⋯很日常、平常的，一個影像紀錄。」她還打趣地分享，過去拍攝的底片多已遺失，去年，「視覺出擊」主編周本驥，意外找到八斗子的底片，底片才再度回到郭娟秋手裡。
吳垠慧補充說明，郭娟秋的風格就打破大眾認知的狂野的80年代，有著很詩意的視覺展現。
接著，由資深攝影記者連慧玲接棒分享過去拍攝的一系列主題，包括在台北車站拍攝的當兵送行，有人流淚、也有人擁吻，「不同的關係，就有不同的互動方式。」還有她所拍攝的「119專題」照片。她曾跟著義工朋友在119值夜班，跟著出勤拍攝，鏡頭拍下社會事件的現場，包括：大同公司火災、車禍事故、跳樓輕生者等。此外，還有選舉造勢現場，捕捉政治人物及其和選民的互動，當年的選舉造勢現場，警方坐鎮中央，避免兩側不同政治立場的支持者發生衝突。
除了為工作拍攝的照片，連慧玲也拍了一些個人創作、較為抽象意境的照片，例如在一集「視覺出擊」刊登的「盪、煙與飛揚」，專題照片有被煙霧遮掩的抽菸者、天地被霧氣籠罩等，連慧玲說：有位受訪者想拍紀念照，她思考著要把當下的霧氣、氛圍也記錄下來，於是拍出了一張人很小，但景色占滿景框的照片，「以後千萬不要叫攝影拍紀念照」，她笑著說。
三位攝影師談各自的攝影工作經驗
吳垠慧指出，1980年代除了是紙媒大放異彩的年代，報禁解除後，連帶攝影記者編制擴大，三位與談人剛好都不是自立報系的記者，因此，她向三位提問：在不同媒體的經驗，及對日後的工作又有何影響？
張詠捷以「暇、滿、珍、寶」四字，來回望不同人生的階段。1985到1989年的「暇」，是往外的追求。她在家鄉澎湖記錄阿公、阿嬤。她特別記得一張在大年初二拍攝的照片：在該貼春聯的日子卻沒貼，顯示老人家的老態龍鍾，同時又聽見阿公吟唱民謠，促使她日後返鄉從事文史工作時，也搜集澎湖歌謠。張詠捷說，她在澎湖樸素的樣子裡，尋找「美」是什麼樣子——從祭祀的定格瞬間、以腳步影子的畫面表達追尋祖先，試圖對當年美術老師所說「澎湖是文化沙漠」的這句話提出反駁。
1989到1996的「滿」，張詠捷主要在《張老師月刊》從事攝影工作，趙二呆、李天祿、前世今生系列，讓她拿下三座金鼎獎，此外，也拍攝原住民主題，記錄珍貴的紋面文化，了解漢族以外的族群，在部落裡學到人與大自然的關係。1996年開始的「珍」（1996-2013），她回到澎湖重新學習母文化，就跟剛起步的時候一樣。她發現，她所愛的家鄉有了巨大變化，海岸甚至受到汙染垃圾。於是，她努力記錄家鄉的樣子，也因為不忍看見沖底片的藥劑再被倒入海島，改用數位相機。最後，近期的「寶」時期（2014-），她分享了拍攝太陽馬戲團表演者的經驗，看見表演者一剎那的調皮展現，頓時悟透人生：攝影是一瞬間，但這一瞬間要準備一輩子。後來，遁入佛法的她沒有把相機拿下，而是把心束起來，「過去的我追著光，現在則是看自己的光」！
郭娟秋則分享了前往中國大陸拍攝《大地地理雜誌》的專題經歷。「我記得第一次去中國大陸是解禁前一年，還要先到日本才能過去。聽到北京腔的那一刻，到現在都還記得。」她們團隊會在台灣做好功課，找當地專家陪同解說。
以「黃土高原」系列為例，郭娟秋記憶猶新，她描述看起來是黃色質感的地表，其實土壤宛若粉末。採訪團隊找了好幾位學者來分析，帶給台灣讀者第一手觀察，「我是帶著詩意的眼光看這些景象，但是透過寫實的攝影」，她說大漠土地帶給她的感覺，實在複雜。此外，郭娟秋拍攝〈轉捩點上的海南〉專題時，也記錄海南建省之前的社會景象。
她說，在雜誌社支持下，有些專題不只派出一組記者，底片還無限制供應，帶一百多捲底片出國，不過，在當年局勢下，還得擔心底片能不能安全帶回來。郭娟秋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一次在黃土高原趕路的夜晚，村落的距離很遠，車上載著六桶汽油趕路，半夢半醒間，被司機的緊急煞車驚醒——原來，前面是一個斷崖，因為下雨導致路面被沖掉了。涉險的採訪經驗，讓郭娟秋體驗到不同的生活、文化，對她的視野影響極深。
連慧玲分享了她的媒體工作經驗。就讀世新時，她看到《張老師月刊》在招募義工，她主動應徵。雖然她當時對攝影了解有限，連慧玲仍想盡辦法參加了邱坤良老師的皮影戲研習營，答應老師可以幫忙拍活動紀錄照，「現在想想，覺得自己臉皮真厚。」這次經驗才讓她開始認真拍照，也去藝專旁聽吳嘉寶老師的課程，開始對攝影有系統性的了解。
回望過往作品，連慧玲分享拍攝龍發堂（爭議性的精神疾病患者治療所）的專題，住持釋開豐所創立的龍發堂，是當年在台灣精神醫療資源缺乏下，少數能收容患者的場所，也因為有些處理措施引發爭議，像是自創腰上綁鐵鍊、讓學員在成衣工廠工作等等。連慧玲指著照片說，釋開豐收容第一位精障者時，擔心他會發生意外，因而用鐵鍊綁在身邊，該做法持續沿用。她還拍到一位學員用鋼刷刷牙：「一般攝影拍照都會多按幾張才放手，我拍完這一張，馬上就去把他的鋼刷拿走，擔心他會受傷。」
除此，《張老師月刊》前總編余德慧曾在帶她到台大附近拍攝專做撿骨工作的阿婆（1981年）；還有拍攝少年輔育院（1986年），為求隱私，盡量不拍到臉，以背影捕捉輔育院少女用熱水杯當熨斗，在衣服上燙出不同的「花紋」。連慧玲也拍攝不少藝術家肖像：吳李玉哥、劉其偉、莊普、吳瑪悧、老瓊、朱銘、陳庭詩等等。
身為女性攝影師，怎麼面對性別議題？
吳垠慧以簡報介紹自立報系已故女攝影記者劉美玲（1957-2020）。劉美玲又名劉楷南，本科學的是會計，後至東京美術專門學校進修，學成返台進入媒體工作。吳垠慧指出，業界人談起劉美玲，個子嬌小但個性強悍，職涯中曾擔任自立報系記者、公視《我們的島》製作人。劉美玲能拍、能寫，如：1989年的〈小站風情〉影像報導，一手包辦了該版面的攝影與文字。
座談尾聲，吳垠慧提到，1980年代，台灣職場仍有男女不平等、懷孕要離職等規定，而三位與談人進入了男性為主的攝影界，如何看待或怎麼面對性別議題？
張詠捷表示自己曾有兩次因為女性身分而沒有進行攝影工作。第一次，是她終於上了阿公的舢舨船，最後因為自己擔不起女性上船「萬一捕不到魚」的壓力，而請求離船，但隨著傳統文化流逝，現也很難看到舢舨船出海了，令張詠捷後悔不已。第二次是在卑南部落，在準備進獵場拍攝前她被告知，根據部落傳統習俗，獵場是不准女性進入的，但張詠捷歡喜地接受，因為對方告訴她：「用想像的，會獲得更多，」讓她安然放下，也學習尊重文化禁忌。
郭娟秋直截了當地說，「不記得有什麼因為是性別的關係被阻止過。」她印象深刻，有一次到呼倫貝爾草原，因為地方禮儀，一進蒙古包就要喝三杯，但她喝到第二個帳篷已經不行了，連對焦都對不清楚。不過她也坦言，性別對她的攝影工作沒有特別影響，一方面因為她身體硬朗，能背著包包上山下海；一方面或許是她的工作內容不是社會運動現場，而是自然、人文、歷史，較為單純。
「我也沒有因為性別有什麼感覺，可能沒有人把我當女的。」連慧玲惹得現場哄堂大笑，郭娟秋附和道：「對啊！我們在現場，根本沒有人把我們當女生。」吳垠慧也提到，性別往往成為推託的理由：器材很重、女性身高不夠等，但換個角度看，連慧玲在新聞現場常常可以鑽到最前面，郭娟秋也可以扛著很重的設備上山下海，「我們也可以把它（女性身分）當成另一種優勢，就看你怎麼看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