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〇．自我啟蒙的靈光」是個朝向晦暗渾沌拋磚引玉的計畫，然而，「時代」作為一個命題究竟追問的是什麼？在這個階段性最後一個專題的企劃中，我們可以見到詹宏志和鴻鴻（閻鴻亞）在細緻的回首爬梳中，深刻地感受到時間與個體生命、社群網絡間的並進關係，「並進」意味著當下的連結、實驗與創新都身陷在一種「不知情」與相應的期待所激發出的賀爾蒙跟腎上腺素，正是這樣的「不知情」讓時間逕自滲透到壓抑許久的身體和無意識裡，驅動許多行動與慾望，各處繁生的「衝突」讓台灣變得激動而繽紛。一切都是「時間」，不斷發生、交錯「衝突」與「妥協」的時間積累，證成八〇台灣的「時代」樣貌。「跨域」不是今天追隨國際樣式所拼湊的資本版圖擴張，在這種「不知情」中充分呈現為台灣存有的「特質」，「跨域」不是擴張的結果，更不是那種「遲滯」的西方現代性，而是就地創生的施動點（agent）。這個施動點的創生促成各式各樣帶有「翻譯」意涵的轉化，藉由外語和異質文化，尋找到足以描述自身與在地的適當語言，「左」的意涵從謝雪紅、簡吉、林書揚到陳映真，再到趙剛與陳光興，是一種從處境和想像交替生成的「關懷」與「意志」，而這條曲線在八〇後所平行面對的是「就地」反思批判的不斷失落，和仕紳化、學院化的「安心左」，或說商品化與認同政治的「類型左」，和前者牽引出的基本社會傾向與參與性格的「初心左」大相徑庭。陳芳明與王墨林兩人在台灣藝文發展中各據一方，但都固執地懷抱著「初心左」而轉化出不同的政治立場。兩人「初」見如故的對話，充分表明台灣的「左」應是歷史現實所趨而生成的意識傾向，卻是尚待開發或論述的「左」。
在台灣許多不同面向發展中，「妥協」再也無法被簡化為折衷或退縮，而是台灣時間經驗與歷史經驗中必要甚至必然的轉化過程；王俊傑館長與我關於這個計畫的對話，不只是關於計畫的說明和交流，而是某種時間點的形塑，形塑關於一個「時代」的想像，而在會同先進們（時代當事人）的交流當中，1980年代所激發出的尚未知情的追求「自我」，以及全方位漫漶的「啟蒙」慾望，乃至於人與人之間連結所生成的各種技術，都讓我們相信能夠以這個想像前往下一個專屬於一個開放性台灣的「啟蒙技術」時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