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畫家母親，李芳枝

孩提時期，我不知道自己父母是藝術圈的人，也不明白我們家與眾不同之處。不僅我的母親李芳枝是一位畫家，父親漢斯．布朗（Hans Brun）^[1]也是。

他們相識於1961年的巴黎。她的臺灣護照核發日為1959年10月17日，^[1]僅有兩年效期，到期日為1961年10月16日，那是法國政府提供給她獎學金的期限。母親是第一位獲得該獎學金的臺灣女性。

她的法國簽證於1959年8月3日批准，並於1959年10月20日取得——1959年10月31日，母親抵達巴黎奧利機場。待在巴黎的那段期間，她與班上同學造訪了拉斯科洛洞穴（Lascaux Caves）等幾處法國知名的地點。1961年7月，^[2]她獨自前往瑞士，搭乘火車至策馬特（Zermatt）觀賞高納葛瑞特冰川（Gornergrat Glacier）。1962年2月12日，她再次前往瑞士，從巴塞爾火車站入境。^[3]1962年5月9日，她在大使館的許可下，第三次前往瑞士，經巴塞爾入境。這回不是為了旅遊，而是要和我父親結婚。婚禮在琉森州諾伊恩基爾赫的市政辦公室前舉行，而不是教堂，那天並未留下任何一張照片，推測是因為母親當時已經懷孕了。^[4]

她在巴黎藝術學院（Ecole nationale supérieure des Beaux-Arts）的學生證於1959年11月14日發放，上面註記了讓．蘇維比（Jean Souverbie）是她的老師。通過申請，母親將學生證的效期展延至1962年2月15日，她在巴黎的住處是一間位於第八區瓦格蘭大街20號的工作室，靠近凱旋門一帶。

從臺北啟程時，母親並未攜帶很多行李，只有幾件衣物、一些郵票（偶爾出售）、美元現金，以及30餘張小幅的粉彩畫作——主要多為她在基隆一帶所繪。這些畫作隨著她一路從臺北到巴黎，再從巴黎到琉森，最後定居聖彼得羅堡（Castel San Pietro）。2017年，我在她的住處裡找到它們；其中一幅畫的是「臺北總統府」（1957），已捐贈給臺北市立美術館；還有一幅《臺灣風景》，在她輾轉的搬遷中倖存下來，創作年代是1958年，描繪臺灣某處的道路，路旁有房舍，或許正值日落時分，天空極美，出現紫紅兩色霞光，前方立著一對電線杆。

母親原本計畫於1961年10月或11月返臺，家人安排她和一名國民黨的幕僚相親，所以與漢斯的婚事完全不在預料之中。我想她應該是在那段時間遇見我的父親，墜入愛河，並且懷了身孕，從此改變她的人生——兩年法國的短暫停留，意外變成歐洲的終身生活。母親只於1991年返回臺北一次，就在外婆曹葉病逝前不久。她告訴我，外婆（李春火之妻）起先打算在1962年親自來瑞士把我們（母親和我）帶回臺灣，但最後並未成行，我出生時，臺灣那邊也沒人前來探望。1980年代初期，她的長姊米珠來看過她好幾次，像是這張1982年5月拍的照片，當時她們一起去了雪朗峰與米倫一帶（Schilthorn-Mürren），畫面可以看到母親正在現場素描。

1959至1961年，她在巴黎期間的創作主要為抽象畫，例如1960年的《三國之戰》（Guerre des trois royames）；^[1]這件作品於1961年在泰德斯科畫廊（Galerie Tedesco）與所有獲得留法公費的學生一起展出。^[2]另外，1960年的《龍鳳》現藏於臺北市立美術館，2013年在該館策展人雷逸婷策劃的「台灣現當代女性藝術五部曲，1930–1983」中展出。1962至1963年，母親從巴黎搬到瑞士，加上我於1962年的8月出生，因此沒有什麼時間創作。1964年，她再度投入繪畫，直到1970年，風格皆偏抽象，期間有兩件油彩，一是《秋天》（1968），^[3]一是《無題》（1969），^[4]日前正在「動作、手勢、繪畫：1940–1970年代女性藝術家與全球抽象主義」（Action, Gesture, Paint: Women Artists and Global Abstraction 1940–70）中展出。該展於2023至2024年在歐洲巡迴，首站是英國倫敦的白教堂畫廊（Whitechapel Gallery），接著是法國亞爾的梵谷基金會美術館（Van Gogh Foundation），最後則是德國的比利菲爾德美術館（Kunsthalle Bielefeld）；^[5]不少文章藉此盛會深入探討女性抽象畫家，自然也述及母親這段時期的創作，我就不再多所著墨。唯一能說的是，我喜歡母親的抽象畫，因為我對它們很熟悉——從兩歲開始到八歲為止，我一直看著她創作，今天家中仍舊掛有許多母親的抽象畫，尤其在他們位於瑞士提契諾州的聖彼得羅堡老舊的小房子裡。^[6]母親告訴我，有些畫是她一面抱著我一面創作的。除了繪畫，1960年代她也創作了一些不錯的陶藝，她最愛的主題是龍，現在我手邊還有一個造型是龍的陶器（1960），尺寸大約為28 x 23 x 23公分。另外，她也燒製一些小盤與花瓶，母親在巴黎有一個窯，後來在瑞士聖維塔萊河村（Riva San Vitale）也有一個。

 17歲以前，每年夏天我都會在琉森州的森帕赫站（Sempach-Station）度過，那裡有一個叫做「霍夫曼」（Hohforen）的小農場，至今仍然住著我的叔叔魯迪（Rudi）和他的妻子多莉（Dorly），還有祖母貝爾塔（Berta），夏天我待在農場的時候，都是她在照顧我：而這一點，關係到我父母的創作。因為他們得以在長達三個月的漫漫暑期裡，擺脫家庭責任，到瑞士各地旅行，主要去恩加丁河谷（Engadin）的村鎮，包括錫爾斯瑪利亞（Sils Maria）、鄰近的聖莫里茨（St. Moritz）、瓜達（Guarda），以及阿韋爾斯、克雷斯特與尤夫一帶（Averstal-Cresta-Juf），^[1]還有瓦萊州（Valais）的洛書堡山谷（Lötschental）、伯恩山（Bernese Alps）的貝阿滕貝格（Beatenberg）、^[2]西門塔爾山谷的倫克（Lenk im Simmental）這些地方踏青，隨身攜帶水彩在戶外寫生——見1960年代末一些瑞士國家公園的照片。他們幾乎每年回到那裡，通常會先步行一至二小時，再找一個理想的景點，畫上三到四小時，順便享用野餐，吃些米飯、蔬菜和蛋，然後返回他們在當地的落腳處。^[3]

母親的抽象路線一直延續至1969與1970年間，但早在1965年，她的風格已經開始轉化，變得更為具象。當時我們前往瓦萊州一處非常偏僻的洛書堡山谷，為此她畫了一幅十分秀麗的水彩，描繪法夫萊爾阿爾卑山村（Fafleralp）草地上的小碎石塊，^[1]看來頗具日式庭園的況味，卻沒有其墓園一般的佗寂氛圍，而代之以生機盎然的草地。從這幅水彩幾乎看不到原先的風景，但如果你曾經親臨現場，就可以在畫中認出。

我最喜歡的，還是1970年代的水彩和油畫，因為我對這些作品的記憶更深，其中有的仍然存放家中；相形之下，我對抽象畫作的印象就比較模糊，好像在夢中被迷霧籠罩一般。1971年，我的父母在聖彼得羅堡買下一小塊土地，用石頭與木材自己蓋了一棟房子，類似典型瑞士山間小屋與日式木造住宅的混合。房子被大自然所環抱，一覽無遺的落地窗不加遮簾，因此，母親許多油畫都是描繪窗外的景觀，猶如從日式房子裡看出去一樣。每年春天，客廳窗前總是繁花盛開：綻放的銀蓮，有時伴隨著鳥或蝴蝶，就是她最愛的題材之一。^[2]在家的創作主要是油畫或大幅水彩，戶外或旅遊時的寫生則是中型的水彩，大約38 x 50公分。另一件我最喜歡的作品繪於1982年，也是她最小的畫作，尺寸僅有20 x 21公分，非常適合隨行攜帶，掛在船上或飛機上，儘管目前為止我尚未試過。^[3]這件作品的標題是一句短詩Autunno erbe riscaldare il cuore，中文意思「秋草潤心」，畫面上是晚夏繽紛的各色鮮花。母親愛花，會在畫作的背面或另一張紙上，甚至用貼紙記下她們的拉丁名稱。可惜其中許多已經佚失。

 在這些我所鍾情的畫作當中，還有一幅我也十分心儀，就是1971年的《舊時月色》（原文為Noree by Night，諾里夜色）。^[1]母親精心繪製了將近三個月，這件作品描繪晚間景觀，有葡萄園以及一片玉米田：許多葉子都是一片一片畫上去的，風格類似瑞士浪漫主義畫家羅伯．宗德（Robert Zünd，1821–1909），我們甚至可以看到一隻松鼠從樹上往下跑，寫生的地點是屋外的陽臺。遺憾的是，由於周遭大多已被劃為獨棟或多戶住宅用地，這片景觀不復存在。1971至2015年，母親家一向遺世獨立，但現在，房子的正前方預計將蓋滿八棟豪華的公寓大樓。^[2]

母親晚期的風格——大約2000年左右的作品——逐漸變得不那麼具象，尺寸也較大，通常有80 x 80公分。由於視力漸差，加上每週要花時間練習太極拳，無法再像過去那樣，耗費數月經營一幅小畫。因此，她把重心轉移到構圖、色彩及其意義上；這些作品目前主要都在歐洲，我稱之為她的「神秘主義時期」。舉例來說，她會在藍天上畫一個陰陽的符號；也對藝術之外的領域感興趣，像是占星術；並於1991年或1992年間造訪了巨石陣（從照片中可以看見母親在此寫生）。2000年前後，她描繪了許多樹，值得一提的有：四季中的春、夏，尤其是秋日用水彩所畫的栗樹，油彩的話，多半是木蘭或盛開的果樹，例如2002年的《綻放的花樹》（Blossoming Tree）。

影響我母親最大的，是一位來自法國的支持者與收藏家安德烈．康－沃爾夫（Andre Kahn-Wolf）。^[1]他手上有幾件母親的作品，並將其中一件連同其他藝術家的作品，一併捐贈給法國的美術館。1960年代末左右，他曾去信母親，內容大意是：「妳問我該畫些什麼，為何不試試點描派的風景呢？」^[2]父母在瑞士定居後，決定靠藝術謀生。母親的法國獎學金只提供到1961年底，臺灣那邊可能也幫不上忙；臺幣在這裡無法兌換，家人也沒辦法繼續資助。同樣身為畫家，父親曾在工廠兼職三個月，不過，主要他們還是堅持以自己的創作維持生計，而不是退而求其次，擔任美術老師或接案繪製肖像畫；為此，他們不得不調整路線，放棄抽象風格，專攻具象的風景和靜物，這樣作品在瑞士比較有人會買。1960年代初，抽象畫雖是時尚的象徵，但在琉森或提契諾州的鄉下一帶，仍然很難出售。只有一位來自蘇黎世克洛滕的收藏家，讓－皮埃爾．吉塞爾（Jean Pierre Gysel），向他們購買了數十幅抽象畫作。

於是母親很自然地將目光轉移到瑞士風景、花卉，以及偶爾的靜物上。她還說，抽象畫的結果太過隨機，是時候放棄了。我個人並不認為她的抽象畫是隨機的：它們通常不是百分之百的抽象，而且涉及了一定的技巧，例如1969年繪製的一幅藍紅相間的《無題》，畫面不只一層，可以看出結果並不隨機。

在法國，除了她師從的蘇維比之外，當時住在巴尼奧萊一處公寓的畫家朱德群，也對母親頗有影響，特別是她於1960至1968年間創作的抽象水彩。在這些作品裡，顏料被水帶動，隨機渲染溶合，效果類似她的老師朱德群的一些繪畫。母親還提到，她在臺灣的老師當中，有一位是末代皇帝的堂兄溥心畬，當時在臺北教書。

另一個啟發母親的來源是像史特拉汶斯基（Igor Stravinskji）、巴爾托克（Bartok Bela）、拉赫曼尼諾夫（Sergej Rachmaninov）這些當代古典音樂大師，以及摩登爵士四重奏（Modern Jazz Quartet）的作品。她每年都會參加盧加諾的爵士音樂節（Estival Jazz）與阿斯科納爵士音樂節（Ascona Jazz Festival），並在聽賞音樂的同時，畫下許多演奏者的速寫。^[1]她最喜歡的音樂家包括邁爾士．戴維斯（Miles Davis）、溫頓．馬沙利斯（Wynton Marsalis）、奧斯卡．彼得森（Oscar Peterson）等人。

母親和父親兩人與其他藝術家、畫廊主、藝評家的接觸有限，因為不喜歡那些藝術家波西米亞的生活方式——每次都帶著不同女友出現，徹夜聊不停……。1960年代在巴黎時，她曾獲邀與法國演員羅伯特．侯賽因（Robert Hossein）合拍電影，^[2]但母親希望能專注於自己的創作上，所以婉拒了。她與父親都過著非常規律和健康的生活，作息正常，吃飯睡覺的時間固定，不抽菸也不喝酒。母親極具魅力，父親不太讓外人踏進家門，因為他們對她比較感興趣。如果有藏家要向她購買作品，他會說那是他們喜歡異國風情。1970年代，那時家裡還未裝設電話，某天，瑞士聯邦藝術委員會的主席突然不請自來，父親把他打發走後，對方沒多久又折返，代表公家機關選了兩幅母親的畫作。^[3]父親大為失望，說這人根本不懂藝術。除了前面提及的師友，母親也受到一些無緣得見的藝術家啟發，例如：索妮亞．德洛內（Sonia Delaunay）的色彩理論，梵谷運用絕對純色的手法，以及漢斯．梅姆林（Hans Memling）、康斯塔伯（Constable）、達文西、雷諾瓦、高更、畢卡索和孟克。據我所知，她用的顏料是荷蘭泰倫斯（Talens）旗下的品牌，直接從管子裡擠出來作畫，不像父親會先調色。毫無疑問，影響母親創作歷程的前輩、師長與友人一定還有許多，遺憾的是，由於篇幅所限，未能一一提及，若有遺漏，在此表示誠摯的歉意。

母親的童年在日治時代度過，小學接受日本教育，班上只有她與周月坡和呂金環為臺灣人。終其一生，她都和日本同學維繫著良好的情誼，特別是大浦（Ohura Sue）與松本（Matsumoto）兩位女士。雖然從未去過日本，但母親會和她們相約在瑞士一起旅行。二戰結束後，原先在臺灣的日本老師被迫全數遣返，對此她感到十分失落，也不喜歡臺灣人向他們投擲石塊的行為。戰爭末期，美軍轟炸臺北，全家躲到外曾祖母位於士林的農場，因為食物不夠，不得不在樹林中挖樹根果腹；在學校裡，日本人會強迫他們整天坐在廣場上，只給一碗飯吃。母親除了喜歡藝術之外，還是一名出色的游泳運動員，曾經贏過幾場比賽。她經常在基隆附近的太平洋或東海岸一帶游泳；有次還被一隻蝠鱝覆在身上，跟她一起游了一會兒。平日都跟花鳥、蟲魚、動物們交談，林間散步回來時，會聽到她說：「我遇見了這隻鳥……」。

母親從小在臺北老城區，靠近龍山寺的萬華長大，後來住家被政府徵收，原地改建廣場或是拓寬道路。她的作品被歐亞幾個美術館收藏，包括臺北市立美術館、高雄市立美術館、西九文化區M+、瑞士穆吉奧山谷民族博物館（Museo Ethnografico della Valle di Muggio, MEVM）、法國斯特拉斯堡美術館（Musées de la Ville de Strasbourg）、法國羅昂堡的卡恩－沃爾夫典藏（Collection Kahn-Wolf，Chateau de Rohan）、^[1]德國比勒費爾德美術館（Kunsthalle Bielefeld Germany）以及法國穆然的藏家克里斯蒂安．萊維特（Christian Levett Collection in Mou-gins France）。

嚴格來說，母親既不是西蒙．波娃（Simone de Beauvoir）或維吉尼亞．吳爾芙（Virginia Woolf）那樣的女性主義者，也不曾抱怨女性在藝術或生活中的地位。對她而言，無論性別與種族，人人擁有平等的權利，皆可隨心所欲選擇自己想要的生活，這是再清楚不過的事了——雖然在日常生活裡，面對丈夫與兒子，準備三餐的時候，就必須有所妥協，不得不將畫畫與寫作擱置一旁。父親嫉妒母親以及她的作品，於是極盡可能地限制她，像是擺在一個玻璃罩箱裡圈養一樣。他在家裡也幫忙打掃、洗衣和買菜，儘管村裡女人會取笑他。60歲後，母親才獲得更多的自由，不再需要交代去處或報備遠行。2013年父親離世後，母親靠自己過著獨居的生活，但僅僅維持兩年。從很多方面看，她都不算是一個實際的人，經常會忘記喝水或吃飯，有時只記得買吃的給我們的狗，卻沒買給自己。母親很少抱怨自己的財務狀況，姨丈經常問她：「為何落入這種境地？」她總是回答：「因為我是傻子。」意思是她嫁了一個藝術家，她的丈夫是農家子弟，不是富商。2015年起，住在養老院的時侯，她會畫一些小幅的水彩，直到2017至2018年左右。後來她開始告訴別人自己未婚，而且從事國際房地產業務（完全不是事實）。我拿父親的照片給她看，她的評語是：「那個一天到晚要東西吃的煩人傢伙。」

2020年12月19日，母親在瑞士索倫戈（Sorengo）去逝，並長眠於瑞士聖彼得羅堡的墓地，但她的藝術仍然與我們同在。

*原文以英文寫作，Craig D. Stevens審訂，張至維中譯

李芝秋 Theobald Tsoe Ziu Brun

雙親為李芳枝與漢斯．布朗（Hans Brun)。1962年生於瑞士琉森（Lucerne），家中獨子，先後在蘇黎世大學（Zurich University）與聖地牙哥大學（University of San Diego）攻讀法律，並於瑞士盧加諾（Lugano）開設律師事務所。現居盧加諾，與妻子育有三名子女。年少時期，常協助父母佈展、運送作品、或在展場與觀眾聊天。1999年，替父親策劃展覽及出版畫冊；2000年左右，又為雙親各自建立專屬網站，介紹其生平與作品；2017年至今，已藉父母生前的工作室，為其策劃了五檔展覽。李芳枝慣用中文書寫日記，並以中日兩種語言和親友信件往返；1992年在臺北舉辦個展的作品仍留在北投。有鑑於此，李芝秋認為，母親的故鄉臺灣是這批文獻與作品最好的歸宿，於2022年捐贈臺北市立美術館。

圖／李芝秋 Theobald Tsoe Ziu Bru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