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板上的學校

我第一次接觸數位介面和影像系統是在住家附近一間小小的錄影帶出租店，花上大約 1 雷亞爾（巴西的貨幣單位）就可以與其他人共用電視玩一小時的電玩。我坐在地板上玩，其他孩子在身後排隊等待。當中一人操作時，其餘的人在旁邊看、出主意、尋找捷徑，一起試著破譯那些沒有人讀得懂的東西。時間有著不同的重量，每一分鐘都有意義。

那些遊戲多半是我們都不會的日文或英文。沒辦法解讀選單，說明也沒什麼幫助，遊戲的目標更是模糊不清。但我們還是玩了，在不斷試誤中學習：反覆操作，觀察它在螢幕上的結果，記下某個位置，連結聲音與特定的動作。漸漸地，我們用身體建立起一套詞彙，遊戲不再那麼難以理解。在讀懂遊戲的語言之前，我們先學會操作它們的系統。

數十年後，當第 14屆巴西阿雷格里港南方共同市場雙年展（Mercosul Biennial）參展藝術家名單公布時――我也是其中一位參展者，我開始逐一研究這些藝術家的作品。也就是在那時，我知道了李亦凡。搜尋結果首先出現的，是李亦凡「2021 CREATORS 工作室開箱」駐村的紀錄影片。影片呈現他在遊戲引擎開發自己工具的研究，他並不只是用遊戲環境生產影像，而是讓工具本身成為研究的一部分。李亦凡關注的焦點不單是最終的圖像，還包括使圖像成為可能的各種方法。

我第一次親眼看到李亦凡的作品，是在南方共同市場雙年展期間於伊貝雷 · 卡瑪戈基金會（Fundação Iberê Camargo）展出的錄像《難忘的形狀》（2023）。螢幕上，一個怪誕的虛擬角色在演說，講述數位影像以及它所身處的宇宙是如何被建構出來。虛擬角色一邊持續生產電腦圖像，一邊評述自身被製造出來相關的技術、經濟與文化過程。演說帶著後設風格，影像不斷討論著自己存在的條件。放映時，有些觀眾發笑，有些則保持沉默。笑聲從未完整：面對一個始終拒絕被立即詮釋的影像，笑聲停了下來。這件作品要求持續的注意力，如同那些我們還無法理解就先學會玩的遊戲。

我在 2026 年的威尼斯感受到另一種層次。第 61 屆威尼斯雙年展開幕期間，在哈法艾爾．馮希卡（Raphael Fonseca）策劃下，普里奇歐尼宮的台灣館「鬱卒的平面：李亦凡」位於建築裡一個古老的房間。沿著普里奇歐尼宮行進，威尼斯街道的強光逐漸讓位給室內的幽暗。聲音開始在厚重的石牆間迴盪，眼睛需要幾秒鐘適應才能分辨散落在空間裡的形體。爬上樓梯，迎面而來的是像被肢解身體的巨大 3D 列印解剖碎塊。過了一會兒我才明白，這些人造的身體殘骸同時也是家具。裝置並未使觀眾與作品保持距離，而是將觀眾的身體實際納入其中，使人坐著、倚著、逗留在那些人造身體上，觀看一部持續模糊生物、介面與數位影像之間界線的錄像作品。一個奇特的迴路於是出現：真實的身體倚靠著人造身體，只為了凝視一些只存在於螢幕上的其他身體。

我也參加了在隔壁展間中馮希卡與李亦凡的公開對談。李亦凡提及自己工作方法的轉向：他放棄以關鍵影格和漫長剪輯為基礎的傳統動畫方法，轉而在圖像引擎中開發自己的工具。透過打造個人專屬的工具，李亦凡翻轉了藝術家與軟體之間慣常的關係。他把工具極限變成研究本身的一部分，而非只是單純接受它的限制。科技於是不再只是一組預先設定的資源，而是成為實驗的材料。

聽李亦凡提及 20 年前開始創作時使用的軟體，像是 Flash，我意識到我們共享著一種世代經驗。我們在非常不同的國家成長，卻見證了同一場技術變遷。我們這一代看著電玩從單純的娛樂逐漸成為一種語言，經歷軟體、作業系統與硬體的快速淘汰，也學到每一種工具都蘊含某種特定想像與建構影像的方式。

我們這一代的視覺養成也不僅止於電玩，同時伴隨著家用網路的普及、網路論壇、Flash 動畫、最早的線上影片，以及彷彿每隔幾年便重新制定自身規則的數位環境。我認為李亦凡的創作正是從這個歷史脈絡發展而來，並非對技術的戀舊，而是對一段共同的世代養成經驗的反思。  

這層關係清楚展現在展覽的主要作品裡：一件循環播放的長篇影像描述一顆眼球的返家旅程，途中，虛擬的人體器官談論著人工智慧、3D 建模與網路文化。當中的角色面臨技術崩潰的邊緣，口吃、錯訊，像是同時開啟的多個瀏覽器分頁裡破碎的意識。影像極度怪異，一具模擬人類血肉的人造屍骸 ，開口談論的卻是程式碼。眼睛不再是觀看的器官，而成為作品的主角；數位空間獲得近乎實體的存在，抵抗著立即的消費，藉由影像中更迭的像素，節奏鮮明地改變著這棟歷史建築的色彩。

我發現，展覽的建築空間彷彿讓位給了體驗。沒有人快步穿越展間，有人或坐或倚在雕塑上全然沉浸，有人則選擇坐在地板上或是站著，而影像在沒有宣告開始與結束的情況下持續播放。裝置裡有某種特質暫緩了參觀雙年展慣有的匆促。人們留在那裡、看完作品，才走向下一個國家館。就是在那時，眼前的場景召喚出我多年未曾觸及的畫面——我回到錄影帶出租店的記憶裡，再次看見那群孩子在半明半暗中擠在一起，眼睛盯著映像管，摸索著沒有人理解其語言的遊戲操作方式。如同在威尼斯，人們不只是盯著螢幕看，我們一起停留，試著理解一個還不知道如何解釋的系統。

20世紀轉入 21 世紀之際，錄影帶出租店的地板是我們發現世界的所在；在威尼斯，坐在散布於普里奇歐尼宮中的身體碎塊之間，是同一種面對影像的姿態。李亦凡的作品不只是要我們觀看影像，而是要我們停留在它所建構的時間裡。面對一個與我們如此深刻交融的數位化世界，我突然懂了馮希卡在策展中連結杜勒（Albrecht Dürer）版畫《憂鬱 I》（Melencolia I ，1514）的用意。版畫裡，被幾何、科學與藝術工具環繞的憂鬱形象無法完全釐清眼前的世界。在《鬱卒的平面》裡，那些工具似乎以另一種形式重返：圖像引擎、虛擬角色、演算法與介面。這些工具並未消除不確定性，只是賦予它一種新的語言。

最後，我相信理解一個系統與棲居其中是兩回事，童年的電玩直觀地教會我們這個差別。李亦凡的作品像是在另一個脈絡裡把它找了回來：他的影像之所以不容許被快速消費，是因為它們的生產從來不只是為了被看見，而是為了讓觀眾穿行其間。意義並不先於經驗；意義在經驗中湧現。

（譯／徐詩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