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德來與臺灣畫壇——以其在臺展覽活動為探討中心

在現今臺灣與東亞以及世界藝術頻繁交流的時代，我們對於早期跨越國界或在區域間流動的藝術家也應予以重視。目前我們對臺灣美術史研究的視野，主要還是以在臺灣創作的藝術家為範疇，而前往中國發展或在日本創作的藝術家則較少被關注與研究，其中何德來就是明顯的例子。所幸的是，1994年何德來家屬捐贈給臺北市立美術館百餘件作品，透過美術館舉辦展覽，開啟我們對何德來藝術的認識與後續的研究。

何德來從小過繼給新竹大地主何家，他的教育大半是在日本完成。由於他並非長期居住在臺灣，因此與臺灣畫壇的關係是相對疏離。然而當他1932年學成返鄉，創立畫會並積極舉辦展覽活動，1956年以旅日華僑身分回臺舉辦個展，都獲得畫壇人士的迴響與好評，因此值得我們進一步探究。本文將探討何德來在臺期間的展覽活動，並分析他的繪畫發展以及觀眾對他作品的回應，希望對他在臺的美術活動有所釐清。

1927年何德來進入東京美術學校西洋畫科後，就開始參與畫會活動。這一年官方開始舉辦臺灣美術展覽會（簡稱臺展），這一年一度的全臺美術競賽展，加速西洋畫與東洋畫的蓬勃發展。其實在臺展開辦前後美術團體紛紛成立，西畫方面包括七星畫壇、臺灣水彩畫會、赤陽洋畫會、赤島社等團體。這些畫會主要由石川欽一郎在臺北師範學校培養的美術老師或東京美術學校出身的畫家所組成，他們對臺灣西畫的推動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1927年8月，何德來加入赤陽洋畫會在臺南公會堂舉行的洋畫展，這是東京美術學校出身的廖繼春、陳澄波、顏水龍等人組成。1928年何德來暑假返臺在新竹公會堂舉辦為期兩天的個人洋畫展，此算是地方上美術盛事，《臺灣日日新報》特地報導此展覽「頗博好評」。^[1]這一年何德來畫下《自畫像》，他幾乎以正面的角度，使用細膩的筆觸寫實地描繪面容的特徵，呈現堅定理想的自我形象。

1929年赤陽洋畫會與七星畫壇合併，取名為赤島社，成員包括陳澄波、廖繼春、張秋海、陳植棋、陳慧坤、范洪甲、楊三郎、郭柏川、何德來、陳承藩、陳英聲、藍蔭鼎、倪蔣懷等人。第一回赤島社展於臺北博物館舉行，何德來也提出作品參展，評論者大澤貞吉認為他與郭柏川的作品具有浪漫主義的傾向。1931年4月第三回赤島社展，何德來展出《貧民家》、《寂靜》、《三位中國婦人》、《萬里長城》，記者認為用筆有點稚拙卻表現出未知的妙趣。^[1]不久赤島社重要成員陳植棋突然病逝，該社發起陳植棋追悼會，之後赤島社停止活動。

何德來1932年從東京美術學校畢業，他與新婚妻子秀子回到新竹居住。由於何德來娶日本籍妻子符合殖民政府鼓勵的「內臺共婚」立場，因此這年《臺灣新聞》新竹版特地大幅報導何德來與秀子的故事，並附上兩人在乃木神社的結婚照片。^[2]何德來除了繼續創作外，希望能對新竹美術界有所貢獻，因此把畫室開放給年輕學子練習石膏素描，並義務指導他們學習繪畫。1933年初何德來號召在地畫友成立新竹美術研究會，2月即在商工獎勵館舉辦畫展，開放民眾免費參觀，8月繼續在此展出。10月初何德來與畫友谷喜一、有川武夫在新竹公會堂舉辦三人聯展，共展出80件油畫。^[3]

1934年初，新竹美術研究會舉辦成立一週年紀念展，移師到新竹公會堂展出百餘件作品。同年6月，該會在公會堂舉辦第五回展覽會，共展出120件作品，展出者：何德來、有川武夫、平澤熊一、劉精枝、郭福壽、草野勝美、莊火塗、柯世元、陳鏡波、新妻一策、谷喜一等15位，為期兩日達千餘人參觀，可見頗受矚目。同年10月，該會在公會堂舉辦第六回作品展，何德來展出6件作品：《海》、《新妻氏像》、《秋日之光》、《靜物》、《懷古》、《暮色》。^[4]這應是他新近創作的風景、人物與靜物畫。何德來同年的《海邊風景》，青紫色與白色的簡潔筆觸，描繪前景平靜的海面，中景小島連接綠色遠山及淡黃色天空，平穩的構圖表現清澈亮麗的海邊風景。

新竹美術研究會成員主要是在地任教公學校、中學校及師範學校的美術教師。何德來帶領他們密集地展出作品，顯示推廣美術的旺盛企圖心。第六回畫展何德來與妻子在展場與畫作合影，其實公會堂的作品展示空間並不理想，甚至是克難方式展出，但更因此感受何德推動畫展的熱情，提升地方美術的理想。
何德來由於胃疾治療、研究進修等因素，而決定回東京居住。1934年11月新竹美術研究會與新竹水彩畫會在公會堂舉辦「何德來氏送別展」。谷喜一、李澤藩在致謝詞中，高度肯定他對新竹美術界的貢獻。何德來展出8件作品：《月》、《友之母》、《莊君》、《Ｋ氏之像》、《溫室》、《薔薇》、《風景》與一件素描。^[5]其中月亮成為他不斷創作的主題，投射思念故鄉之情。

何德來在家鄉經常舉辦新竹美術研究會展，無形中啟發許多年輕學子的視野。當時就讀臺北師範學校的鄭世璠在參觀何德來送別展時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對何德來那種詩意盎然、清秀又深具哲思的作品風格，認為對他日後的創作產生很大的影響。^[6]1934年11月臺灣畫家楊三郎、李梅樹、廖繼春等人再次集結，成立「臺陽美術協會」，次年舉辦第一回臺陽展。然而何德來已回到東京定居，因此沒有加入臺陽美術協會，也中斷與臺灣畫壇的聯繫。

何德來體認藝術創作絕非只為了參展、比賽，也拒絕藝術商品化，他努力為自己而畫，展現自由的創作風格。^[1]他定居東京後，決定走自己的創作之路，直到1942年他在新構造社會員改井德寬的介紹下才加入美術團體。1947年何德來以會員身分在第19回新構造社展出《月》畫作，此後他持續提出作品在新構造社展出。1958年何德來擔任該社的營運委員兼任作品審查委員，1968年他為新構造社社歌作詞，可見何德來在此團體找到歸屬感，並對該社貢獻甚鉅。

1940年代戰爭期間，何德來由於胃疾而常出入醫院治療，加上物資缺乏的不安環境，因此創作量並不多。戰爭末期日本受到盟軍密集地空襲，戰爭陰影與死亡恐懼一直縈繞著畫家。終戰後何德來面對日本戰敗的社會亂象頗多感觸，他在畫作中表現對戰爭的記憶與反省，也在短歌中表達對人類生存危機的呼籲。1950年代起，何德來描繪隱喻人類社會困境的圖像，並憧憬和平理想的世界，以優雅的天使或裸體群像，象徵世界和平的寓意，例如《人滿為患的地球》、《今日仍在描繪和平之夢》、《幸福之花》、《常春》等大作。他借鏡與轉化法國畫家夏凡納（Puris de Chavannes, 1824-98）的壁畫圖像與風格，^[2]使用淡彩薄塗與輪廓線描繪天使圖像，形塑和平幸福的烏托邦世界，深具視覺震撼力；另一方面他描繪日月星辰、風雨雷電的自然現象，賦予哲思或詩意的表現，同時開始發展文字繪畫。何德來這些新題材與新畫風的大作，在他1956年返臺期間舉辦個展時，也展示在臺灣觀眾面前，不過此時的臺灣畫壇已不是何德來20多年前熟悉的美術環境。

1945年8月二次大戰結束後，臺灣脫離日本的殖民統治，轉由中華民國政府接收治理。戰後像何德來一樣的「在日臺灣人」，由「帝國臣民」變成「在日華僑」的身分。^[3]1956年7月24日何德來隨著「留日東京華僑回國致敬團」回到臺灣，直到8月27日返日為止，期間8月11至15日他在臺北中山堂舉辦「何德來畫展」。此東京僑團由葉炳坤率領，團員林宗毅、何德來等17人，抵臺時僑委會等有關單位與該團在臺親友到機場迎接。他們訪臺行程由僑委會安排，包括拜會僑委會、省市政府等機關、遊覽烏來、陽明山等地，以及探望親友等等。

團長葉炳坤向記者說明旅日僑胞都很渴望回到自己的祖國觀光，因此都感到非常的愉快與興奮，這次攜帶一幅油畫《太陽出來》準備呈獻給總統，該油畫係旅日頗負盛名的西畫家團員何德來所繪，他攜帶畫作準備在臺舉行展覽會。^[4]在何德來畫展請柬上印製的後援者，第一位即僑委會委員長鄭彥棻，第二位則是擔任省政府秘書長謝東閔，他是何德來就讀臺中一中時的同學。由此可見，何德來藉旅日觀光團名義返臺舉辦畫展，受到官方僑委會的大力支持。請柬上印製《太陽出來》，題名為《洋上旭光》，描繪旭日升起，燦爛的陽光照射海面，三隻帆船隨著波濤洶湧左右擺盪，奮力往太陽方向前進，全幅使用強烈的筆觸表現，十分耀眼壯麗。

何德來經過20年後再次踏上臺灣土地，內心是十分激動。他在筆記本封面寫下：「山河美麗，友情溫暖，無法忘懷從天空所見的風物。」他隨身攜帶素描本，從坐上飛機的那一刻起，隨時速寫在臺灣所見的風景。何德來除了配合官方的參觀行程外，他回到家鄉與家族團聚、掃墓、出遊等活動，而在臺北中山堂的畫展更是此行的重心。他在展覽會場坐鎮，親自迎接舊雨新知，並留下自己與畫作合影照片作為紀念。1950年代臺灣各地紛紛成立畫會，畫壇似有逐漸復甦的榮景。何德來在展覽入口放置兩本簽名簿，其中可見許多知名畫家前來觀賞，包括郭柏川、楊三郎、李石樵、藍蔭鼎、林玉山、陳進、黃君璧等人，5天展期總計有一千五百餘人參觀。何德來在雜記本貼上展覽的報導與評論的剪報，包括王白淵、李仲生、博鏞、錢愛其等人的文章。何德來畫展引起畫壇人士不少的注目，而且他也相當重視臺灣觀眾的反應。

何德來畫展的後援者還有畫家鄭世璠，其實他是籌辦展覽的幕後功臣。鄭世璠回憶道：「我應邀協助個展事宜，他的作品很自然地引起了我深刻的共鳴，像表現人文情懷的《老人敲鐘》，寄託幻想的《冰塊》，都是十分傑出的佳作，深深地敲擊著我的心弦。」^[5]展覽結束後，何德來把《冰塊》贈與鄭世璠。《冰塊》是何德來1933年創作，他把鍋中冰塊的透明感與逐漸融化狀態，描繪得相當逼真。

根據目錄所列，何德來展出作品總計23件，包括17件作品與6件小品。比對目錄的作品、展場照片、畫展評及現存作品，除了《冰塊》外，約有9件作品也在這次展覽中展出。《明月》在同年6月新構造社展出，這件巨幅作品可能是東京富士美術館典藏的《月》。何德來運用單純的母題、大膽的構圖，把藍色系的複雜層次表現掌握得宜，使人彷彿置身在浩瀚宇宙中。相對於《明月》的冷峻藍光，《夕陽鐘聲》即《老人敲鐘》，則展現火紅般的溫暖畫面。老人抬起手準備敲擊眼前的大鐘，背景的大太陽十分醒目，人物造型簡化，像是除夕夜寺院和尚敲鐘108下的習俗，具有辭舊迎新之意。作家吳濁流有感而發作了一首〈敬題老翁敲鐘〉詩句向何德來致意。

《靜夜螢光》應是何德來1985年在新構造社展出的《遠古之夢》，描繪幾位中國古代婦人提著螢籠，在月光下柳樹旁的湖邊散步，全幅景物在青紫色的筆觸描繪下，帶有古典夢幻的氛圍。《春雷》也是充滿詩意的畫作，畫家像是從室內望向窗外所見的風雨閃電景色，以素描般的細膩筆觸，描繪風雨橫掃的樹林與房屋，淡青色主調交織著淡黃色，呈現霧氣朦朧的氛圍。

《生死邊緣》應是東京富士美術館典藏的《生死》。這幅表現抽象的生死概念作品，何德來以自身的裸體背影入畫，兩旁伴隨的兩具骷髏，宛如生死相隨的朋友，一起面對蒼茫飄渺的遠山。《良宵》即東京富士美術館典藏的《美麗的夜晚》，描寫一位坐著的母親與環繞七位子女的裸體人物，細緻線條勾勒人物的輪廓與淡肉色平塗身軀，背景為淡青色的遠山及天空，母親頭戴弦月，小孩頭頂星星，他們各自玩樂、閱讀或遠望，畫面氣氛和諧溫馨。《幸福花》應是臺北市立美術館典藏的《幸福之花（青春）》，《天上樂園》則是東京富士美術館典藏的《常春》，加上臺北市立美術館典藏的另一件《春》，這三件畫作皆以天使形象表現愛情與親情，同樣運用線條與平塗技法，表現和平幸福的世界。《天上樂園》以女性天使正面立像為中心，圍繞的六位小天使演奏樂器或唱歌，還有貓、兔子、鴿子、蜥蜴、蛇、蝴蝶、羊群、花草等生物，呈現萬物共生的和平景象。

何德來把文字當作繪畫表現的對象，如文字畫《愛》也在這次展覽中展出，他用淺黃色與紅色兩支筆重複書寫，造成相互交錯的立體效果，也像是表達兩個「愛」字共舞的意象。他認為：「東洋的漢字，令人眷戀的，仔細看看也想一想，就覺得那是畫，是教訓。」1958年他寫道：「我對東洋畫法或西洋畫法或書法，都毫無分別地注重畫面的構成，抓住機會吸收各派多位畫家的色彩，一點，一線賦予的意義」^[1]何德來的自述很能表達他的創作理念。

何德來融合東西方繪畫特點的作品，表現和平願景的理想，是否能引起臺灣觀眾或畫壇人士的認同？一位丁氏觀眾看完展覽後在簽名簿寫下：「良宵與春神，線條柔和、意境深遠，可列世界藝壇而無愧。」《良宵》與《春神》獲得參觀者的共鳴與讚賞，可想而知何德來欣喜的心情。東京美術學校出身的藝評家王白淵評論道：「在藝術上，他是一位極端尊重自由的畫家，所以東京美術學校在學中，就與其官學派的教授不能相容，當時日本的官學派均以法國後期印象派為其宗師，而何氏却以東方的理想主義，表現其內心的呼聲，他的藝術有東方哲學，有自然宗教，有靈性的浪漫主義，因此他和官學派的帝展，從未發生過任何關係。」^[1]引領抽象畫風潮的李仲生認為：「何氏的藝術，也許有人認為在形式、技法、與題材上、與現代『純粹繪畫』的純粹性，似乎有點距離，當文藝與繪畫的領域業已截然區分的今日，未免文藝的成份過多，甚至有陷入所謂『主題藝術』的危險。但何氏的反學院派精神，與乎擬把中國傳統的藝術思想揉合于西洋油畫，即『西洋畫作中國底表現的可能性』的嘗試上，是令人佩服的。」^[2]王白淵與李仲生皆肯定何德來反學院的自由精神，融合東西方繪畫特色，形成自我的獨特面貌。
 

1930年代何德來從東京美術學校畢業返鄉，憑藉滿腔的創作熱情，號召組織畫會與推動展覽，奉獻於新竹美術界。從他現存作品來看，主要取材新竹地區所見的風景、親友肖像或日常生活物品，繪畫風格介於寫實主義到印象派之間，或具有詩情的表現。何德來因身體與研究因素而再回到東京，1940年代因緣際會加入新構造社，從此奉獻此美術團體。1950年代起何德來的繪畫有很大的轉變。何德來經歷二次大戰到終戰後日本的混亂時期，更讓他想用繪畫表達愛與和平的理念。他創作動輒上百號的巨幅繪畫，運用柔和線條與色彩平塗技法，以天使人物的溫暖互動，象徵和平理想的世界。他也描繪日月風雨雷電的大自然現象，細膩的線條筆觸賦予詩意的文學氣氛，甚至創作文字繪畫，深具視覺張力與人生哲理的啟示。這些畫作已脫離實物外觀的描繪，而是以帶有寓意的象徵手法以及文學詩意的表現。

從二次大戰到戰後初期，臺灣社會歷經日本殖民到國府政權轉換的動盪與重整，畫壇也經過困頓、期待、失望到再出發的變遷。何德來幸運地避開臺灣社會的混亂與不安時期。他在日本專注思索生命的根源、人和宇宙的關係，融合東西方繪畫的特色，不斷地提升自我創作的境界。1956年何德來返臺舉辦畫展，創作前衛藝術的莊世和參觀後留下深刻的印象，1984年他訪談何德來，然後在《臺灣文藝》發表文章，介紹這位居住東京的臺籍畫家，在他的穿針引線下，把何德來的藝術成就介紹給文建會等文化機構，間接促成1994年何德來姪子何騰鯨將百餘件作品捐贈給臺北市立美術館的美事。^[1]

何德來在臺灣畫壇宛如彗星劃過天際，時間短暫卻是光芒閃亮，而他的作品與藝術價值，所引起的迴響則是細水長流，知音不斷。在臺灣美術史上，他樹立獨具一格的藝術家風範，值得我們高度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