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圖策展實踐中的思想脈絡與論述模型

回頭翻開台北雙年展（以下簡稱為北雙）歷屆策展人的簡介，我們可以發現，除了拉圖（Bruno Latour）以外，從1998年至今，似乎從未出現過非藝術或非策展專業的資深學者，以橫跨自然和人文科學的理論研究背景，主導北雙此一臺灣重要展覽的論述軸線。不過，會有這般特殊情形，不只是因為拉圖作為今日科學技術學（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與生態政治學（Political ecology）的重要學者，藉由其豐富的著作、教學和展覽經歷，精闢地回應了我們當前所面臨的各種生存危機。細心的讀者可能也會注意到，拉圖自2000年應國策研究院之邀第一次來臺演講^[1]、到2017年和2019年再度來訪交流的這20年間，其理論不僅透過陸續出版的譯本影響了國內各領域學者的研究視野，拉圖的思想，其實也早已與北雙知識生產的脈絡產生相當程度的連結。

譬如2004年，第四屆北雙的雙策展人之一范黛琳（Barbara Vanderlinden），即是援引了拉圖1999年的著作《潘朵拉的希望》（Pandora's Hope. Essays on the Reality of Science Studies）第一章節的標題，延伸出展題「在乎現實嗎？」之另一層面的意涵。^[1]十年後，第九屆北雙「劇烈加速度」的策展人布希歐（Nicolas Bourriaud），則在聚焦於「人類世」的展覽論述內，提及拉圖「物的議會」（Parlement des choses）的理論參照點。^[2]接著2017年，拉圖與策展人馬汀．圭納（Martin Guinard）在臺北市立美術館（以下簡稱為北美館）分享策展經歷之後^[3]，第十一屆北雙「後自然」於2019年出版的展覽專輯裡，亦收錄了拉圖一篇關於當今「失土」困境的短論。^[4]尤其，「後自然」此一關鍵詞在2010年已納入拉圖研究視野的情形下^[5]，其文章與吳瑪悧和范切斯科．馬納克達（Francesco Manacorda）之策展專文相互呼應、對話的狀態，實際上更彰顯出「拉圖思想」在北雙知識生產系統當中所具備的重要位置。值得注意的是，北美館館方在2019年3月公布第十二屆北雙策展人之際，上述一系列「拉圖思想」與北雙的連結和關聯性，即正式地開始從知識生產的另一面向上，拓展出「策展行動」的實踐路徑。

換言之，「拉圖思想」本身不只著重在各種理論與學術觀點的交織和開展，同時也蘊藏著相應的行動方案。於是，就「拉圖思想」中理論與策展實踐這兩個相輔相成的層面來看，我們或許可以為本屆雙年展「你我不住在同一星球上」提出幾個分析的切入點：倘若我們不僅僅單純地把此展覽視為學術討論下的視覺化工具（甚至是陪襯的教學材料），拉圖如何建立策展實踐與自身理論脈絡之間的關係？再者，我們如何在理論和策展實踐的相互對照下，回過頭來理解「拉圖思想」？而「拉圖思想」和展覽實際呈現的樣貌之間，又存在著怎樣的關聯性？

從哲學訓練出身的拉圖，在1970年代起踏入人類學、宗教、科學技術和社會學的領域時，大抵都是透過特定的學術研究單位和教育機關，使其論述能夠在進入這些社會機構的當下，或者說在「機構化」的過程裡，具體發展出自身田野行動和理論實踐方法的社會脈絡與基礎。^[1]這種透過「機構」（institution）來建立理論和實踐之間社會連結的模式，同樣也出現在拉圖參與策畫的幾檔藝術展演活動當中。特別是，拉圖與德國卡爾斯魯爾藝術與媒體中心（以下簡稱ZKM）的策展人共同策劃的四檔展覽：2002年探討再現政治與美學議題的「圖像衝突：在藝術、科學與宗教圖像之外」（Iconoclash: Beyond the Images Wars in Sciences, Religion and Art）、2005年反思民主與公眾參與機制的「讓物件公共化」（Making Things Public）、2016年論及生態危機的「重啟現代性！」（Reset Modernity!），以及2020年在疫情中集結各方創作者和研究者的「關鍵帶」（Critical Zones）。這些展覽的共通點，不只在於拉圖藉由跟ZKM的合作關係，建構起跨領域的團隊策展模式，更重要的是，其論述透過藝術展演機構、策展團隊和創作者們協力拓展潛在行動網絡的同時，也具體呈現出拉圖不斷強調之「思想展覽」（exposition de pensée）的策展實踐方案。但，何謂「思想展覽」？

2017年，拉圖受邀在北美館舉行論壇時，曾明述，「思想展覽」就如同致力於開創當前科技和技術潛能的科學思辨般，其核心意義正是在於，將展覽視為孕生「思辨經驗」（expérience de pensée）的場域（lieu）與媒介（medium）；而策展團隊和創作者經由此「展演－思辨場域」所共同組織的思想實驗，將得以進一步開展出各種跳脫社會常態的想像和批判行動，並以此改變觀者的思維與感受。^[2]這即是說，拉圖的「思想展覽」並非僅停留在理論思辨的層次，而是更著重於異質感性經驗和多元生活形式的想像與創造。

在公眾政治和實用主義哲學上影響拉圖甚深的美國哲學家杜威（John Dewey）認為，正因為藝術能夠激發人們想像的能動力和創造可能性的潛能，於是群眾在某一特定的文化場域經歷創作、審美和思辨的當下，方能有機會集體建構出潛在之政治共同體的倫理基礎。^[3]然而，對拉圖而言，「思想展覽」若要產生不同的審美經驗和想像的潛能，並在其中彰顯藝術內在的政治能動力，策展團隊就必須透過嚴謹的方法，在思想實驗的架構下組織作品、論述、創作者、和觀眾之間縝密且複雜的對話關係。2016年拉圖在「重啟現代性！」所率領的策展團隊，即是藉由「展覽田野工作手冊」（field book）的編輯和製作，發展出六項「重啟」的步驟與思辨方法^[4]，試圖以此循序漸進地引導觀眾在每一個已部署好的理論節點上，一步步開啟「思想展覽」所帶來的思辨經驗。

如果拉圖的「思想展覽」在引導觀眾和形塑觀展經驗的層面上，顯現出某種以論述為本所構成的「指導型」^[1]策展模式，其箇中原因，正是指向了拉圖不斷從人們直面的生存危機中所揭示的現象，亦即一種不知所措、失去方向（disorientation）的現代性徵候。例如，金融海嘯和極端氣候所呈現的社會動盪與生態劇變，又或者是貧富不均和勞動剝削所引起的焦慮恐慌等等。當這些盤根錯節的問題無法在新自由主義的金融秩序下獲得緩解，而迷走在國際地緣政治棋局內的各國政府與人民又顯得慌張失措時，「思想展覽」便扮演著重建「方向感」的導航工具，以特定的思辨框架來回應當前人們迷失的窘境，並且在建立起與作品交互對話的過程裡，激發觀眾不同的想像和感知經驗。

2020年的北雙，即是透過如星象廳般的思辨框架與系統，把不同星球的意象、論述和作品間的有機連結，歸類、配置在北美館三個樓層和戶外展場當中。尤其，分佈於各樓展牆上的星球引力網絡圖，則是更為具體地將「拉圖思想」轉化成可隨時參照的論述模型。然而，作為導航工具或引導觀展經驗之媒介的星球論述模型，並非是拉圖在規劃這次的北雙才開始發想、構成的。事實上，倘若回頭看其四年前在ZKM參與策劃展覽的思辨框架，我們便可以清楚地觀察到此一論述模型早期的樣貌與逐漸演變的痕跡。

2016年，拉圖在「重啟現代性！」的展覽田野工作手冊裡，即已企圖在蓋婭相關的論述發展基礎上，藉由六項「重啟」的「標準作業程序」來釐清和架構星球論述圖像的雛型。也就是說，如果蓋婭論述得以作為化解現代困境之藥引，那麼在正確吸收整體的思辨經驗之前，觀眾首先必須依循著事先預設好的理想導覽步驟，從第一個關鍵詞「在地」（local），重新理解「土地」（land）和「全球」（globe）在現代性之複雜情境下所衍生的相互依存與對立關係。接著，觀眾在重新意識到迷失方向感的當下，方能準確地隨著拉圖一起拋出「重探在地」的提問，思考共存的倫理基礎以及多層次且內蘊化（immanent）的生態連結。最後，在六個步驟的結尾之處，這一連串的思辨經驗將結合展場的作品與相關展演活動，共同形成串聯各種生態行動者的技術網絡，並以此重構在地多元、異質的共存土壤。

顯然地，從彼時到今日，「拉圖思想」的理論發展路徑和框架在四年間並無太大的異動，但2016年「重啟現代性！」的論述模型，相對於今日我們所熟悉的星球體系，卻率先選擇以三個相互牽引的「力場」作為再現其論述結構的視覺化符號。亦即，第一個標示為「土地」（land）的力場，在對立於第二個力場「全球」（globe）的狀態下，將促使第三個力場從「在地」的可能性裡，創生出蓋婭和共生連結的新興意涵。與此同時，這三個力場也會因碰撞和協商，而不斷維持著動態的張力關係。隔年，《著陸何處》（Où Atterrir?）出版後，書中的論述模型則變得愈加複雜。除了力場轉變為「吸子」（attracteur^[2]）之外，原本泛指在地、地球和蓋婭的第三力場，也被定名為「實地」（Terrestre），成為拉圖「著陸」概念的核心關鍵詞。而新加入的第四力場「離地」（hors−sol），作為相對於「實地」的另一端吸子，在此即是象徵著斷離在地多重連結的科技烏托邦思維。然而，2018年由於再現技術觀點的轉變^[3]，論述模型便開始從力場關係圖，推展至星球引力的網絡圖。尤其，該年拉圖在哈佛大學的演講簡報中，我們可以注意到「現代性」已不再是先前「本土－全球」相互拉鋸的鋒線，而是具象化為單獨的星球，並召喚著「全球化」星球的到來與擴張。但另一方面，「人類世」星球在拉扯著全球化之無窮欲望的過程裡，亦不斷地揭示地球生態資源耗竭的警訊與界限，同時延伸出「逃脫」和「維安」星球的拉力。此外，同樣牽引著「人類世」的「實地」星球，其所代表的價值和「現代性」碰撞之下，也進一步開展出「當代」星球潛在的在地行動者網絡。

相較之下，本屆北雙的論述模型，不僅減少了星球數量，此次「外交碰撞區」的設置，除了對應協商劇場的活動內容之外，兩年前較為複雜綿密的引力網絡，彷彿也因此被精簡化，而只單獨突顯出五顆星球各自運行的軌跡和交疊的狀態。不過，當觀眾參照著簡單明瞭的論述模型、漫步遊覽過各個星象廳時（見頁28?35），或許能夠更有餘裕地去探究和串聯不同作品的脈絡，並以此深化拉圖「思想展覽」所強調的思辨經驗與審美感受。

倘若我們再次回顧拉圖過往至今所參與策劃的展演活動，「思想展覽」的策展實踐方法，其實不斷地顯現出「拉圖思想」當中，組裝、銜接，乃至於拆解和重構各階段理論研究和行動方案的論述展演機器。這也意味著，當我們在藝術展演場域討論「拉圖思想」時，無法只單方面地透過理論研究的面向，來理解拉圖的策展實踐在其論述展演機器內所展現的能動性和運作模式。也就是說，如果藉由結合理論和行動面向的論述模型切入分析，並循著拉圖鋪陳好的導覽工具來體驗思辨經驗，我們方能在觀展的過程裡，持續思索「拉圖思想」與作品之間的對話關係和連結，而非僅僅耽溺於其錯綜複雜的理論脈絡之中。

這樣的分析方法，亦即以拉圖策展的論述模型作為探索其理論和策展實踐的切入點，並非是偏廢剖析拉圖理論的學術研究工作。相反地，惟有在清楚認知到拉圖理論的核心，以及從中發展出來的「指導型」策展模式，我們才有機會再次重返各個作品的文本脈絡，並且本著觀者自身的感知經驗，進一步和「思想展覽」的思辨框架進行真實的「在地協商」和碰撞。^[1]換言之，「拉圖思想」必須成為我們不斷釐清和辯證的對象，而「思想展覽」則應是讓協商行動得以持續迸發和穿透的力量場域。於是，一方面，在我們試著以每顆星球的意涵來定位一件件作品的同時，另一方面，不妨也適度地跳脫「拉圖思想」所預設好的導引路徑，從而探尋另類的觀看位置和生態政治的在地視野。尤其，當「拉圖思想」在無法不攪入全球化下的國際展演生產體制之時，對於觀展的群眾而言，重返在地協商，何嘗不是指向了另一次重探「著陸」路徑的必要行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