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的很抱歉，先生，我們的名單上沒有這個名字。」我站在馬尼拉圖恩旅館的櫃檯前，接待小姐查不到我的入住資料，出於禮貌，又再確認一次。我把行程表拿給她看：明明就有，上面清楚列著一條圖恩旅館的訂房紀錄。「啊！」她說，「原來如此，您預訂的圖恩旅館在艾米塔（Ermita），我們這裡是馬卡蒂（Makita）圖恩旅館。」到艾米塔還要一個小時左右的車程，但我已經疲憊不堪，只好先訂一間房在這裡過夜。很快我就發現，大部分的客人都只在此休息幾個小時——馬格蘭通訊社幫我找了一家休息的汽車旅館，而且不是第一次！這裡的網路比我吞了史蒂諾斯的腦袋還慢，一封短短兩行的電子郵件，前後花了兩個多小時，才成功發給巴黎的馬格蘭通訊社。
這25 年來一路上風塵僕僕，去過了上千回的旅館和機場，對我而言，最重要的事莫過於一夜好眠。然而，諷刺的是，睡個好覺也是我生命中最可遇不可求的事。
房間的床單上有一處血漬，不知道什麼原因，我想辦法盡可能離它遠點，躺了大概一個小時。
到了凌晨三點，我又餓又渴，又有時差，起身走到街角一家便利商店，才發現這間賓館位於馬尼拉紅燈區的熱鬧地段——難怪外面一直吵個不停。一步出大廳，四五名身穿短裙、踩著高跟鞋的特種行業馬上圍過來，問我能不能「給點生意」，沒辦法，本人只能「給點內容」。來這裡主要是為了UNFPA（聯合國人口基金）所進行的「生育健康計畫」，我告訴她們不是愛滋病防治的那種，其中有幾個聽了咧嘴一笑，周遭氾濫的霓虹燈照映在她們濃妝豔抹的臉上。
隔天，馬尼拉的UNFPA 建議我去附近一間比較安靜、便宜，網路又快的旅館。我打電話過去，他們說「是的，我們這裡有先生您的訂房紀錄，但您昨晚並未入住。」我不可置信的跳上一台三輪車直奔旅館，結果發現訂房的名字叫做Chi-Chang Chen，跟我的名字有點像，而且同樣來自臺灣！
抱歉，發牢騷了。過去37 個小時裡我大概只睡了4 小時，當晚還有多達7GB 的照片需要編輯。
不管怎樣，他們總算還有一個房間，所以那天稍晚我就入住；還不錯，也不貴，網路速度還算過得去，房間大概有馬卡蒂圖恩旅館的四倍大。櫃檯和保全人員看來像是才剛出櫃不久。
為了告知馬格蘭我一切安好，並且換了一家旅館，我給他們寫了email，附上我在當地的手機號碼，信末追加一句，「如果我遭到綁架，不用跟對方談判——他們要抓就抓吧——但別忘了從該死的圖恩旅館那裏把錢要回來。」
我把這段經歷告訴紐約的好友喬治，他回信：
「你聽起來跟那裏很不對盤。下次我到馬尼拉，一定要住馬卡蒂的圖恩旅館。不過我會訂新婚套房，感覺應該更加奢華。而且我相信那些特種的高跟小姐肯定會讓我賓至如歸。另外那個也叫CCC的臺灣人是誰，來找小姐做生意的嗎？總之，祝你在馬尼拉拍照愉快，我保證不會為你支付任何贖金，錢再少也一樣。
從我的iPad 傳送」
長途飛行時，心裡總會忍不住浮起這樣的感覺：地球上再也沒有任何地方，會比我所委身的這個狹小空間更能找到劃分如此清楚的階級體系了。從紐約的甘迺迪機場出發，當我在飛往台北的華航波音747班機上，跟著大家被圈在一起，魚貫移向機艙後方尋找自己的座位時，那些商務艙裡的人，早已一邊啜飲柳橙汁或香檳，一邊閱讀《金融時報》或《浮華世界》了。雖然說，不管你的座位是哪個等級，最終都會在同一時間抵達同一地點，但也有人例外。飛機在3萬英呎的高空航行了大約10小時後，我們聽到廣播不斷重複詢問機上是否有醫療人員。一些還醒著的人看著空服員在狹窄走道上匆忙來去，臉色蒼白有如藝妓。我們對眼前一切毫無頭緒，直到機長告知大家有一位乘客因為糖尿病在機上過世了，因此飛機必須緊急降落日本大阪的關西國際機場。過世乘客的遺體被搬到下層的行李艙，飛機也延誤了6個多小時。最後我們終於抵達臺灣，從空橋下機離開時，每個人都收到一盒巧克力以及口頭道歉；那麼，商務艙的乘客呢？他們收到了什麼？日本式的45度鞠躬謝罪嗎？
在德州南部的奧斯丁—柏格斯特國際機場的出境大廳外，我拍攝了一張俯瞰機場與跑道的照片，從那之後就發現，大概有二到四名穿著制服的人亦步亦趨跟著我。眼角餘光可以感受到兩旁身影掃過來的眼角餘光。一等我通過金屬探測門，三名高大肥壯的TSA探員將我包圍。
其中一人問我想要待在原地或者進到房間讓他們搜查，我說就在大庭廣眾下進行吧。他們戴上藍色的塑膠手套，花了30 分鐘搜查我的身體，從上到下拍遍每一處，不放過任何一根毛髮、一個毛孔。三公尺外，還有四、五位身著制服的警察，雙臂交疊放在靠近槍套的胸部下方，眼神犀利緊盯這裡。好戲結束，他們看來心滿意足，允許我在閘門關閉前五分鐘衝去登機口。呼！感謝上帝？怎麼可能！我敢打賭那三個探員回家後肯定會花個把小時洗澡，以確保衛生無虞。
2007 年底，當我要為《國家地理》雜誌進行「逃出北韓」專題時，總編曾經保證，過程中如果我與各國當局發生甚麼問題，只要在他權限範圍之內，一定會盡其所能助我脫困。但經驗告訴我，真要到不得不打電話給編輯把我從牢裏救出來的地步，那就表示我也不可能保有任何照片——這樣太不專業了！所以我做了一切必要的準備，成功避開可能會吸引歐洲長相攝影師的關注。種種資訊與情勢讓我相信，我不能從首爾直飛中國東北的延吉，否則一落地就會被公安盯上。於是我像背包客一樣，從中國南方一路旅行來到寒冷刺骨的延吉，以確保沒人跟梢——雖說路上也還是有無數的監控攝影機。
而我當然沒有制定任何撤退計畫。我能逃到哪？潛入日本海？還是遠走蒙古？又或是向北韓投降？跑？張乾琦跑不了！
在琿春這個位於中國東北邊境的小鎮裡，有一座寶塔俯瞰著中、俄、北韓三國。冬季時圖們江的江水狹淺結冰，最「適合」脫北者在暗夜橫跨冰面偷渡至中國。運氣好的話，會有基督教宣教士或在地嚮導（fixer）等著接待他們，帶往靠近北韓邊境的延邊朝鮮族自治州，藏身於無數匿名的庇護所之中。然後他們會盡可能低調，等上數週、數月甚至數年，直到脫逃計畫完成安排。沒有人知道目前有多少北韓人藏身中國。
崔宣教士把我介紹給三位脫北者，他們正等著踏上一段稱為「亞洲地下鐵路」的秘密路線。這趟旅程長逾五千公里，需要搭乘各種交通工具——公車、計程車、廂型車、火車、皮卡車——每一站都安排了當地的嚮導與庇護所。我與宣教士們一同出入活動、一同禱告，捐款給地下教會，並一同在延吉市的狗肉街吃當地特產的中藥狗肉湯。晚上，我要不就在網咖打發時間，要不就是請他們上館子吃飯、做做腳底與全身按摩。所有經費全數報帳。
等待啟程的時候，偶爾也會懷疑自己究竟是否，又在何時，會得到執行長下達的指令——執行長是我們給首爾的全牧師所起的代號，他以遠距方式協助整個行動，至今已經救援了千名以上的脫北者。終於，我們好不容易出發，前往下一站瀋陽，接著抵達北京，再繼續前往中國南部，趁著夜色，跋涉中寮邊境的叢林，又在凌晨三點坐上一艘載乘了十人的小船，橫渡湄公河。一到曼谷市中心的庇護所，脫北者的旅程就算暫時告一段落。在泰國移民拘留中心待了兩個月之後，他們會再度北上南韓進一步接受教育，嘗試融入一個繁榮的資本主義社會。
至於我，只需再次橫渡湄公河，船過水無痕的找到自己回去的路，彷彿從未越過邊境。
不知為何，柏林往西貢的航班時程被更改了六次，害我顧不得對神明的禮數，在阿布達比機場裡，一路倉皇狼狽的從22 號登機門狂奔至70 號登機門，中間還要通過安檢與金屬探測門。「As-salamu alaykum」願你平安，我嘴裡一面嘟噥著阿拉伯語的問候，一面背著重達35公斤的裝備走到自己的座位，航班EY441，編號19D，總算，我的老天啊，終於趕上了！感謝上帝，感謝佛祖，阿彌陀佛！呼！現在我應該可以在三萬英呎的高空上把《地心引力》這部影片的後半部看完吧，反正從左邊再算四個位子過去，就是這台A330-200空中巴士離我最近的緊急出口。
這不過是又一間無名旅館裡的又一次醒來。安眠藥的效力大概是三小時。現在幾點了？為什麼天色還這麼暗卻還這麼吵？窗外喧囂的摩托車聲如海嘯般自四面八方湧來，幾乎可以淹沒空中巴士A330的雙引擎聲量。即便戴著耳塞和耳罩式耳機，噪音依然無處不在。隔壁的房客整晚不停發出呻吟，用「大撞擊」來重新定義Big Bang這個被我們稱作「大爆炸」的宇宙起源理論，感覺整面牆隨時就要崩裂。打開電視，螢幕上正在播放越南字幕的《地心引力》。我半夢半醒，又或者其實是在夢遊。再過五個小時，還得飛到鄉下某個公社的健康中心拍攝影片，好替我在奧地利的家人掙點錢買米和尿布。
隔天早上，當我降落在越南東南部的金蘭國際機場時，還以為自己坐錯班機，到處都是剛下包機的俄羅斯人。除了五年前在莫斯科之外，我沒有在任何地方見過那麼多俄羅斯人！粗製的喇叭此起彼落的傳出俄語和越南語。這是哪裡？理論上應該是西貢以北三百公里處。金蘭灣在越戰期間原是美國的海軍與空軍基地，但最終，是腦袋厲害的人擊退了武器厲害的人，然後讓莫斯科大公國長期進駐。經過數十年，這座海灣已成為俄羅斯人最愛的度假勝地。
長長的白色沙灘上，只有俄羅斯人在做日光浴，他們享受著陽光；當地的越南人則穿著傳統的越南長襖（Áo dài），頭戴竹笠（Nón lá）遮蔽暑熱。對他們來說，皮膚白皙是王道：曬得棕黑的皮膚意味著農民或是底層的工人階級。
夜幕低垂。在泛光燈的照明下，摩托車從每條大街小巷奔竄而出，駛向四面八方。刺耳的喇叭聲震耳欲聾，將舒緩的海浪聲隔絕在外，越推越遠。
緬甸的旅館會在我住宿期間扣留我的護照。這裡一直是個典型的老大哥國家，最近才比較好些。如果想知道自己是否遭到跟蹤，很簡單，只消在炎熱的大街上丟下一張紙，往前走個20來步，然後轉身。毫無懸念，你會看到某人已經撿起那張紙，正在仔細端詳。
那是2008 年，納爾吉斯強烈颱風剛剛來襲。身處首都仰光（之前叫做大光）熙攘嘈雜的喧囂中，不得不承認自己正被監視與監聽。所以我表現得像是初來乍到的觀光客。眼線無所不在，提供情報的人比提供的情報多太多。
我靠著從嚮導那邊拿到的20幾張通行證，穿過伊洛瓦底三角洲，但一舉一動都被警察、官員、密探與眼線監控——有時則遭到阻撓。一次，我們在乘坐包船前往三角洲的路上停下來加油時，四個神情嚴峻的陌生人不請自來地跳上船，開始盤查我和我的嚮導，一位緬甸僧人，質問我們此行目的、到底想知道些什麼。與此同時，其他人則戳翻一旁我為村民所買的幾袋米，毫不避諱讓我知道他們是政府派來的密探——這也是一種恫嚇外國人的方式。
安達曼海是如此近在咫尺、風平浪靜，卻又如此遙不可及。我造訪了一座被納爾吉斯颱風夷為平地的村莊。有四千多個村民消失無蹤，約佔整個村莊百分之八十的人口，連棕櫚葉小屋也難以倖免。待在伊洛瓦底三角洲上這個絕望而無助的小村莊幾個小時，聽完另外一位當地官員快速的「介紹說明」之後，我被趕回船上。這是一個充滿人獸屍臭的蠻荒之地，但我沒能親眼目睹「三角洲上大英帝國最囂張、最大隻的蚊子。」蚊蟲叮咬的紀錄是在上緬甸的曼德勒所創下的，那裡以摩托車、僧侶及蚊蟲聞名。
不過，比起2011年我在中國東南方福州鄉下的一處濱海村莊所遭受的吸血大軍攻擊，緬甸的蚊子簡直可以算是囁嚅了。抵達漁村的隔天清晨，我用原子筆圈出每個叮咬處，總共125個——這還不包括太陽曬不到的部位。我只能在鼻孔、太陽穴以及伸手所能觸及的紅腫膨疹上，塗擦虎標萬金油略為緩解。
比起蚊子帶來的瘧疾，愛滋病在坦桑尼亞首都三蘭港的塔梅卡區更為猖獗。藥癮者會於大庭廣眾下注射毒品，而且只要夠嗨，就會讓針管一直留在靜脈裡。更糟的是，他們會和信任的朋友共用針頭——如果你信任朋友，就和他們一起共用針頭。為了更貼近「世界醫生組織」（Médecins du Monde）所委託的這項計畫核心，我待在附近的小旅館，逐用藥的熱點而居。一晚，我又入住了一間旅館，房裡簡單擺了張一般尺寸的床鋪、一張桌子、一個小電視、一間淋浴間和一個約有100個保險套的盒子。保險套一定很便宜，不然就是需求量很大。我突然想到：不知為何，有個為美國雜誌工作的攝影師同行，會將保險套的開支拿去報公帳？聽說雜誌社拒絕核銷，但他的惡名已經傳開。或許一個人要貪小便宜才能累積財富。
幾年前，我在紐約市搭乘地鐵前往上西城。每個人都像往常一樣自顧自的事，直到一名腳踩高跟鞋，染著滿頭金髮的女士把包包掉在地上。雖然她可能不想那麼的備受矚目，但是從包包裡掉出來的東西，吸引了眾人的眼光：一堆零錢、小額美鈔、化妝品、衛生棉，以及很多很多的彩色保險套散落一地，而且就在列車長才剛用廣播告訴大家：「看到甚麼，立刻回報。」
時代廣場的監控肯定更勝以往，特別是從2001年9月11日那天之後。或許是因為紐約市民、附近的住戶，以及遊客多少都接受了生活當中無所不在的CCTV，他們在世界上最高、最大、霓虹閃爍的環形監獄中，行走如常，談笑自若。
回到緬甸，我在《國家地理雜誌》的攝影編輯獲得緬甸反對黨「全國民主聯盟」（National League of Demarcation）華盛頓特區辦公室的同意，允許我為翁山蘇姬女士拍攝照片。為此，我在仰光的麗景酒店一邊閱讀歐威爾的《緬甸歲月》，一邊等待全國民主聯盟總部的來電，前後總共坐了一週，如果換算成車程，大概是15分鐘的距離。
終於，我在隔天上午11點獲准為「女士」拍照。我一大早就起來準備，穿上我的籠基（longyi）與緬甸傳統白衫，配上一個彩色的克欽邦手織包（Kachin），當然，還要加上一雙涼鞋。嘴嚼檳榔，抽著當地的平頭綠雪茄（cheroot），除了膚色不比當地人黝黑，我看起來活脫脫就是一個華裔緬甸人。我在早上九點左右跳上一輛計程車。先在城北稍微打轉了一會，然後停下車，走進察殿飯店。在那裡先喝了幾杯咖啡，接著又點一杯柳橙汁，作勢等待某人出現。最後，我掛上一臉失望的表情，搭上另一輛計程車離開，帶我回到麗景酒店。半個小時後，我再度跳上另一輛計程車到裕札納飯店，距離全國民主聯盟總部不到100公尺。
我打扮的像是一個緬甸人，走路、抽煙的樣子也像，但這還是無法逃過情報人員的法眼，他們以全國民主聯盟辦公室對街的茅草茶室作為掩護，偷偷拍下我的照片。我結束拍攝工作後，又去了另外兩間旅館，然後在回到下榻的旅館之前，進到奈比多戲院看《創：光速戰記》。我已經完全想不起來當時電影演些什麼，但卻清楚記得戲院裡的觀眾在國歌開始播放之前，全體起立致敬。從我往後數過去十個座位，有個黑影蠢蠢欲動。我一安全回到旅館房間，就將所有的照片備份三份，分別藏在三個不同的背包裡。
我很清楚，在每一個見不得光的委託案中，編輯是不會接受任何空手而返的理由的，因為無法刊登「藉口」。我能做的，只有到場、拍照、閃人。就這樣。
2010年的夏天，我正要從仰光國際機場離境，操作X 光機的海關人員發現我身懷5,000美元，張張按著序號排列。其中一位若無其事從我的錢包逕自抽走一張百元美鈔。我馬上拿回鈔票，滿心不情願地換了一張50元的面額給他。他把50元丟還給我，當著哧笑的同事以及排我身後竊竊私語的旅客面前，又抓了一張百元美鈔。最後，他得到了一張百元全新美鈔，我得到的是一個全身而退。我把所有的狀況回報雇主，讓雜誌社為我報銷這筆支出。
在路上意味著遠離家園。有時覺得自己像是一只斷了線的風箏。這麼多年來的外出旅行，很快的，光靠視訊的螢幕交談再也無法取代實際的肌膚相親。我的第一段婚姻早已岌岌可危——我們在台北甚至嘗試過婚姻諮商，但仍於事無補。個人覺得，心理醫生可能還比不上算命師有用。我繼續旅行，前往世界各地，進行個人計畫或委託任務。
這份眾人艷羨的工作很容易伴隨著各種意想不到的危險：有自然的，像是一不小心失足滑落泥濘的懸崖；有政治的，如三不五時被關入獄吃起牢飯；也有個人方面的，像是在紐西蘭一間孤獨的浴室裡精疲力竭的崩潰。例子不勝枚舉，而所有的這些衰事，都還可以算是夜路走多了遇到的鬼。但對我來說，這項職業真正造成的傷害，是發生在家裡的，一段婚姻就此結束。
來來去去的時區交錯，讓我持續處於一種身心卡頓的疏離狀態——半睡半醒於無數伴隨著惡夢的詭異夜晚。總是獨自一人，有時孤獨寂寞。2009年，一個悶熱的夜晚，我信步走到曼谷熱鬧喧囂的娜娜廣場，不管台上或台下，穿著暴露的女孩身上全都標著號碼，在七彩的Disco燈下閃閃發亮。樓上，服裝的要求更加寬鬆，就是正面全裸，但她們還是有辦法找條繩子把號碼牌掛在身上。那天應該是聖派翠克節，因為我記得所有的女孩都穿著超緊身的綠色丁字褲，或是戴著翡翠色的飾品。在這場乖張的泰式買賣裡，人人都有價碼，而且可以根據泰銖的匯率進行協商。只要談好條件，就可以享受幾個小時身體的溫存。我在想自己究竟值多少。
2009年，為了參加第53屆威尼斯雙年展臺灣館的展覽，我離開了蠻長一段時間，回到台北幾週後，我淪落到睡在客廳的地板上。經過六個月反覆的口舌交鋒，終於是時候離開與離婚了。離婚的證人與結婚時同一位，真是夠朋友！房子當初是一個有名的新加坡建築師設計的，原本的理念是讓生活更加的順風順水，但我前妻並不擅持家，顯然我也一樣。
我只打包了攝影器材、幾本書和幾件衣服就上路了。再一次前往異地成為異鄉人，帶著一種該死的孤獨的自由感。我在馬格蘭的同事們大多至少離過一次婚。這是成為攝影師的代價之一嗎？問我的話，我只希望自己在這場席捲馬格蘭的離婚瘟疫中，已經復原了。
前一陣子我回到馬格蘭的紐約辦公室，在睽違了九個月之後，查看我的郵件。裡面只有美國國稅局的1099表單，以及一張馬格蘭同事勒內．布里（René Burri）告別式的請柬。對於死亡和稅務來說，確實沒有所謂方便的時機。或許，離婚亦然。
都已經在台北待了好幾個月，怎麼還覺得時差調不回來，而且一直頭痛欲裂？對付這種令人討厭的困擾，藥效最快的緩解之劑，就是飛去一個相差十二小時的時區。是在那裡，我認識了第二任妻子，並且迅速墜入情網。唔，愛像一種沒有時差的病毒。我們不是在加拿大的馬格蘭工作坊碰頭，就是在馬格蘭的紐約辦公室見面。最後，我搬到奧地利與我當時的女友一起，先是待在維也納，再來是格拉茲。格拉茲究竟位於何處？答案是維也納以南兩個小時的車程，也是我妻子成長的地方，她所有的親朋好友都在那裡。我會建議大家，到此旅遊要隨身攜帶墨鏡——那裡沒什麼有色人種。我第一次在格拉茲遇到一位黑人時，真是開心極了，還寫信把這件事告訴紐約的喬治。他回覆我，那個黑人可能也已經廣發email 昭告親朋好友，說他在格拉茲看到一位亞洲人！
我早已習慣置身未曾去過的異地，周遭全是陌生的面孔和不諳的語言，但卻沒有料到，到了54歲，還得從頭開始學習基礎德文，才能與妻兒一起留在奧地利。德文這語言真是天殺的刁鑽，又難聽得要命。雖然我會講好幾種語言，但德文大概是我的死穴。
2008年的春天，我在前往奧斯陸參加一場講座的途中，順道去了一趟倫敦，探望因為肝癌正在進行化療的馬格蘭攝影師菲利普．瓊斯．葛瑞菲斯（Philip Jones Griffiths）。他的精神看來不錯，在氧氣機的協助下忙著工作，時不時與他最後兩本書的出版商Gigi鬥嘴幾句。三個月後，我還清楚記得，自己站在曼谷素坤逸通洛默塞酒店外的花園裡，看著烏龜悠哉的在池塘中游泳，突然接到我們共同的朋友凱倫來電，告知我菲利普過世的消息。整個世界彷彿瞬間定格，那天傍晚，我買了一張曼谷飛倫敦的機票，好與我親愛的朋友道別，他是一位真正的勇士，奮戰到生命的最後一刻。
在紐約唐人街報導一位中國移民已故母親的葬禮時，我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臺灣總統出席現場為逝者致意。那是臺灣一次九月的外交出擊，時值聯合國大會準備之際。這張照片原可登上隔天頭版，但總統的隨扈冷不防抓住我，把我扔到殯儀館外面的莫特街上——永遠別跟有權有勢又有武力的對象衝突！我焦躁地等在外面，結果發現我的兩台萊卡M9數位相機都壞了。只好拿出塵封許久的萊卡M6，但相機包裡卻沒有膠卷！我的心裡幹醮不已，滿滿一身大汗。對，衰事總會發生，但為何總要發生在我身上！我被一些幸運餅乾給絆倒，絕望中試著抓住一支路燈——結果就在快要倒栽蔥地仆在地上時，倏然醒來，發現自己正孤身在不知哪邊的又一間旅館裡做夢，時鐘長短針的影子映在牆上。
我吞了一顆安眠藥，強迫自己好好睡上幾小時，然後又從另一個夢境醒來，夢境中，我前妻的前夫手裡揮舞著一把西瓜刀，赤腳穿梭在雪梨市中心的大街小巷追殺我。一群動也不動的塔斯馬尼亞面鴞從樹上緊盯這一幕，監視攝影機一樣的記錄一切，不放過任何角度、任何一刻。在我撞上兩名警察時，前所未有的倒抽了一口氣，但就是記不起那位前夫的名字！等我發現這兩名警察是「愛情部」大門站哨的警衛時，又再嚇了一跳。我的手機還設定在飛航模式，但我在哪？101號房？還是東京都心他媽的又一間房內附設大型液晶電視與假窗戶的愛情摩鐵？
不該再想明天的工作了，現在需要解決的是我慘兮兮的生理節奏與睡眠失調。我又吞了一顆藥丸，當作在吃M&M巧克力，希望能立刻入睡。但事與願違，我是如此心緒不寧，像一具走調的樂器，以至於聽得到自己的心跳聲越來越大，越不規律，彷彿那天晚上在西貢旅館的隔壁房間裡，那對沈浸在狂喜中的情侶穿透搖搖欲墜牆面席捲而來的陣陣呻吟與叫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