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種、賽伯格、後人類：從他者出發的政治倫理

從「現代」脫離「中古」開始，西方人文主義便不停建構「完美的人」。15世紀藝術家達文西透過對人體解剖的知識繪出一個維特魯威人（Vitruvian Man）作為人類的「神聖比例」。這個有著白人面孔、張開手臂的裸身男子，被視為人的原型，充滿人類獨有的力量與智性，佔據世界的中心；17世紀哲學家笛卡耳留下傳世名言「我思故我在」，他認為心靈與肉體是截然不同的組成，心靈雖寓居於肉體之中，但因其能夠思考而擁有超越肉體侷限的精神力量，使得人有別於純然由肉體組成的動物；18世紀啟蒙時代更進一步建立「自然」與「文化」的二分，將前者視為無法規訓的野蠻，而後者得以在人類對科學與工藝技術的追求下進步。19世紀演化論從生物吹向社會，進步與發展伴隨著工業革命成為主流，世界充滿對文化戰勝自然的樂觀期待，理性主義被包裝成普世性的價值，與大航海時代的船隻與槍砲征服一個又一個「原始人」生活的「野蠻之地」。

然而，近代史揭露了伴隨著人文主義與進步思想的，是殖民的血腥與暴力、是全球化帶來貧乏與困局、是資本擴張與以「自由」為名的治理，所造成的不平等與壓迫。在西方人文主義的傳統裡，屬於現代的、理性的、文化的「人」——如同維特魯威人所描繪的白人/成年/男性——始終只是少數的征服者，並不見容種族的、性別的、生命的、物質的他者。這些征服者將他者貶為附屬，並致力於維繫分類的界線。混種成為禁忌、模糊不清的交界地帶是危險的禁區。

但若仔細近看彷彿整齊、理性、分類嚴謹的現代，便會看見藏匿於界線與縫隙之間張牙舞爪的混種。早在基因編輯技術介入之前，農民就用嫁接或是育種的技法，突破單一作物原有的生理限制，生產出長在李樹上的梅子或是具有芋頭香味的稻米；在近代同志運動為同性戀命名之前，許多文化社會也存在著超越男女二元的性別可能，例如南亞的Hijra或是大溪地的Māhū；更不用說從人類誕生以來，便開發各式工具與機械來擴展身體的邊界、強化肉體的能力。性別與種族、人與非人、有機體與無機體，這些現代性建立的範疇始終是模糊且流動的。

甚至，在現代性對於科技與進步的追求中，混種不斷被生產，一再地挑戰各種分類與邊界。正如拉圖（Bruno Latour）所說：「儘管現代憲章否認混種物的存在及其可能性，這部憲章卻仍允許混種物增殖」。^[1]比方，生物基因技術的發展，讓人工生殖與代孕成為商品。當我的子宮可以孕育與我基因無涉的胚胎，並在我羊水裡與我體內的微生物共生共長，這樣的生命承繼的是誰的血脈？又或者，像是罹患漸凍人症的機器人學專家史考特摩根（Peter Scott-Morgan），透過醫療技術重建器官、將身體與機器結合，並將自我的數據留存成為人工智能的基礎，打造出能夠「正常」老化的「彼得2.0」。^[2]這些跨界混種並非特例，而是現代性下無處不在，卻又總是被視而不見的常態。

女性主義學者哈樂葳（Donna Haraway）提出無機物與有機物結合的賽伯格來思考混種的政治。^[3]對她來說，賽伯格混種是現代性下軍事瀆武主義、父權資本主義，甚至是國家社會主義的「私生子」，但正是這個私生子不純正的血統與缺乏忠誠的處境（situatedness），令賽伯格充滿反叛與顛覆的可能性。〈賽伯格宣言〉正是從他者的位置出發，挑戰以「完美的人」為中心的敘事。賽伯格混種從來就非天真無邪的「受害者」，其複雜的角色和矛盾的敘事反而令其產生強而有力的主體性來連結但不統一多重的認同，進一步推翻不受汙染的起源神話、並抵抗以認同為名的支配和征服。

哲學家布拉伊多蒂（Rosi Braidotti）更進一步從混種與賽伯格中，發展出「後人類」的遊牧主體性（nomadic subjectivity），來超越人與非人、文化與自然、主體與客體的二分。^[4]布拉伊多蒂強調後人類指稱的不是因為科技演化而創造出優越的「超人類」（transhuman）。「後」的前綴詞代表的是對「人類中心主義」的解構。生命不再只是有機物所獨有，而是在各種異質事物的連結與關係之中所生成（emerge）的「普遍生命力」（zoe）。後人類不再是邊界嚴明的個體，而是力量、流動、強度、激情在具體的時間空間中凝聚成為一個拼裝的身體。遊牧的後人類因此是自然與文化統一的連續體，是異質的生命力的暫時集合。

哈樂葳的賽伯格和布拉伊多蒂的後人類並非對未來的奇想，更不是「超人類」的存在，而是重新以他者位置出發，直面當代資本主義、軍事主義、種族與性別主義所製造的危機與困境。對她們來說，混種如賽伯格與後人類，反抗整齊的分類、純正的血統、不容他者的秩序和道貌岸然的正義。混種從來就不渴望支配，而是如同雜草般，廣納各種異質的生命力，在最含混不清的邊緣與裂縫之處生長，其生命力既帶來危機也產生轉機。也因此，賽伯格與後人類不只是對本體論的重新思考，更是一種政治倫理的宣言。

過去半個世紀，我們看見賽伯格與後人類在科幻與動漫的世界裡增生。動物與人的交纏混生是日本動漫中不敗的主題。《蟲師》描繪人蟲共生的世界，作為生命原型的蟲體，不可視見卻又如同暗夜裡的光芒，閃耀著驚人的生命力；《魔法公主》裡既獸既神又可幻化巨型人體的山獸神，一面賜予生命，另一面降臨死亡。又或者是《獵人》裡吃下人類而成為人蟻混種的嵌合蟻、《火影忍者》中被九尾狐狸寄身的漩渦鳴人、半人半犬妖的《犬夜叉》，混種都是力量的泉源。

除了人與生物的混種，機器與人的拼裝則是賽博龐克（cyberpunk）電影裡的主角。《攻殼機動隊》裡全身經過特殊改造的草薙素子、以及《銀翼殺手2049》承載真人記憶的複製人K，都是超越人類肉體極限，近乎完美的戰鬥義體人；從人類行為提煉出來的大數據加上演算法的機器學習，還可以孕育出充滿好奇、愛與豐沛情感的《A.I.人工智慧》大衛，或是與無數人戀愛成長的《雲端情人》莎曼珊。

科幻與動漫的世界開啟想像的可能性，如同德勒茲（Gilles Deleuze）^[5]所言，虛擬（virtual）並非代表虛假不真，而是朝向未來的潛能。虛擬與真實（actual）之間的落差，正是發現與創造的過程。可惜的是，對於人與自然、與物、與機器的混種生成的討論，我們仍然想像得太多，卻面對得太少。彷彿只要將賽伯格與後人類懸置在科幻中，讓想像世界得以脫韁，現實生活就能夠維持它的理性整齊、有條不紊的分類體系。但過去三年一次又一次的危機，讓反烏托邦近逼眼前，強烈地帶我們直面藏在理性主義與科學主義下群魔亂舞的混種生成。

2020年，從動物傳向人類的COVID-19病毒，在不同有機體之間移動、變種、演化，並引發全球百年大疫。COVID-19並非人類第一次遭逢人獸共通的疫病大流行。數千年來，天花、鼠疫、愛滋病、西班牙流感等，突破物種間生理屏障的病原體，一次又一次向我們揭示人與非人始終是交纏共生。這種交纏不僅是生物性的，更是社會性的。當病毒跨越物種藩籬散布疫病，並以驚人的速度穿越國界，一方面引發大規模的隔離封城，阻礙物理空間的互動，另一方面也促成生物科技的變革，並加速了不同領域的數位轉型。一場物種之間病原體的傳播如蝴蝶效應般改變了全球政治、經濟、社會、技術的地貌，這正說明了自然與文化並不存在明確的界線。

與此同時，人類也開始了史上第一次如此迅速且大規模的疫苗開發與接種。新的生物科技一改過去注射減活或滅毒的病原體來誘發人體產生抗體，改用注射病毒的片段基因密碼，讓人體細胞自己生成疫苗抗原來產生免疫反應。當我的身體學會成為病毒的工廠，病毒便不再只是外來的敵人，而是我體內伴我抵禦疫病侵擾的同盟。更有趣的是，過去疫苗的開發往往以動物作為病原載體，而今，搭配著基因改造技術，以植物作為載體的疫苗問世^[6]，更進一步突破物種的「界」線。這些比科幻電影劇情還要超展開的現實，向我們直問，人類的本質是否已經產生改變？抑或者，所謂「人的本質」從一開始便是虛構的神話？

當COVID-19全球大流行還沒遠去，2022年烏俄戰爭無預期的爆發了。鷹眼蜂群般的無人機戰爭改變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肉身對肉身赤搏、坦克對坦克碾壓的戰場型態。事實上，無人機運用在戰場上已久，二戰期間已見其蹤影。九〇年代美國在中東展開的一連串反恐戰爭，更大量使用戰鬥無人機進偵查與攻擊。直到烏俄戰爭，民間商用的無人機也加入戰場，以輕巧、難以偵察的特性，改變戰場的結構。在科幻電影裡，後人類的戰爭往往以結合了人與機器的賽伯格現身，但在現實世界，無人機戰爭則是散布四處的人、組織、機器、資料在各種介面的中介下，組裝而成既龐大又輕巧的後人類系統。無人機將大數據、人工智能、感應裝置、地理定位、遠端操控、雲端計算等數位科技的最新發展和槍砲彈藥結合。戰爭不再是短兵相接，駕駛也無需實體現身於戰場，演算法透過大數據計算出可攻擊的身體，在遠端的駕駛便可以如同操縱電子遊戲般，輕易地鎖定、轟炸、索取對象的生命，達到宣稱的「精準攻擊」。

但無人機並非如宣稱的「精準」，美軍派遣的無人機在中東的反恐戰爭便不時傳出誤殺平民的悲劇。根據英國新聞調查機構（The Bureau of Investigative Journalism）的統計^[7]，美軍在2010年到2020年間，於巴基斯坦、阿富汗、葉門、索馬利亞共發動過14,040次無人機空襲，殲滅估計8,858至16,901名敵人，誤殺910至2,200位平民、283至454名孩童。辯護無人機的陣營會宣稱無人機的投入減少了更多的傷亡；反對無人機戰爭的陣營則批評無人機讓殺戮變得容易，卻閃避了戰爭的倫理責任，把死亡歸疚於機器與大數據。無論何者，對於無人機戰爭的討論，已不能再用純粹人類中心的視角來數算生命。社會學家威爾考克斯（Lauren Wilcox）^[8]便指出，無人機透過演算法對於「生命模式」的計算以及視覺影像的判斷，創造出需要被保護的「我族的身體」以及令人恐懼的「他族的身體」。機器提供的線索永遠不足以合理化殺戮，唯一有效執行無人機戰爭的方式，便是積極地尋找「情感上」已被視為是威脅的身體。威爾考克斯用後人類的政治倫理敦促我們去思考在這個充斥人與機器混種的衝突現場，誰的利益與權力被維護了？哪些他者被犧牲了？人與機器要如何共擔責任？生命與死亡的重量又該如何估量？

混種、賽伯格、後人類既是我們身處當下的現實，也是面向未來的虛擬。面對充斥混種的當代，我們的任務並非復返從不存在的純淨和諧，或是重建以人為中心的倫理視野。相反的，混種的狂舞促使我們去正視「賽伯格是我們的本體論」^[9]，而「我們早就是後人類」^[10]的事實。賽伯格與後人類提醒我們從他者出發的政治倫理，打破以人類為唯一中心的視角，從混種的身體中正視人與非人、與物、與機器的交纏共生，接受存在於我們之間的多元異質，並且在差異之中尋找與憂患共存的方法。混種的世界不必然是陰暗無光的賽博龐克，它也可以是充滿生命力的烏托邦。因為虛擬是尚未抵達真實，因此更需要一種帶有混種倫理的重新想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