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造主場優勢：專訪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董事長林曼麗,談策展人時代中的台灣挑戰

1998年第二屆「台北雙年展」，邀請了日本策展人南條史生（Fumio Nanjo）策劃「慾望場域」，這是台灣首度邀請國際策展人所策劃的大型國際性展覽，也正式將台北雙年展從本土地區的位置推向國際定位，這或許是台灣自1987年解嚴之後，藝術能量劇烈爆發的1990年代期間，官方美術機構針對「策展」所做的最具企圖心的工作，而這個重要變革的主要推手，正是時任臺北市立美術館館長的林曼麗。

台灣於1995年開始，以國家館（National Pavilion）資格參加「威尼斯雙年展」（La Biennale di Venezia），儘管至2001年因中國阻擾因素退出，繼而改以使用美術館身分舉辦平行展（Collateral Events）；然而，台灣在此時期成功操作、密度頗高的國際能見度，讓執行過兩屆台灣館展覽的林曼麗意識到，倘若想在這個藝術話語流通結構當中被聽見聲音，那麼，設法去創造台灣的主場優勢，就有其必要與迫切性，因而決定將第一屆仍屬於台灣內部展演活動範圍的台北雙年展，以國際展的規格辦理^[1]。被賦予該政治性使命的台北雙年展，當務之急便是需要有策略性地透過國際人脈來奠定其國際性格，加上台灣當時仍缺乏具國際曝光度的策展人，因而林曼麗獨排眾議邀請外國人士策劃，希望藉由其國際人脈與策展專業，帶領台北雙年展正式轉型。到了2000年的「無法無天」，則邀請尚斯（Jerome Sans）與徐文瑞共同策劃，林曼麗認為，透過雙策展人的組合，能有效地讓台灣策展人透過與國際策展人共同工作的機會，來提升自我專業能力與國際能見度，而雙策展人（co-curator）機制，也延續至今共七屆的台北雙年展^[2]當中。不過，對此林曼麗顯然還有更多期待，她認為台北雙年展至今已走過20個年頭，如何跨越雙策展人的配置，或主要仰賴國際策展人拉抬展覽討論度，而能使策展人角色及相關策展工作真正落實到「台灣製造、台灣出口」，甚至是成為台灣城市國際交流的契機，可能是下一階段美術館、甚至是整個台灣藝術圈，都必須嚴肅以對的課題。

林曼麗於2000年轉任中華文化總會副秘書長一職期間，另一個帶領官方機構與民間企業（台新銀行）合作，針對策展模式所做的創新嘗試，則是從2002至2006年舉辦三屆的「台灣前衛文件展」系列展覽（Co2、Co4、Co6）。林曼麗認為，在台灣，固然是官方最具備舉辦大型展覽的資源與條件，然而卻也可能受限於公務機構內部的諸多限制，因而開始思考，是否可能另闢一條不同於公務機構操作的策展之路。因此，台灣前衛文件展雖然是由官方機構發起，但卻強調了其作為美術館體制外的自由、年輕的策展精神，在當時頗有與台灣國際性雙年展一別苗頭的姿態。台灣前衛文件展藉由集體策展人的協作及公開徵件，同時也串聯台灣當代藝術圈多個社群組織與展演空間，並整合跨界例如建築圈的創作資源等等的方式，打造展演與資源流通的平台，實際支持了本地年輕世代藝術家的創作，並試圖透過該活潑的策展機制，建立台灣藝術生態觀察的文獻基礎。

「如今這個時代中，策展已是顯學，這不僅在藝術圈中發生，表演等等的各式藝文活動幾乎都可以用策展的方式加以呈現」，林曼麗表示。除了透過展覽操作的方式來推動台灣策展領域進程外，林曼麗自2003年第一次擔任國藝會董事長之後，也開始針對國家的補助機制，做了頗大幅度的調整。國藝會以往自1997年起的業務主要為年度性的常態補助；然而林曼麗認為，國藝會當時施行的補助機制過於消極——公開徵件，之後審核通過便予以補助，容易流於補助零碎化而對藝術發展無太大實質促進作用；作為當代藝術的主要資源分配者，國藝會需要更為積極地回應藝術生態的發展需求，給予更多的支持，因而於常態性補助之外，增加了專案補助的項目，例如2004年開辦、至今對於視覺藝術策展領域至關重要的「視覺藝術策展專案」，便是此次變革重點之一，該專案也是國藝會首度明確地針對策展領域所做的補助。而後，即使林曼麗離開國藝會，但國藝會在執行視覺藝術策展專案的經驗基礎上，又於2008年進一步增設另一個扶植策展人的補助專案——「策展人培力」計畫，其在2010年更名為「策展人培力＠美術館」計畫，更加入了與藝文館舍例如：鳳甲美術館、關渡美術館、台北當代藝術館、蕭壠文化園區及北師美術館等合作，提供策展人空間與相關的行政資源。

對於國藝會這兩大策展補助專案，林曼麗觀察到，其至今已有各自清楚的定位。「視覺藝術策展專案」近年來的提案，有逐步擴張的趨勢，開始有更多與國際連結的規劃，這個良性發展，讓台灣的策展不再侷限於生產對台灣內部發聲的討論。而為了讓策展人能更好地策劃國際性展覽，因此2012年起，補助辦法調整為「國際駐地研究與展覽交流計畫」，讓策展人可先行至國外當地社群做比較深入或基礎的接觸與研究，之後再於台灣與海外兩地發表成果。此舉不但可以拓展策展人個人與台灣的國際連結網絡外，也可讓駐地研究成為策展人推動展覽的更大動能，讓展覽呈現更為完善。而「策展人培力＠美術館」計畫則較鎖定年輕策展人，這個專案最重要的一個積極意義在於，它媒合了美術館或相關館舍等機構的資源，林曼麗認為，策展人其實是個需要做許多複雜整合性工作的角色，除了基本的研究與論述能力外，還必須對空間規劃與作品呈現方式，有一定程度的瞭解，同時也需要與藝術家有充分的溝通，甚至是要與媒體或觀眾對話，又或者是向其他社群尋求合作與資源等等。而年輕策展人往往正是缺乏這些相關資源的支撐，透過「策展人培力＠美術館」計畫，除了能讓年輕策展人獲得直接的經費補助外，也能實際地學習到展覽各個層面的know how。

在當代藝文活動早已全球化的今日，台灣藝文也很難置身於這個結構之外，林曼麗認為，台灣藝文界缺乏如德國歌德學院、英國文化協會（British Council）或日本國際交流基金會（The Japan Foundation）等推動國際文化交流的大單位，而外交部也並無這樣的推動組織。自1996年成立的國藝會20餘年下來，當屬掌握台灣國內外藝文生態最為熟稔的官方單位之一，而如何強化國藝會角色，以去創造屬於台灣自己在國際上的主場優勢？在林曼麗2017年重新執掌國藝會之後，又於2018年將原有的「國際藝術網絡發展平台專案」中的七個平台項目^[1]，重新整合為單一網絡平台：「ARTWAVE-台灣國際藝術網絡平台」（ARTWAVE-Taiwan International Arts Network）^[2]。該平台仍強調與各方「協作」的精神，但在資源分配與交流中介上，則將過去讓七個小平台各自為政的作法，改以更為統整性的規劃，藉此主動出擊，與各國藝文機構與組織以及具指標性的藝術節、展覽和研討會等等建立連結，並促成更多創作者與藝文工作者與國際共創合作的關係。

於2019年10月舉辦的「CIT19：當代策展的新挑戰——國際論壇暨青年策展工作坊」（Curators' Intensive Taipei 19: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and Workshops），便是ARTWAVE平台於2019年最新展開透過策展概念的討論到實務工作研習，雙軌並行又一條鞭式的交流活動之一。林曼麗說，想要在國際任何藝術場域中有發聲的機會、又或者可以如何發聲，仍須取決於優秀的國際性策展人的引路，因而培育工作就極為重要。CIT19所做的正是這個嘗試，除了適時反映國際策展潮流現實給台灣策展工作者外，也努力打開與國際的對話空間。CIT19是國藝會與北美館共同主辦，委託立方計劃空間策劃執行，並與獨立策展人高森信男、台北藝術大學藝術跨域研究所教授林宏璋等人、台北教育大學當代藝術評論與策展研究（全英語）碩士學位學程（CCSCA）等各策展學程科系的師生，以及北師美術館、鳳甲美術館等其他藝術機構，合作相關活動、紀錄整理與策展論述線上資料庫的經營^[3]。

CIT積極推動國際交流的工作，首要目標為聚焦亞洲，尤其是東南亞與南亞等地區，「雖然策展是西方的概念，但我們不是要跟著西方國家走，而是要回到亞洲的內容和議題」^[4]。因此，CIT國際論壇中以「當代策展的亞洲語境及其超越」（Contemporary Curating Rethink: In the Context of Asia and Beyond）為題，邀請了「橫濱三年展」（Yokohama Triennale）策展團隊印度「瑞克斯媒體小組」（Raqs Media Collective）、2022年德國卡塞爾「文件展」（documenta, Kassel）策展團隊「ruangrupa」等國際策展專業人士來台交流、考察。另外，國藝會也於11月在印度德里舉辦的「亞洲策展人論壇」（Asian Curatorial Forum）中，安排孫華翔副執行長、高森信男與北藝大教授、同時也是關渡美術館館長的黃建宏前往參加。

除了參與國際討論外，國藝會也將觸角伸向與這些地區國際性的雙年展，做策略聯盟，帶領台灣藝術家向外出走的機會。例如2019年10月開展的第15屆「日惹雙年展」（Biennale Jogja），即首次規劃了台灣國家館（Bilik Nasional Taiwan），此為國藝會與日惹雙年展基金會（Yayasan Biennale Yogyakarta）共同策劃，國藝會並協助台灣國家館策展人，同時也是日惹雙年展基金會總監、印尼策展人的斯瓦斯帝嘉（Alia Swastika），來台做相關的藝術家研究，最終選定四位藝術家：Betty Apple（鄭宜蘋）、陳思含、林羿綺以及李勇志參展。未來，國藝會還可望與其他重要國際展覽例如文件展、「雅加達雙年展」（Jakarta Biennale）、「伊斯坦堡雙年展」（Istanbul Biennial）等開展進一步的合作關係。

被徐文瑞稱之為「策展人的策展人」^[1]的林曼麗，期許國藝會在內部將政策工具重新做一垂直的整合之後，能提供台灣策展人、藝術家與相關工作者更多豐富的資源，「國藝會不該只是關起門來只給經費補助的單位，而是需要更周延、全面的規劃，才能真正地對台灣藝術生態做出更有利的回饋」^[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