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作為雙向定義的中介 – 評論薩比・阿邁德（Sabih Ahmed）〈反博物館學〉

「反」（against）不僅意味著對權威論述的批判，也促使我們重新檢視「相對項」的關係，其潛在著一種二元對立的論證，卻也同時開啟雙向定義的可能性。由臺北美術館策辦的2024國際策展論壇，以「演變的風景（Evolving Landscape）– 危機即轉機時代裡的當代策展」為題，其中，杜拜伊撒拉藝術基金會（Ishara Art Foundation）總監薩比・阿邁德（Sabih Ahmed）以一個具有批判性的題目開啟他的演講：〈反博物館學〉（Against Museology）；然而，阿邁德所持的反對立場其實需要加上註解，他並非單向地去擾動博物館學的意義，抑或是全盤否定博物館賴以運行的諸多指標，而是以「反」意欲鬆動延續已久的模式，使我們重新思考博物館的內在本質，並進一步提問屬於我們時代的策展為何？

阿邁德認為博物館學和策展分屬不同系統，他以兩者的差異為前提，發表了五個子題：Against Museology、The Manager、The Consultant、The Router、101 Variations of the Exhibition in the 21st Century。從反對博物館學的傳統定錨開始，接續論及博物館機構背後的管理主義，最後，有別於博物館學研究中律法般的嚴謹定義，他羅列出一系列攸關展覽為何的命題。阿邁德語境下的「反」，成為二元結構的中介（médiation），為「博物館學的再定義」以及「策展的定義未明」提供雙向反思的動力，下述筆者將透過本文評論阿邁德提及的各個觀點。

在前言中，他首先回應了研討會副標的「危機」一詞，危機並非偶然、也尚未失控，但它觸發了校準。阿邁德接續談及2020年一場影響甚鉅的時疫，使博物館面臨諸多危機，例如教育推廣人員優先被解僱、社區營造任務弱化、短期僱用增加、階級薪資的差異、資金管缺、基礎建設外包等，這些攸關博物館的社會責任、知識生產和營運資本等困境，我們需要即刻商擬策略。不過阿邁德指出，根本的問題源自資本主義的原則宰制了博物館機構的經營邏輯，於此同時，博物館策展人除了生產知識外，也需要為了資源分配的平衡而成為管理人、行政人員的角色，因此，阿邁德認為策展與博物館兩者應該有所區別，進而引導出問題意識：他以「反博物館學」作為革命（revolutions）^[1]，促使策展思維的範式轉移（paradigm shift）。

博物館在阿邁德的語境中凝結成一個懷舊的場域，物質文化遺產成為博物館存在的意義，「透過物件來感知世界，從而建立物件管理系統」，以至於衍生了像是管理人、顧問等角色，然而，博物館策展人的任務應該更甚於此。他認為我們應該放棄以care的字源回溯來框架策展的意涵。策展人（curator）一詞是由拉丁文curate發展而來，意指照料與守護（care）^[1]，因此，對物件的蒐藏、維護，成為博物館的固有形象。將博物館學化約為「物質」的文化管理，實則忽略了「非物質文化」在博物館中日益重要的趨勢。再者，我們也需要更加精確地區分博物館與現代美術館、當代藝術館等不同類型的博物館持有截然不同的意識形態，在「展示物件」上有著相異的脈絡。

接續著「策展人」一詞的探究，阿邁德論述中的策展人，其實是「博物館中的策展人」，他們生產文件以及文件的文件，成為藝術管理員，量化博物館的工作，知識的生產與創造被表格的複製與效率取代，在他的描述中，博物館彷彿是一座由文件堆疊出來的堡壘，保守地構建一個全面性的邊界，設立物件的保護機制。若我們以法國博物館體系來爬梳，在法國博物館中，進行策展工作的人較常被稱為研究員（conservateur），源自拉丁文conservare，意指保存與維持良好狀況，圍繞著館藏，他們的任務為雙重的：蒐藏和展示，涉及物件的修復、維護、研究以及展覽的策劃，因此在某些脈絡下，研究員經常被轉譯為「博物館策展人」。博物館學具有謹慎內斂的本質，策展則欲求物件的「置外展示」（expōnere），兩者的殊異恰恰體現了博物館機構蘊含的繁複面向。阿邁德無意否定博物館學這個悠久的學科領域，他在演講中也提及了多項博物館工作的關鍵字：標籤、報告、清單、建築物、典藏空間、風險管理等，雖然他認為這是對物件整合與控制的偏執，但他列舉的內容在某種意義上也幫助我們理解到博物館的基本任務，使我們回想起2022年國際博物館協會（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Museums，簡稱ICOM）公布的博物館最新定義^[2]：「對有形和無形資產進行研究、蒐藏、保存、詮釋和展示」。在此，我們可以試著想像，博物館學和策展實踐兩者，更像是以一種協作（collaborative）的關係相互依存，而文書工作便支撐著這份「繁複面向的協作」，使「歷史」得以沉澱，使「歷史的展示」得以跨越時間與空間。

若博物館學和策展並非全然互斥的二元項，那麼「反博物館學」到底反的是什麼？

在演講的尾聲，我們可以發現阿邁德語意下的「反」，是針對具有通則性的博物館定義。定義是排他的，需要從混沌未成形的概念中勾勒出一套準則，化約成被世界各地大小型博物館機構奉為圭臬的價值觀。我們也確實難以推翻這個經過數場討論會議與投票始生效的「完整陳述」，因此，阿邁德選擇以宣言（manifesto）的形式來條列「展覽為___」的命題，近三十條的例句皆以「二十一世紀的展覽是⋯⋯」（The exhibition of the 21st century is……）為開頭^[3]。宣言是一種不具明確性的文本，這樣的特質也體現在這份展覽定義中：彈性的地點、波動性的表面、不穩定的範疇／概念、無固定管轄的範疇。二十一世紀的展覽在阿邁德的論述下，沒有特定場域、無法被規格化，難以被管理主義掌握，誠如他認為的「展示工作既不是分類學，也並非類型學」（It is not a taxonomy, nor a typology.）。

與其討論二十一世紀的展覽「是什麼」，阿邁德更多談論的是二十一世紀的展覽「不是什麼」，例如：展覽既不是待挖掘的考古遺址，也不是待填充的白板（neither an archaeological site to be excavated, nor a tabula rasa to be filled.），他也賦予展覽諸多「相對」之下的意義，像是：來源（provenance）的相對、稀少性（scarcity）的相對以及遏制（containment）的相對。

此份宣言的例句中，「不是什麼」、「並非什麼」或「相對於什麼」皆隱含著二元的內在結構，「反」在這樣的結構中轉譯成「中介」，進行雙向指涉的同時，也提醒我們需要重新思考被批判的另一項，譬如：穩定的、可被歸類的、待挖掘與待填充的，以及保守主義的。不過，阿邁德在宣言中使用了一些富含圖像的文字，緩解了二元的對立形象，包括：全球供應鏈（global supply chains）、共享行程（sharing itineraries），以及超連結（hyperlink），這些具有「網絡」圖像的詞彙，隱喻著展覽實踐將朝向集體的協作模式（collective collaboration），涵蓋了人與非人行動者（物件）的參與，展覽成為他所謂的「無數多頻道的裝置」（multi-multi-multi channel installation），在其中，所有的行動者得以傳送、並接收不同訊息。

阿邁德在宣言的末段，以未明（indéterminé）且理想化的願景作結：「二十一世紀的展覽不是關於流動，它本身就處於流動之中」（The exhibition of the 21st century is not about the flow, it is in the flow.），確實為僵化多年的博物館展示實踐，注入一股持續變化（ongoing variations）的思想。展覽命題的宣言，不僅僅是訣別「歷史的」博物館學，也透過宣告成為行動本身，進而提出當下的與未來的策展想像。

【場次 V 】反博物館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