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如何會有行星視野？一則對於2020台北雙年展展覽概念的評述

面對今年（2020−2021）由拉圖偕同圭納一起規劃的台北雙年展「你我不住在同一星球上」，我們不禁回想從2014年的「劇烈加速度」之後跳接到2018年的「後自然：美術館作為一個生態系統」，似乎在林平館長任內台北雙年展這個帶有討論全球化、甚至反全球化支配的品牌，銜接上新的全球議題——生態。如果說反資本主義與反全球化課題從2004年的「在乎現實嗎？」開始，那麼布希歐在2014年的策劃就是將反資本主義與人類式的批判性詮釋連結起來，而產業化與生態的緊密關聯就在這樣的方向上呼之欲出。來到2018年的北雙，就更聚焦在生態問題上，並藉此將跨領域的問題帶入美術館，一時生態科學的研究與非政府組織的工作成為雙年展課題展呈中的新要素；所以，如果從特定主題轉向的徵候來看，拉圖與圭納今年的策劃就是將全球環境變遷的問題，從政治正確的描述轉換到「實地」政治——這裡所謂的「實地」，也就是「著陸」或「接地氣」的意思。再者，從1998年南條史生的「慾望場域」一直到2008年瓦希夫．寇東（Vasif Kortun）與徐文瑞的「TB2008」，整個北雙的脈絡對於全球化與新自由主義有著越來越鮮明的批判性姿態，並以此在亞洲各大雙年展間展現出其獨特的定位與姿態；此外，進入二十一世紀後即開始關於雙年展危機的討論，也反映在2010年「TB2010」、2012年「現代怪獸／想像的死而復生」以及2016年「當下檔案．未來系譜：雙年展新語」、「朗誦／文件」將對全球化的批判連結上美術館的建檔與展演功能，並透露出當代藝術面對資本運作與機制批判間的嚴重矛盾。

這樣一路下來，台北雙年展在超過二十年的發展中，突顯出「政治性」確實是臺灣藝術文化脈絡中的敏感神經，一方面特別表現在參與全球的強烈需求與慾望，但另一方面在這樣的表達中，矛盾地不斷強化「在地」與「在地參與」的匱缺和批判，我們可以說這是一種雙重且矛盾的「潛殖張力」。也因此，「知識衝擊」，或我們模仿歐美說的「轉向」，這種對於帶有否定性態度的「轉向」的高度偏執，更是一種自囚迴路中的逃逸狀態，知識成為塞荷（Michel Serres）所說的延伸「寄生」（殖性）之複製的動力，意即，以知識作為文化交換「分食」的權力，在臺灣的後殖民狀態下，就是一種進入「潛殖」的「代理複製」。伴隨著「知識衝擊」換來的延續性發展並非知識建構，而是更廣泛感染到學院教育和藝術家的「生命嫁接」，意即以想像力將自身生命經驗嫁接到兩年一度的知識輸入，臺灣當代藝術與北雙彷彿彼此存在矛盾的雙螺旋，不斷生產出「候選嫁接者」；置身這般文化與雙年展處境的臺灣，很關鍵的一個出路就是維持自身作為「生產者」的生命狀態與計畫實踐——無名生產者。這裡的「無名生產者」並非隱世者，而是不以「寄生」的複製（「名」的複製）尋求發展，並關注各種勞動包含藝術生產中以「無名」進行思考跟實踐的個體，以此化解「潛殖」。

「我們不住在同一星球上」以「氣候危機」與「臨界區」開啟提問全球化之後的各種問題，這些問題在2000年初即以「人類世」這一擬仿地質學用語的名詞來總括，然而，關於這些發生在臨界區的地球情事的討論，在許多的國際高峰會中頻頻受挫，那麼當各個國家因為產業與經濟而無法協力解除地球危機時，個體究竟如何可能參與到地球的情事之中呢？拉圖與圭納嘗試從原本的人本政治轉向物眾政治，人作為行動者牽動物與物的聯動關係中，這便是他們所設想的新政治（行動者政治）。這種新政治首先就挑戰了加速主義的普世性方案，回應布希歐（Nicolas Bourriaud）2014年以「劇烈加速度」為題呈現出全球危機、人類社會的崩解、多元文化蔓生的各種景觀，事實上，無論是川普（Donald Trump）或馬斯克（Elon Musk）都是代表這個時代的「加速者」，然而充滿左派色彩的加速主義所企圖的資本主義「內爆」，所招致的並非對於資本主義的悖離，而是民主政治的法西斯化，甚至是一種新的資訊資本殖民主義，證明以人為中心的解決方案無法逃脫既有的左右派框架，甚至會引發民主倒退。

拉圖與圭納所設想的是基於對整個地球「臨界層」的理解，而重新將各種環境問題重整出施作於現實地點或地區的「政治」，無論是協商式劇場或是跨領域合作計畫，都是「著陸」政治的嘗試，主張這種政治實踐背後的依據就是以「蓋婭」（Gaïa）來看待地球，意即地球所構成的整體是所有生物與事物的共業，是一種恆變、依變的動態，而不是一種人之外的「大自然」。在這樣的思考方向上，與2018年「後自然」一展中大多數計畫所指涉或企圖對話的「大自然」顯然不同，但卻更能指涉到「後－自然」（自然終結之後）的想像；我們與所有事物的關係和並存即造就了地球的動態關係性整體，那麼在再現層次上就會出現拉鋸極大的表達。一則是對於動態整體的「寫意」表現，另一則是進入到實踐層面、過程中的細節捕捉，又或是特別意識到這種尺度差距的關係時，嘗試將形式和細節進行某種「碎形」（重複與拓樸）的結合，當然還會有利用敘事延展來處理這實際尺度差距中的概念連結。因此，我們會說這兩位策展人的「接地氣」並非附著於風俗或習癖，而是為了呈現並落實「共業」的過去、現在與未來，甚至更準確地說是時間交錯層疊的「積層」。「接地氣」或「著陸」是為了能夠在各種模擬及其實踐中，讓關係與關係性得以構成「共業」的樣貌與對於「共業」的意識。

「共業」並非文化的接地氣，而是思辨的接地氣，是一種意識的遊走、旅程和蔓延，因此，作品和計畫就提供著各式各樣擬造與試驗的創造力和內容生產；但拉圖與圭納嘗試提出另一個干擾我們捕捉「共業」的課題，就是「行星」。「行星」一如恰克拉巴提（Pratik Chakrabarti）所言，就整體的再現而言，相對於世界、全球和大地，「行星」確實是最為抽象的，但也比較能夠將所謂「非人」、「非生物」納入到所有關係網絡中，以分子和量子的層次（深度地球）理解所有物質與型態的關係，並嘗試在這微觀層次上施力。「行星」成為一種不只是地理與象徵所界定出來的個別系統，而是以各種物質關係、關係流變和霸權所界定出來的模控論系統，在這次的北雙中，就規劃有逃脫星球、維安星球、蓋婭、全球化星球、實地星球、另類重力星球、臨界區（見頁28?35），我們對此希望提出的問題就是，如果臺灣過往因為國家未定論而在國際上被邊緣化，全球化時期主要因為區域性貿易協定的保護而遭到排擠，那麼，今天進入到「行星」，或說「星系」（如果會有）時，臺灣會置身什麼樣的處境？又會有什麼樣的機會？

在推進到針對臺灣自身的思考，讓我們先以幾種行星推展這方面的想法：川普的行星（Planet）、馬斯克的行星（Space Company, Space X）與恰克拉巴提的行星（Planetary territory）。川普的行星再現著某種不真的孤立的封閉系統，它的「封閉」意味的是全球化狀態下的一種「霸權」和「獨斷」，而所謂的「並非孤立」就是它封閉性的充足條件其實仍是從其他地方獲取資源，因此，「行星」只是一種企圖在霸權的不均關係下宣告一種與其他地方的「可切割」：無感於其他地方，卻並非沒有關係。所以，「行星」在此是一種充滿誤解的影像，在這影像中，人們以為自身得以成為一個獨立系統，依據自身需求以切割生態關係中「分享」或「共享」的必要條件。而馬斯克的行星是完全供予人類生存的現成材料，它以未來承諾作為主要理由，以霸權作為基本模式，主張以人類生存條件為基準來判定丟棄一個行星、前往拓殖到另一個行星，在這種符合人類利益的思考下，進行大規模的集資計畫與國家型合作計畫，服務於有權者，而將地球的一部分作為提供拓殖需求的資源，另一部分則將更大多數的人棄置於地球，繼續為火星拓殖服務。這樣的行星對於這些開發者，純粹集中在分配不均的利益上，卻以利益作為承諾延續老舊（人種中心）拓殖的模式。至於恰克拉巴提的行星，他反對海德格的科技批判與訴諸安居本質的回歸，恰克拉巴提先整理了世界、全球、行星分別跟大地（地球）間的區分，世界是圖像，全球是跨國資本與勞動遷徙的發展模型，行星則是完全不同的東西，它跟人類生存相關卻又表現得好像無關（冷漠），而大地是生命所在的關係，應是一種人文視野的打開與更具能動性的思辨過程。當從樹梢空氣到地下水文的「深度地球」被納入僅聯繫到人類生存的大地時，我們就會意識到全球化與全球實踐中的流動，嚴重地造成社會資源分配的失衡，並連帶深化了「潛殖」的問題。「行星」課題的弔詭就在於就物質層面而言，它們都是從同一個地球所衍生或界定出來的，但就模控論系統的內容與特性又彼此差異極大，意即「地球」被以不同的「大地」而分化出不同的地球方案，並在現實化的「全球」場域中會聚競爭，而最終整合形成各種名為「行星」的模控論系統，地球也因此淪為模控論的霸權「世界」。

拉圖從洛夫拉克（James Lovelock）的「蓋婭」所發展出的地球想像（見頁34），地球已經被超過幾倍大的地球方案所包覆，即使這些方案都與科技的現況和發展有關，但基本上就是由全球與區域的方展向度來討論「實地政治」的可能性，它相對的就是第三引子所帶出的主題「遠離地球」，「實地」（Terrestrial）自身不同於地球、全球、大地、大自然，就作為和人一樣的行動者，介入到蓋婭的各種問題裡，「實地」甚至擁有人、包含了人，換言之，我們之所以可能思考臺灣，就必要從臺灣的實地政治著手，而不再倚賴任何前衛理論、普世性關懷、政治正確或為藝術而藝術的問題。如果我們就「實地」來重新考慮臺灣作為不同模控論系統的行星，我們會說，臺灣的行星視野是蜷展的（invelopment），這個蜷展（1）一方面來自外部國際權力的擠壓和運作，主要是美國、中國與日本，而東南亞勢必成為未來影響臺灣的一股外部力量，它本身提供的實地特質是加工資源與技術的匯集、資源的流動和增值、保存各種加工、混雜的物質記憶；（2）另一方面以「臺灣認同」作為主要命題向內凹摺出「多樣性」的論辯，讓國家定位與族群多樣性成為這「蜷展」的主要動力。因此，我們嘗試用幾個試驗性的說法來討論，①落難行星（Refuged Planet）：蔣介石創設反攻大陸的跳板與基地，於1970年代初中美建交後成為正式的落難行星，當時臺灣留存著日本遺留下來的產業與物資；②液態行星（Liquid Planet）：1984年俞國華於國慶發言中宣告「自由化」與「國際化」，臺灣再次調整適應新的國際架構，延續著冷戰進入亞洲四小龍時期的高峰與尾端，所有資源快速數位化並在產業外移的壓力下出現「保存」的轉向；③黏菌行星（Mycetozoa Planet）：無性生殖、多物種的研究與啟發，臺灣置身在同外部資源快速交流的狀態下，逐漸能夠以「附著」、「寄生」的多變形態參與到不同有機體的生命運作。

這是「誰的人類世？」恰克拉巴提這個提問所面對的問題，一如「這是誰的行星？」但「行星」被拉圖明確地脫離普世系統，而進入到模控論系統，進行「實地」的建構與形構，而非任何「自我」的問題意識。我們在此，可以見到分別由拉圖和許煜面對當今大數據運算、全面自動化與民粹法西斯化所構思的兩種政治，一是某種政治經濟與創新式協作實驗所發起的引子政治（attractor；實地行動政治），另一則是以文化宇宙論為基礎所發展出的宇宙技術（技術多元政治）。事實上，如果說拉圖和圭納能夠提供給我們某種更為深刻的啟發，我認為台北雙年展自身的「實地政治化」是非常核心的，也確實今年有些計畫跟這個方向有關，但在實地化的過程如何不單向倚賴拉圖目前較傾向普世性描述的理論概念？這讓我回想到1996年以「臺灣主體性」為名的台北美術雙年展，當時以六位臺灣策展人從六個不同主體化（主體技術）面向來陳述「臺灣」，但那時還著眼於「在地化」與「臺灣化」，然而經歷了十四年的北雙，經歷了全球化到人類世，從自由化到模控論，「實地化」中的引子政治似乎有機會構成一個遞回的有機系統，連結各種宇宙技術，讓「臺灣」在全球的交互作用中展開新的無人稱外交。

本屆台北雙年展的主題為「你我不住在同一星球上」（You and I Don't Live on the Same Planet），企圖以星球的角度審視人們價值之間的差異及其所帶來的影響，並對當前持續緊張的地緣政治局勢和日益惡化的生態危機提出詰問。策展人將美術館視為一個模擬天體運動的「星象廳」，受邀的藝術家、行動者和科學家等等參與者都將探索不同「星球」之間的引力，創造出五個在外觀與在本質上都相異的星球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