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場對談由四位前自立人回顧過去在自立工作的經歷，並從自身攝影與創作工作回望當年報系所給予攝影記者的空間，以及各種突破性的作法。
活檔案：自立報系攝影專題計畫起源
座談之初，由王俊傑館長及余思穎組長介紹「影像力」展覽源起。王館長解釋此次展覽起自北美館典藏品的數位化計劃，是北美館成立圖書文獻中心後的重要嘗試。「影像力」展覽是「活檔案」系列性展覽的首展，展覽除蒐集、整理、研究檔案，同時思考如何活化它們。展覽期望讓觀者重新認識台灣的歷史，特別是透過考察文化與藝術，建構過去社會的脈絡，亦是北美館目前的發展方向。 這次「影像力」展覽的特殊之處在於，透過考察自立報系當年的影像，可知當時的攝影師如何觀察、想像並轉述1980至1990年代臺灣的社會樣貌。因此，即使《自立》停刊多年，也不減其重要性。因此，此次座談邀請當年《自立》報系的記者現身說法，目的是重新認識1980至1990年代《自立》所代表的文化角色。
這次「影像力」展覽的特殊之處在於，透過考察自立報系當年的影像，可知當時的攝影師如何觀察、想像並轉述1980至1990年代臺灣的社會樣貌。因此，即使《自立》停刊多年，也不減其重要性。因此，此次座談邀請當年《自立》報系的記者現身說法，目的是重新認識1980至1990年代《自立》所代表的文化角色。
王館長特別感謝劉振祥及許伯鑫。劉振祥擔任「影像力」展覽總顧問，許伯鑫則提供展覽許多報紙的原件。同時此次展覽包含4場重要論壇，北美館藉由創造新的交流空間，重新理解過去與現在的人，如何透過熱情與力量建構臺灣的文化史觀。
接續，余組長提醒現今人們普遍熟知的攝影家劉振祥、許伯鑫及謝三泰，其身分同樣是臺灣重要的報導攝影家。至今三者的攝影作品雖呈列在美術館，但不可忘記這些影像為他們站在街頭，曾經用膠捲相機紀錄下的臺灣社會改革的重要片刻。
「是他們的影像，但也是我們的生活」，余組長解釋「影像力」展覽試圖將攝影作品放回歷史脈絡。從整體社會的角度觀看攝影作品，如「為什麼會出現這些攝影報紙？媒體的生態是一個什麼樣的情況？為什麼有這大的自由度，可以讓這些攝影專題全版的露出？他們是怎麼跟編輯平臺工作的？」
不只是作品的歷史背景，也可從藝術的表現手法思考一張攝影作品。余組長指出自立報系的攝影影像非報導攝影常見紀實性的清晰，而是多使用疊影、晃動、失焦等手法。「這些美學（手法）又有什麼樣的意涵？後來他們可能不再從事新聞記者，轉變為社會家的時候，這個身份轉變的原因是什麼？是因為時代的改變，還是創作環境的改變？」
基於上述，這次邀請4位講者皆曾於自立報系工作，透過他們的分享，期望能對過去的社會文化及臺灣攝影發展有更清晰的樣貌。
依與談順序，第一位講者是彭琳淞，有政治大學臺灣史博士學位。他是前《自立晚報》的文字記者，主報導政治新聞，同時關注勞工、人權及弱勢族群等議題。第二位講者是攝影家劉振祥，為前自立報系攝影組主任。曾參加雲門舞集、兩廳院的攝影工作，以及與重要導演合作，如侯孝賢、楊德昌及鍾孟宏，獲得今年（2023年）臺北電影節卓越貢獻獎。第三位講者是影像工作者許伯鑫，是前《自立晚報》攝影記者。其攝影作品以貼近人民生活的角度觀察臺灣社會的變遷。最後一位講者是攝影家謝三泰，為前《自立晚報》攝影記者。他曾紀錄多場重要政治事件，比如廢除國大、第一次總統民選，及六四天安門事件等。
彭琳淞：「自立人聊自立事」
前《自立晚報》文字記者彭琳淞將此次分享稱為「自立人聊自立事」，藉由「自立人」一詞，他想傳達自立報社中存在一種群體認同感。他說道：「為什麼離開了那麼久還一直覺得我們是『自立人』呢？到底是什麼東西讓我們感覺有這樣的生命認同？」
2021年劉振祥、許伯鑫與彭琳淞三人，邀集14位昔日自立同事出版了《自立容顏》一書，目的就是想透過幾位「自立人」的生命故事呈現「自立人」的樣貌。除了這本文字書外，原本也曾規劃出版另一本以影像為主的《自立印象》，呈現自立報系的攝影、漫畫、版面設計及報社中的人、事、物的影像。雖然《自立印象》計畫已暫緩，但很開心這次的「影像力」展覽完成了他們一部分的想像！
作為第一位分享者，彭琳淞首先回顧自立報社的歷史。《自立晚報》於1947年10月10日創刊（報社於1949年登記），歷時55年，至2001年10月2日熄燈。草創之際正值國共內戰，從名稱來看，「自立」來自於政治上的信念：「自立自強、自力更生」，彭琳淞指出自立報社最初其實是與政府關係友好的媒體。
彭琳淞以報社的股權轉移的變革，將自立報社的歷史劃分為10個階段。他指出自立報社在第三階段後期的1958年中標示「無黨無派獨立經營報紙」，開始與國民黨漸行漸遠，接著第四階段臺灣籍報人也陸續加入。尤其，第五個階段（1965年12月18日至1994年8月15日），由「臺南幫」吳三連（1899-1988）任發行人起，《自立》逐漸走出自己的媒體角色。他認為，尤其1980年代，自立報社以媒體角色積極推動臺灣民主及本土化運動，也充分展現出「客觀．中立．本土」的編採方針。
彭琳淞指出，1980年代是社會運動的年代，此時《自立》的報導與臺灣民主運動越來越密切。在1989年成為自立晚報記者的他，也熱衷參與各種社會改革與人權議題的運動，他說道：「在各種社運的場合，我都迫不及待要去採訪或去參與，因為在運動的當下我深刻感受社會的脈動跟人民的力量」。
為了進一步描繪《自立》的過去樣貌，彭琳淞舉出兩個事例。
一是有關1991年的「100行動聯盟運動」。這項以「廢除刑法第100條」的運動，以10月10日「反閱兵」為抗議主場，自立報社的攝影記者們留下的影像紀錄包含當時的靜坐區設於臺灣大學基礎醫學大樓前、運動重要領導人李鎮源院士、抗爭前一天民眾聚集在凱達格蘭大道遭警方驅逐、民眾手牽手或躺於地面抵抗警方等。彭琳淞指出，10月10日凌晨警方也曾企圖驅逐現場記者，當時不同媒體的記者們舉著用稿紙寫的「抗議媒體戒嚴」字條，迫使警方不敢進一步行動，也讓現場媒體得以詳實記錄下這段過程。
二是1994年自立報社「票選總編輯」的歷史性舉動。相較於其他報社，彭琳淞認為自立報社的成員熱衷參與報社的工會，也因自立報社的資方自詡為文人辦報，因此勞資雙方處於微妙的平衡。
在此公司的風氣下，當自立報社於1994年被新資方的政治人物陳政忠購買，報社成員擔心報社傳統編採方針將面臨威脅，於是發起「搶救自立」活動。後來這項活動發展出「編輯室公約」運動，試圖從制度上確保編輯自主權，影響深遠。從留下的攝影影像，還可看見當年報社編輯及記者們頭綁抗議白布條與社長陳榮傑對峙等抗議的場景。
為抗議新資方入主後所展開的總編輯等人事調整，當年（1994年）8月16日的《自立晚報》與《自立早報》的編採同仁，以落實編輯室公約精神，進行「票選總編輯」，原《自立晚報》總編輯李永得及《自立晚報》副總編輯蘇正平高票勝出，新資方矚意的晚報總編輯人選則零票落敗。這項「搶救自立」的影響也引發媒體、攝影及學術界的廣大迴響；同年9月1日，臺灣記者走上街頭，訴求臺灣媒體的新聞自主權，進而促成隔年「臺灣新聞記者協會」的成立。
最後，彭琳淞總結說道：「《自立》做為一個報紙媒體，它曾經在臺灣民主化過程發揮特定影響力。《自立》做為一個場域，它也是許多人『自立人』生命中的重要成長階段，在那個年代他們一群人曾經在此共同努力完成一些有意義的事。」
劉振祥：新聞記者如同淘金者
作為「影像力」展覽的總顧問，劉振祥解釋展覽其實延伸於北美館2022年末至2023年初策辦的「狂八〇：跨領域靈光出現的時代」展覽。現今展場及資料庫所見數量豐富的自立報系影像版面，最初僅有許伯鑫的收藏的70幾份。後由余組長至國家圖書館搜尋及整理，擴增內容，才促成此檔展覽。
劉振祥也說，透過「影像力」將影像版面集結，才發覺這是一條臺灣新聞攝影的重要脈絡。許多攝影家是從攝影記者起步，他們日後的拍攝創作可追溯自自立報系的影像專欄。
身為前自立報系攝影組主任，劉振祥的分享兼具新聞編輯及攝影師的角度。他援引美國《生活》（Life）雜誌記者卡爾．麥登斯（Carl Mydans）的比喻（取自周本驥於1990年12月1日於《自立晚報》副刊翻譯的文章〈攝影記者生涯：讓鏡頭說話〉），指攝影記者如同淘金者：「每天早晨不是興沖沖地起來……背著相機出門，好像是那一些淘金者要背著圓鍬去挖寶一樣」。他描述攝影記者的工作性質，須隨時做好拍攝的準備，就如寶藏總在無法預期中被挖出。
劉振祥認為自立報系的影像版面能擁有呈現大量圖片的機會，是報社對攝影記者的善意。報社主事者體諒攝影記者拍攝許多照片，真正能刊載的卻是少數，因此在廣告較少時願意多將版面分配給圖片。
劉振祥指出自立報系其實與《人間》雜誌有些淵源。《人間》雜誌在1989年停刊後，該雜誌的記者轉至自立報社，如藍博洲、關曉榮、鍾喬及李疾等。這些人把《人間》雜誌的特色帶到自立報系，例如當時刊載於自立早報及晚報的「政經研究室」，每週會有10個全版版面刊出。
接續，他分享由自立報社記者製作的報紙影像版面，包括：關曉榮寫的〈失明的佛燈〉；潘小俠的的「夜巡」系列；謝三泰報導六四事件的現場；吳忠維桃源村原住民葬禮的版面；林俊安全版的運動的集錦；尤美女是彰化人，進到彰化的少年輔育院近距離觀察跟拍攝而成的專題；曾文邦的大甲媽祖繞境與三腳渡之歌，後者也獲得自立報系舉辦「年度新聞攝影奬」的首奬等。一些記者的專題報導日後出版成個人攝影專輯，「影像力」有書籍展示，如何經泰1999出版的《都市底層》、林添福1989年出版的《獨龍族的冬天》等。
除了報紙上影像版面的經營，劉振祥說明自立報社也思考如何提升臺灣整體的攝影實力，以利攝影環境的發展。報社曾舉辦4次的新聞攝影比賽，且外聘評審以求評判公正性，如謝春德、阮義忠、郭力昕、王信、吳嘉寶及蕭家慶。所有的評審都是外聘的，所以也非常鼓勵《自立》的同仁參加，也沒有不公平的問題。
攝影版面另一特色是緊扣社會中當下發生的議題。例如1989年《悲情城市》甫重新修復上映，當時因為劉振祥認識劇照師陳少維，在得知電影獲得威尼斯影展金獅獎的第一時間裡，劉振祥立刻請陳少維提供圖片，製作攝影專題。
在廣告較少時，雖然《自立》的版面有其他用途，但自立報社的上級有感於攝影組辛苦拍攝大量照片，多數卻無法如期刊登。因此每當有較大的議題報導時，會善意地釋出版面，集結攝影照片重新規劃專題。例如：標示圖片提供為「本報攝影組」的〈反軍行動 將是捍衛民主的三尺神明〉（早報，1990.05.29），下方攝影圖中的「靜坐」兩個，在沒有印表機的年代，是由董陽孜老師，在一塊布上大筆一揮而成，一個字約2米多高。
他也分享一個關於攝影家張照堂的小故事。張老師的家相距自立報社不遠，因此其常來報社串門子，與報社成員熟絡。張老師曾在中國改革開放時，赴中國拍攝紀錄片，累積了一些珍貴的一手資料。早期臺灣讀者不熟悉中國的攝影，劉振祥便曾邀請張老師於自立報系上製作11篇的「中國攝影KAN大山」系列專欄。
劉振祥分享，當時自立報系的影像版面也可用來「搞運動」，為社會運動提供助力。例如當時《人間》雜誌刊登很多關於臺灣森林守護運動的版面，後來《人間》雜誌停刊，該議題的聲援被移植至自立報系。如賴春標1992年策劃的「臺灣島」專欄，以系列性報導呈現臺灣生態的各個角度，呼籲臺灣土地的豐富性。關於倡議環保，自立報社另一個作法是邀請企業購買版面的廣告，但廣告的呈現方式須由報社製作，代表企業支助以支持環保，這樣的做法兼顧報社營運及報導內容的議題性。
於結尾處，劉振祥向觀眾分享1980年代攝影記者的日常生活。他說道當時的攝影記者每天必須面對各種社會運動的場合，接受「彈痕、石頭、暴雨、颱風、盾牌、棍棒的洗禮」，深入社運直面事件現場，才能取得新聞照片。他特別分享「417」遊行的工作照片，當時民眾在臺北忠孝東路抗爭持續一週。那天剛好遇到暴雨，所有記者渾身濕透，卻不敢離開崗位，有記者在補眠、曬襪子及曬相機等。紀錄了新聞記者願意為事情真相燃燒生命熱情的動人影像。
許伯鑫：「攝影專題二三事」
前自立報系攝影記者許伯鑫，將這次的演講題目定為「攝影專題二三事」，分享自己在自立報社的工作經驗。他表示進入報社前就很喜歡攝影，成為攝影記者後，每天都興奮地跑新聞，甚至提前1小時上班，騎著摩托車在臺北四處晃，回想起來那是很愉快的工作時光！
現在回頭看成為攝影記者的日子，許伯鑫認為他在恰當的時間進入新聞產業。他指出1980年代是最適合報導攝影成長的環境，由於1987年臺灣解嚴，「社會結構開始鬆動，許多牢靠堅不可破的事情都變成可能的」。許解釋「只要你稍微用心一點，你隨時都可以找到要拍的題目」。
譬如，1989年他初至立法院見到老邁多病的國代，目睹這批決策者們如何決議國家法律案與政策的過程，發自內心道：「我看了這個以後，就覺得很不可思議，我就想我應該用照片留下一點東西」。這次的拍攝，成為1989年1月22日《自立晚報》的〈時間，在向他們說：再見！〉影像專題。此外，劉振祥提到最初看到這篇影像專題時，很好奇為什麼攝影者是寫「陳立夫」，「陳立夫不是我們的黨國大老嗎？怎麼會變成攝影記者？」原來是許伯鑫為了避免老立委及代表質疑拍攝立法院，所以取了一個筆名「陳立夫」，代表照片是黨國大老拍的。
接續臺灣於1988年解除報禁，報刊紛紛創立，記者的需求量隨之增加，《自立早報》也於1988年1月21日創刊。許伯鑫感嘆如果沒有解除報禁，自己也不會成為攝影記者，是整體的社會氛圍促使他成為攝影記者。當時他製作了許多社會議題的報導，如二二八平反運動、外籍勞工、原住民議題等。他解釋自己從未學習過新聞攝影，也認為自己從未拍過新聞攝影。在自立報社任職期間，他拍攝的影像多數是非專題性且隨性的。
為何自立報系擁有獨特的影像版面及報導風格呢？他分享自己的觀察，例如報社有極具特色的內部編輯會議。會議中主任與總編輯總是各持己見而爭論不休，但仍有默契地按照最終決議的方式做事。這件事展現報社成員希望自立報系能愈來愈好的共同期望。
另外是有關自立報社公正、客觀的報導理念。例如選舉新聞的處理方式，報社的做法是派中央的記者替代地方記者撰寫，迴避地方里民的人情壓力，維護新聞的公正性。
最後一點是自立報社主事者尊重記者們的報導。例如刊載於1993年7月27日《自立晚報》的〈披上彩衣的長河〉，許伯鑫成功拍攝工廠偷排放廢水進河川的證據，希望主編能用一個全版版面刊登這些照片。當時自立報社一直有資金不足的問題，自立主編李永得卻力排眾議撤掉兩則廣告，只為刊登許伯鑫的攝影報導，讓他覺得非常窩心，指出這就是他懷念「自立人」的共同的特質。他認為自立報系能發展出獨特的影像版面，是報社正確地安排有專業及想法的人在對的位置上，也使得在自立報社工作能產生身為「自立人」的尊嚴與榮譽。
謝三泰：從《自立》中找到攝影的熱情
謝三泰為前自立報系攝影記者，這次的分享也是有關於自立報社的工作經歷。進入報社前他在高雄「浪流連」（Lōng-liu-lian），是計程車司機且喜歡攝影。解嚴前進入報社需要身家調查，於是他在解嚴後才進入新聞產業。他解釋選擇入職自立報社的原因是「覺得它是一份屬於我想要的報紙」。
謝三泰細數自己在自立報社前後經歷約20年，期間3次離開過報社。每次依然回到報社，他認為在自立報社工作的日子才真正感到愉快。他描述當時的工作日常，每日與攝影夥伴截稿後就往「攤」、「阿才的店」喝酒，有時結束後再到「影廬MTV」，選部電影一同看到天亮。他解釋攝影記者的生活其實很緊迫，例如晚報，須於中午12點前將照片交給編輯，包含要將底片沖洗成照片的時間，因此他曾創下報社內最快速7分鐘截稿的紀錄。
在工作任務之外，謝三泰也會背著相機隨處拍攝。自立報系的刊登稿費不多，一張照片僅50元，但想要在這裡有專題版面能夠刊登，對於工作，報社內的攝影記者都樂在其中。如1990年刊載於《自立早報》的〈流徙報業底層的「老報人」〉專欄（1990.7.16），是謝三泰進入自立之前的拍攝作品，當時他認為必須要將即將消逝的報僮紀錄下來。
接續謝三泰分享自己製作的影像版面。有些報導內容與人間雜誌相似，有關臺灣環境議題、失落的角落等。例如〈假殺人鯨遇到真屠夫 臺灣人又要丟臉了！〉（早報，1990.4.30），他拍攝家鄉澎湖的海豚保育倡議；〈白天愛面子 晚上戴面具〉（早報，1989.12.25）則呈現舞禁開放後，夜晚舞廳人潮眾多的隨性攝影，表達拍攝者抽象難言之情的影像。
另外，謝三泰特別分享現在難以見到，是當時擔任攝影記者的特殊經驗。他分享許多現今少見的攝影設備與材料，如照片傳真機、底片傳真機、沖洗照片顯影的藥水及放大機等。他提到1989年赴北京拍攝六四天安門事件報導。當時為了製作影像專題，他背著藥水、放大機到北京，將飯店房間的衛浴改成一間簡陋的暗房。在手機、wifi還沒發明的時代，須用照片傳真機將照片從國外送回國內。「我當時傳真這些照片，時間就已經占了將近1個鐘頭，期間不能斷線。」他感嘆道這反襯出現今圖像取得的方便性。
誠如彭琳淞在最後為《自立》所做的總結：「作為一個臺灣的媒體，它曾經在民主化過程中發揮特定影響力；作為一個場域，它是許多『自立人』生命當中重要的成長階段，因為他們曾經在這裡一起努力，共同做一些有意義的事情。」余組長在結束前提及，雖然《自立》最終無法抵抗資本競爭的商業模式、與政商勢力的介入而易主。伴隨新媒體時代來臨，商業獲利導向讓媒體更傾向報導大眾想看的內容，更勝過公正客觀的真相與為弱勢者爭取權益議題。同時，數位相機普及亦使攝影記者工作型態轉變，1980年代《自立》為新聞自由和攝影表現所開闢的媒體空間，已難再現。雖然如此，當時受到《自立》影響的攝影工作者仍可能帶著這些養分，持續拍攝所關注的議題。到1990年代以後，臺灣進入美術館階段，結合當代藝術多元的創作觀點與技術，攝影也成為當代藝術創作的表現手法之一，進而開拓與走向更為寬廣的藝術創作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