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內外交互作用的演進脈絡中，台灣美術的處境，正應驗了本世紀以來的一種普遍趨勢——美術與其他文化項目之間的有機關係，正日益快速而緊密。」
——林惺嶽，《台灣美術風雲40年》（台北：自立報系），1987，頁15
1980年代前後是「內外」交相激盪的時期，因為台灣1960、1970年代在實驗與文化上的思想醞釀和經驗積累，已經在鬆動的社會政治中投射出對1990年代的許多期許，積累與期許兩股能量之間的劇烈衝擊就發生在1980年代，而產生出許多不同層次的「內外」激盪。特別在現當代藝術的發展中，就廣褒了機構與社會、台灣與國際、藝術的體制內與體制外、視覺藝術與其他藝術、意識與社會等等內外關係，而且由於人的流動，不同層次的「內外」之間也不乏深入的交集關係。
內外激盪、流動性人際、事件交集幾乎足以勾勒出「就地創生」的跨領域特性，從美術到現代藝術、再到視覺藝術與當代藝術，我們甚至在1980年代的相關事件和發展中，發覺已經非常難以單一名詞來描繪指認藝術的「本我」（ça or Id），換言之，關乎視覺的藝術在1980年代的台灣文化狀態下，彷彿在這些層疊激盪下展開和外部或他者的多方接觸與感染。正如林惺嶽所言，這種通過視覺經驗而觸發的各種連結與思考，已經使得經由視覺進行的創作很難用單一概念來進行歸類與區分，這是一種「跨域」的藝術實驗。
因此，在這大環境激盪下所產生的藝術現象，並不只是林惺嶽所闡述的有機關係而已，同時迸發巨大能量的其實是陳界仁在幾次訪談中重返當時情境所說的「亂作」，「亂作」既可能是機構外的特殊語彙與表達，也會是在機構外打開批判性空間和場域的行動，同時在「跨域」的聚集與合作中讓知識更為活絡地成為交往和溝通的工具，這些跨越成規與知識的「實驗」，儼然在當時並非所謂的藝術傳承，而是以藝術進行更為普遍而激進的「對話」。在這一「藝術跨域．八○」專題企劃中，我們可以通過石瑞仁對於1980年代藝術現象的描繪，以及石瑞仁、吳瑪悧、廖仁義的對話側記等等，這些關乎視覺藝術的見證看到「跨域」和「解構」的力量，也可以見到那至今仍難以界定的狀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