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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專題
特別企劃 台灣戰後建築
Features: Taiwan Architecture from After World War II through 1980s

「1970大阪萬博中華民國館」事件簿

An Event Instead of An Object: ROC Pavilion at EXPO '70, Osaka

2021年9月24日,清華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吳光庭教授在本館辦理的台灣戰後建築閉門講座中,以1970年大阪萬國博覽會的中華民國館為題,講述當時「中華民國」的時代背景、館體設計的歷程,以及貝聿銘參與的實況及其扮演的角色,乃至中華民國館對貝聿銘往後建築作品創作的意義所在。吳光庭特別指出,正因為建築「實體」如今已不復存在,它反而成為一個台灣建築史上的歷史「事件」。對於一個具有豐富歷史內涵的事件,若無歷史檔案的參照,便無法重新啟動歷史記憶。

特別企劃 台灣戰後建築-圖片
特別企劃 台灣戰後建築-圖片
文| 林怡秀 Yi-Hsiu Lin 藝術文字工作者

主編語

1970年大阪萬國博覽會舉辦的場地,現已改成紀念公園(如下圖)。中華民國館的建築館體已不復存在,當年中華民國館的舊址上立有說明牌,供人憑弔:

基地面積:4,150m2 建築面積:1,099m2 總樓地板面積:2,188m2 建築高度:32.9m 結構:鋼筋 造價:340 million yen

由世界著名的建築師貝聿銘帶領一群青年建築師所設計的展示館,運用中華民國固有的靜觀內省精神,追求現代建築的設計原則——簡約而饒富變化的形式美。平面佈局上,將基地劃分為8等分,配置了展示館、餐廳和廣場,其中,展示館由兩座三角柱形的建築物構成,兩者之間以三座玻璃帷幕空橋和屋頂相連結,象徵著漢朝皇宮的大門,強調與其他各國的長遠交流。

日本吹田市萬博紀念公園中華民國館原址現況(圖片來源:許麗玉提供)-圖片
日本吹田市萬博紀念公園中華民國館原址現況(圖片來源:許麗玉提供)
日本吹田市萬博紀念公園中華民國館原址現況(圖片來源:許麗玉提供)-圖片
日本吹田市萬博紀念公園中華民國館原址現況(圖片來源:許麗玉提供)
日本吹田市萬博紀念公園中華民國館原址現況(圖片來源:許麗玉提供)-圖片
日本吹田市萬博紀念公園中華民國館原址現況(圖片來源:許麗玉提供)
資料來源:第二回日本建築祭實行委員會寫真集部會編,架構.空間.人間──日本萬國博建築寫真集.資料集,1970年6月,頁38。

2021年9月24日,清華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吳光庭教授在本館辦理的台灣戰後建築閉門講座中,以1970年大阪萬國博覽會的中華民國館為題,講述當時「中華民國」的時代背景、館體設計的歷程,以及貝聿銘參與的實況及其扮演的角色,乃至中華民國館對貝聿銘往後建築作品創作的意義所在。吳光庭特別指出,正因為建築「實體」如今已不復存在,它反而成為一個台灣建築史上的歷史「事件」。對於一個具有豐富歷史內涵的事件,若無歷史檔案的參照,便無法重新啟動歷史記憶。基於此,本刊以上述講座內容以及所提示的線索為本,廣泛地蒐集檔案、文獻、媒體報導等歷史資料,再加以擇選、編排,嘗試梳理錯綜複雜的歷史演變的跡象,尋找出當時中華民國館成立的獨特語境,提供一個理解中華民國館在1968年至1970年間發展進程的可能性。

萬國博覽會

起源於中世紀歐洲商人定期經貿市集的萬國博覽會(Universal Exposition,又稱國際博覽會及世界博覽會),至19世紀起逐漸擴大規模與影響範圍,內容也自商業行為擴散到對各國當代文 化、產業、生活、藝術、思想等成果展示。1851年,首屆博覽會由英國艾伯特親王發起,於工業革命時代領頭的英國倫敦舉辦,藉以展示英國國力與工業實力。該屆由英國以鋼鐵及玻璃製成的「水晶宮」展館獲得特別獎,而當時展出多項工業革命時代下的嶄新機械,後來也成為以英國工藝美術、裝置及應用藝術為主的維多利亞與艾伯特博物館(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 V&A)、以科學發展為主題的倫敦科學博物館(Science Museum)等館舍之收藏展品基礎。因展覽會相關影響龐大,萬國博覽會相關規範於1928年由31個參與密切的國家共同簽署國際博覽會條約,其中雖未明定此博覽會舉辦的固定時間,但要求主辦國家需於預計開幕之前9年向國際展覽局(BIE)提出申請,由成員國經投票表決後籌辦。而隨時代與科技發展,萬國博覽會主題也跟著時代議題推進,如戰爭期間提出的世界和平、太空技術;20世紀以來與環保、生態、永續發展相關議題等。

 

萬國博覽會裡的中國館「中國館」

在萬博會中的參與歷史最早可自1851年倫敦博覽會水晶宮內的中國展室開始,獨立展館則於1900年巴黎世博會起開始出現,中國館自此一路歷經1915年舊金山博覽會、1964年紐約萬博會、 1967年蒙特婁萬博會,其展館建築都以中國傳統宮殿式設計為主,參展內容多以「傳統中國文化」為主,而非歷屆各國博覽會中所逐步追求的現代性討論。戰後,國民政府退至台灣,1966 年中國爆發文化大革命,蔣介石在台成立「中華文化復興委員會」,中國古典式樣新建築成為當時地方機構與相關館舍的主要設計風格,此風格最早可見於如臺灣銀行嘉義分行、高雄分行、南海學園、臺灣藝術教育館、臺灣科學教育館、歷史博物館等建築設計中。而當時參與許多台灣戰後公共建築設計,擅於使用鋼筋混凝土材料表現中國北方宮殿建築特色的楊卓成建築師(作品包括中正紀念堂、圓山飯店、國家兩廳院等),其設計的二座宮殿式中國館,也分別出現在1964年紐約萬博會與1967年蒙特婁萬博會中。從戰後到1960年代,中華民國政府的代表性與國際政治處境一直是執政者的憂慮所在,1967年,時任副總統兼行政院長嚴家淦訪美20天後的5月30日清晨,蒙特婁萬博會中國館起火,因當時館內無人留守,火勢持續延燒至上午七點、館內展品多被燒毀,損失估計約35萬元。

 

大阪萬博中華民國館

建築設計徵選1963年起,日本開始傾國家之力籌備將於1970年3 月15日在大阪吹田市舉辦的日本萬國博覽會,此次為亞洲國家首度主辦萬國博覽會,這也是日本繼1964年舉辦東京奧運會後,再次以二戰戰敗國身分重新進行國家形象建構、企圖展現先進大國 之姿的重要活動。

1968年,國民政府有感於內外國際情勢、經貿、外交等多重現實考量,邀請當時極富國際盛名的建築師貝聿銘參與中華民國館建築設計,最初貝聿銘以業務繁忙等原因有意推辭委託,最終在父親貝祖貽遊說下同意擔任競圖評審,在這場由經濟部主導的建館籌備過程中,可見政府企圖對外展現中華民國朝向現代化國家的嶄新形象。

1968年5月3日,經濟部以「中華民國參加一九七○年萬國博覽會工作委員會」名義於《中央日報》、《聯合報》刊登「中國 館建築設計草圖甄選」公告,繳交草圖截止日期為1968年6月 15 日。同年7月3日貝聿銘回台參與7月8日之競圖評選,並發表公開演講,該競圖評選共計27件作品參與,評選結果:第一名熊起煒等七人所組成的Atelier Cambridge、第二名蘇澤、第三名虞曰鎮。評審委員會主席為經濟部次長張繼正、委員為貝聿銘、王大閎、陳雪屏、葉公超、黃顯灝。大阪萬國博覽會工作委員會後於經濟部會議室舉行,會中討論展出構想大綱及館舍外型設計,最終決議中華民國館由貝聿銘及其事務所指導,以合作方式與邀請得獎團隊參與及設計。

貝先生與我們相談了二個多小時,......當時的結論是:由李祖原與朱鈞代表我們這個組織,參與中國館的設計,貝先生提供他事務所的支援,並主導、協調。但後來實際回臺灣,又到大阪負責設計、施工作業的,是李祖原與彭蔭宣二位,彭則是貝先生事務所代表。

資料來源:陳邁,習築憶往,建築與文化出版社,2007年,頁98-99

1968年11月13日,貝聿銘再度抵台,率領設計團隊成員向經濟部進行簡報,16日行政院新聞局召開記者會,貝聿銘說明中華民國館設計理念。設計公布後,中華民國館建築設計持續修正,最終版於1969年3月定案、破土施工,由日本株式會社大林組協助營造,1970年2月正式完工。

中國館建築及展出的設計,嚴格講來,是「貝聿銘小組」的智慧結晶,這個小組包括六位成員:總負責人是貝聿銘自已(他給自已所定的職銜名稱是「協調人」Coordinator);負責建築設計的是彭蔭宣、李祖原兩位建築師;負責內部裝璜、佈置、擺設及展出設計的,是翁興慶及榮智江、榮智寧兄弟。

資料來源:黃天才,〈一九七○年日本萬國博覽會中國館工地巡禮〉,《中央日報》,1969.07.07

 

捨棄傳統造型的設計

1970年,中華民國館以「中國──傳統與進步」為題參與大阪萬博,由貝聿銘團隊設計建造的館舍位在大阪萬國博覽會場的日本主題展覽館西側,緊鄰博覽會地標「太陽之塔」,館舍佔地4,150平方公尺,建築面積1,099平方公尺,展覽館高32.9公尺,入口處裝置由藝術家楊英風所做,高10公尺、寬9公尺、長11公尺,以書法筆觸為發展概念的不銹鋼雕塑作品《鳳凰來儀》。當時,貝聿銘捨棄古典造型的設計也曾引來「中國在哪裡?」的質疑,對此,貝聿銘表示:「在建築藝術上來說,是採取中國『庭 園式』的建築,而不是『宮殿式』〔......〕在6個月的展期中,我們要表現的是活潑而多變化,輕鬆而有戲劇性,是像劇院形式的組合。中國文化不是一個小小中國館所能代表的,我們只能盡量表現它的精神,而不是拘泥於形式。」李祖原也在〈中國館設計之回顧〉中寫到:「我們並沒有特意去表現中國的傳統風格,但因為我們都深受多年中國文化薰陶,無形中,便在作品中注入了中國的精神和特性。」中華民國館設計在公開徵選、貝聿銘接手以策展方式主導後,在原公開徵件的設計圖中重新調整其整體配置,先將基地切分成八個18×18公尺的正方形,再依此發展為以空橋相連的兩個三角形展間,在密閉展覽室中參觀後,觀眾行經玻璃天橋時可藉由視覺空間的遠近切換進行休息,藉由連續性 的觀看動線與將中國特質重新內化的空間想像,落實對現代空間的設計實踐。

統籌協調(Coordinator):貝聿銘
建築師:彭蔭宣、李祖原
展示設計:翁興慶(萬戈)、榮智江、榮智寧
設計指導:葉公超/中華民國政府行政院政務委員、陳雪屏/中華民國政府行政院政務委員、
     李濟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許倬雲/台灣大學教授兼歷史系主任
雕塑﹝鳳凰來儀〕:楊英風
展品製作:郭清治、曾謀賢、並木菊雄、董敏、秦凱、袁祖年、
     吉向秋月七世、吳讓農、朱義朝、莊嚴、莊靈、胡漢綿
營造商:中華工程公司、株式會社大林組
內部展示工事:白水社、OMEGA電氣工業有限公司
雕塑﹝鳳凰來儀〕鑄造:田島順三製作所
中華民國館政府代表:瞿荊洲
中華民國館政府副代表:吳玉良
中華民國館館長:楊乃藩、劉維德
發行:大江貿易公司(代表:閻承惠)、株式会社ニュー・ジャパン・インフォメイション
製作:李嘉
編輯:翁萬戈
協力:安雙久夫、杉浦英二
攝影:董敏
印刷:凸版印刷株式會社

資料來源:時中華民國交通部觀光事業營部製作的中華民國館專頁,頁48。

1970年「中國館」的定位角力

國民政府自1949年底遷台,隔年韓戰爆發,美國在其全球戰略佈局的考量下,將台灣視為美國在東亞地區防堵共產勢力擴張的第一島鏈,並自1951年起至1965年止,對台灣進行經濟援助,成為當時台灣經濟建設、現代化的主要推力。當時,中華民國政府的國際宣傳,包括萬博會、世博會等相關參與及展出內容,都有強調自身作為中國的合法代表性的意圖。1967年2月《中日友好貿易協議書》在北京簽訂,國際情勢的變動使中國館在1970大阪萬博會的登場顯得更具政治性,由貝聿銘設計的大阪萬博中國館成為向國際營造國家形象的重要行動。1970年4月,時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總理周恩來宣布「中國日本貿易四原則」,要求合作之日本工商業須切斷與台灣的經濟往來,1971年10月,聯合國大會2758號決議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成為中國唯一合法代表,中華民國被終止聯合國會員身份,1974年的美國史波肯萬國博覽會,為最後一次以中華民國名義參與萬博會。

本館介紹中華民族過去對世界文化的重要貢獻和今天生活在自由民主世界的中國人對人類社會進步合作與繁榮的辛勤努力以顯示我們對於中國古聖所揭示的「天下為公」理志的實踐
中華民國五十九年三月十五日 蔣中正

資料來源:1970 年 3 月 13 日中央社記者陳永魁攝。

註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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