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王俊傑邀請我參與這個專題時，我其實相當猶豫而沒有馬上答應，畢竟那個時代所有的好或不好、進步與錯誤，都已過去；個人現在的工作領域也大不相同，幾乎不再回首當年的評論寫作。八○年代的事情如今應該要由仍在相關領域工作的年輕一輩來評價。然而，也許是因為能和不常見面的老友重聚回想當時情境，懷舊的引力最後仍讓我匆匆寫下這篇很個人、片面且不精準的回顧。我沒有重新翻閱文獻或聯絡故舊來確認文中提到的事物和細節，只是快速寫下閃現的回憶與感觸，希望藉此更能在當前的情境下捕捉對過去的理解。
如果要用最簡單的方式形容我對八○年代的認知與感覺，那就是——躁動與混雜、活力與流動帶來許多交會和可能。1980年代中期我剛進大學，恰逢解嚴前後台灣社會的激烈轉變，不斷鬆動原有限制跟打破舊的壓抑，而新的結構、界線與無形壁壘還沒穩固成形。那個年代的政治背景大家都很熟悉，尤其是前一陣子李登輝前總統去世，出現許多回顧，此處無須就此贅言。直接關係到這個專題的是在如此社會氛圍下出現的巨大變化，劇場、電影、報導文學、攝影與文化評論等領域尤其如此。
進大學後我並沒有參加大新社、大論社、大陸社等學運社團，而是參加了一個常以「布爾喬亞」、「逸樂取向」、「自溺」等名詞來自嘲嘲人的藝文社團「台大視聽社」。台大沒有電影科系，這社團本身就是個跨領域的社團，成員有人熱愛電影、有人喜歡音樂，也有人對剛興起的小劇場運動感興趣而與戲劇社頗有互動。當時引起社員興趣的音樂包括以ECM這家唱片公司為代表的新音樂與新爵士樂，也對凱吉（John Cage）等人的前衛作品有興趣。社團活動並不僅限於欣賞分析，也有人想走創作路線，且日後有成；佼佼者如《父後七日》與《阿莉芙》的導演王育麟、《相愛的七種設計》與《自畫像》的導演陳宏一。還有其他人從事製作工作；之後也有社員玩樂團，日後創立濁水溪公社。對研究與評論用力甚深者，包括現在的國美館館長林志明以及影評人但唐謨；此外也有幾位成員後來在藝文界從事相關工作。視聽社創社以來其實經歷過相當的演變，在我任編輯的那期社刊還訪問了創社社員瞿海源教授，他說當時創立社團主要是以古典音樂欣賞為主；聽到他的說法讓我們有些驚訝，因為這和八○年代那種強調前衛、尖銳作風的取向很不一樣。視聽社後來因為墳場夜遊偷撿骨頭事件而結束。
當時台灣新電影運動已興起，成為熱烈討論的議題並得到巨大期望；另一方面，金馬獎國際影展引進許多國外重要「藝術電影」作品，除了影展期間在電影院放映外，有些片子影展後還會留存拷貝在電影圖書館（後來更名為電影資料館），並在台北中華路的放映室放映（後來改為在青島東路館內的小放映室播放）。電影圖書館還透過與法國文化中心的合作，定期取得法國影史重要作品放映。影展和電圖成為我們接觸到國外經典電影與創作潮流的重要管道。此外，當時的錄影帶店也可借到黑澤明、大島渚、今村昌平、市川崑等重要日本導演的部分作品。後來還有「太陽系」、「影廬」等專播放藝術電影光碟的交誼空間，它雖沒有日後DVD乃至現在網路看片的便利性，卻已經可以接觸到相當豐富而讓人大開眼界的電影文化。我們甫脫離相對管制壓抑的高中生活，有一種大開眼界的解放感。
當時許多在國外念電影，剛回來的年輕老師與影評人也相當熱心，他們除了各自在學校的授課跟影評工作外，有機會也願意花時間到視聽社授課。包括陳國富、李道明、王菲林、齊隆壬等日後在電影產業與學術界的人物，都曾經來台大視聽社帶學生，雖然我晚了一年沒有接觸到陳國富。當時焦雄屏、黃建業兩位重要影評人也個人在外開設電影賞析課程，所以我們那時是非常幸運的。當時台灣的出版也處於一個很有趣的開放時期——在著作權法頒布之前，台大附近的雙葉跟唐山等書店翻印了各類思潮的英文著作，包括新馬克思主義、結構主義、後結構主義與後現代主義。稍後，則開始有人盜版馬克思等人的中英文作品。彼時《當代》、《文星》、《南方》、《新文化》等各有其定位的綜合性文化刊物陸續創刊或復刊。八○年代可以說是台灣綜合性人文刊物的黃金時代，積極地介紹各種思想學說與藝文潮流。不同立場、不同時期的思潮以一種壓縮而混亂的方式同時引介給剛走出戒嚴時代與出版文化相對封閉狀態的台灣讀者。此時小劇場運動也蓬勃興起，年輕一輩實驗小劇場的各種表演形式，如許乃威與李永萍、李永喆姊弟的「環墟劇場」（我和李永喆有過短暫一面之緣）、黎煥雄的「河左岸劇場」，以及陳介人（陳界仁）的《奶． 精． 儀式》（1986）作品等。此外還有高重黎、陳界仁、林鉅、王俊傑等年輕藝術家以繪畫、錄像與裝置等形式的藝術創作，以及李銘盛的行為藝術等等，都引起了不少討論。
在經濟逐漸開放與政治日益自由化的大背景下，這個活力旺盛的文化狀態的一個重要特色是各領域、各團體還處於流動的狀態，建制化與區隔並不強烈，進入門檻低且主要是透過人際關係。我就用個人的經歷來說明這種狀況：我進社團不久就被學長姊們賦予編輯視聽社週年特刊的任務。當時由於馬奎斯（Gabriel García Márquez, 1927-2014）等拉丁美洲魔幻寫實作家的風行，也由於從影展及錄影帶等管道看到一些拉美的魔幻寫實電影，加上當時學運與政治運動的氛圍和第三世界電影常見反壓迫反剝削的主題呼應，而王菲林（本名王介安，1992年因癌症過世）在南加大的老師出版過一本以第三電影為主題的英文專書，所以我們邀請他到社團指導，並以第三電影作為該期社刊的主題，但他沒有涉入或指導該期專題的內容與編輯，而且似乎刻意不這樣做。
在編輯過社刊之後，曾在視聽社帶我們讀法國電影理論家安德烈．巴贊（André Bazin, 1918-1958）著作的齊隆壬老師，受到中央電影公司禮聘擔任《長鏡頭》電影刊物的主編。由於他的提攜跟賞識，使得包括我在內的幾位年輕人有機會在《長鏡頭》撰寫影評，成了我評論寫作的起步。在中影的辦公室（現今真善美劇院的那棟大樓），我初次見到了小野與吳念真。之後與郭力昕、陳光興等人共同參與鄭淑麗和王俊傑所拍攝，以評論台灣對六四天安門事件之反應為主題的影片《歷史如何成為傷口》（1989），它引起了陳映真的興趣，後來透過王菲林的引介，我和王俊傑也在中影大樓的小辦公室第一次和陳映真見了面。
回想起來，當時的中影真是個奇特的機構。前中影總經理明驥在台灣新電影運動起步時發揮的關鍵作用，相關報導記載眾多，無須在此贅述。在他離職之後，中影仍舊在台灣電影產業與電影文化扮演重要角色。即使如此，在當時謠傳是個毛派且帶點神祕色彩的王菲林安排下，在這個黨營事業的辦公室見到著名的《人間》雜誌主編與前政治犯小說家，現在想來也是個不可思議的經驗。後來電影資料館前館長徐立功先生接掌中影，也把電資館陳靜葦、楊惠儀幾位館員帶過去，中影大樓辦公室又成了我偶爾造訪的場所。
我要過很久之後，才透過王菲林過世後的紀念文集，以及晚近閱讀當年在《島嶼邊緣》雜誌共事過的吳永毅的《左工二流誌》，得知王菲林當年和吳永毅、陳光興、卡維波等人在加州L.A.幫的過往經歷，以及他參與勞動黨建黨內鬥過程受到的心理創傷（那時還沒有「運動傷害」一詞），乃至他們和綽號「小蔡」的蔡建仁的種種糾葛。其實就是這樣的社團人際關係與指導老師的提攜，加上經常在電影圖書館的出入，不只讓當時還只是大學生的我有機會認識影評界與藝文圈許多知名人士，甚至偶爾也接觸到社運、政治運動的各路人馬，更帶來許多觀影、觀賞藝術創作、閱讀、寫稿以及策劃專輯與評論集的機會。
由於李道明、黃建業（後來擔任電影資料館館長）、吳正桓（影評筆名吳其諺）等師長先後的引介與支持，我有了機會在當時台灣首屈一指的電影刊物、由電圖出版的《電影欣賞》寫稿。電圖館長徐立功是一位胸襟寬大、思想開明、個性溫和且對推廣電影文化有極大熱情的領導者。因為他的支持乃至容忍，讓我和王俊傑、邵懿德等蓄意衝撞的年輕人不只有機會撰稿與編輯專輯，甚至擔任「電影欣賞獎」的評審（1988）。當時電圖訂了許多重要的國外電影期刊，其中包括了《Jump Cut》、《Cinéaste》以及《Screen》等重要的英美左翼電影刊物，更成為我們重要的電影理論知識與評論資訊的來源。也因為邵懿德等朋友的緣故，有機會認識了陳界仁、林鉅等創作者與王墨林這位劇場創作者、評論者與理論家。我也許就在王墨林位於杭州南路的家中認識了當時還在服兵役擔任醫官，卻持續活躍於各文化圈的王浩威。
為視聽社社刊編輯「第三世界電影」專題以及在電影圖書館閱讀這些左翼刊物，成為後來在《南方》雜誌寫稿以及出版《邁向第三電影》這本翻譯文集的緣起。《南方》雜誌社是政治受難者呂昱先生出獄後創辦的，主編江迅是後來擔任過民進黨立委、當時還是台大政治系研究生的郭正亮的筆名。南方那時還出了一本《馬克思主義看醫療保健》，翻譯者是後來在林佳龍市長任期內曾經擔任台中衛生局局長、現在任教於成功大學的呂宗學醫師。南方還出了托洛斯基的著作以及魯凡之的《東方專制主義論》，現在回想其出版路線顯然和左統有距離。《南方》雜誌的政治色彩較為濃厚，這樣的經歷日後也多少促成了我經由王浩威的介紹，幫謝長廷支持下成立、由王美琇主編的《新文化》雜誌寫稿。
當時我和王俊傑、邵懿德等朋友也受到《自立早報》編輯顧秀賢的邀請，在副刊策劃「影像月報」。過去中時、聯合兩大報的副刊文化地位很高，作家能在上面刊出文章是很不簡單的事情，更是新作者進藝文圈的入場券。相較之下，新創刊的《自立早報》黨外色彩濃厚，有股衝撞體制的精神。自立早報副刊主編是劉克襄，靈魂人物則是顧秀賢。除了沿襲晚報對本土作家的重視之外，更強調犀利的文化評論，力求走出不同於過去副刊（尤其是兩大報）而能有效回應當時社會文化狀態的一條路。每個月出刊一次的「影像月報」以整個版面製作，我們不只評論內容，連美編也全包了（版面設計由王俊傑負責）。這樣的實驗性嘗試在過去的副刊難以想像。還記得有一次我們編排做了版面旋轉的大膽實驗，讓副刊主編劉克襄非常緊張，他雖未叫停，但一直擔心報紙刊出後，總編或報社高層會責怪他，但結果似乎也沒事。
王浩威退伍後進入台大精神科，在台北家中籌組讀書會，專讀法國理論，每兩週的定期聚會。參與者包括浩威兩位後來走上精神分析之路的同學蔡榮裕、楊明敏，外文系畢業的吳昌杰、那時還叫黃毓秀的劉毓秀（後來不再參加）、吳正桓、台大哲學系研究生萬胥亭（路況）等人，稍晚又加入了剛從美國回來的陳光興與丁乃非夫婦，卡維波與何春蕤夫婦。人來來去，也有些人不再參加。在為期近三個月的「影像月報」結束之後，我和讀書會成員在《自立早報》撰寫「戰爭機器」專欄。透過自立副刊我有機會認識當時以「敦誠」為筆名撰寫媒體評論的馮建三，而顧秀賢則對英國文化研究的潮流十分感興趣。我至今仍認為自立副刊是文化研究在台灣興起的濫觴！這些因緣或許也讓我有機會得到當時還是中國時報文化記者的蔡珠兒的邀請，在莫昭平主持的《開卷》上寫稿。此外，同樣參加王浩威家讀書會的台大社會所研究生林寶元則以梁新華的筆名和我在《電影欣賞》寫稿，日後也一起在唐山出版社編輯了《新電影之死》等幾本影評文集。讀書會的成員有幾位也加入《島嶼邊緣》的創刊與編輯。
現在回想，「戰爭機器」這名稱濫用了德勒茲（Gilles Deleauze）的哲學概念，字面的好戰色彩似乎呼應了鮮明的批評取向，但其實當初這名詞吸引我們的是德勒茲和瓜達希（Felix Guattari）哲學去中心化、反國家的色彩，呼應《千山台》（A Thousand Plateaus）書中「去領域化」、「逃逸路線」等名詞。「島嶼邊緣」一詞亦如此。當年這群友朋就評論發表的場所或主題而言，確實有那麼點去領域化的況味，但日後認同政治的大潮在台灣湧起，多年下來，包括我在內，許多人的立場已經和當時的理論姿態頗有出入，大多數人並無法真正從認同政治的吸引力逃逸，各自站上統獨光譜不同位置，乃至兩邊極端亦有人在，言論大為改變甚至與當年之我牴觸，有些人發生衝突不再往來。真正能持續游牧和逃逸的恐怕只有王浩威等少數人。
我對八○年代極為個人、拉雜而不精確的記憶必然有錯誤。在此我刻意做個反思的實驗，寫下當即出現腦海的記憶和想法。但若要做個比較概括的描述，我會說八○年代是個高度流動的時代，也是個文化界機會非常多的時代，不論創作或評論都是如此。當時刊物眾多，雖然多數壽命不長，此起彼落，卻構成不間斷的發表管道。流動性大不只見諸年輕人有很多發表機會，也表現於人跟人之間，即便政治立場不同，壁壘界線並沒有那麼嚴厲。就以我發表的園地來說，《南方》雜誌和自立副刊都具有鮮明的反對運動色彩，《長鏡頭》則是黨營事業中影的刊物，出版《電影欣賞》的電影圖書館是新聞局資助而具有官方色彩的單位，《新文化》則和謝長廷密不可分（即使他似乎從未過問編務）⋯⋯。這些刊物的社會位置，出資者的政治立場往往很不一樣，而我在這些刊物發表評論的觀點和立場並未隨之改變。這種文化作風造就了八○年代奇特的評論景象，提供了開放性與流動性頗大的空間。
這景象確和今日環境形成強烈對比。一方面，學科的建制化，包括攝影研究、電影研究與文化研究，帶來高度學院化的學術寫作。研究計畫、出版管道與學術審查制度帶來學科疆界和約制。就某個意義來講，這是進步，帶來更嚴謹、更有制度也更有學理根基的文字寫作，但似乎少了一點活力與自由度。另一方則是網路媒體眾聲喧嘩潮起潮落的個人評論。後者似乎是評論空間進一步的開放與民主化。然而，在當今更為政治極化與品味分化的氛圍下，在聲量暴起暴落的網路世界，高度個人化而無節制的文字時而可見。
我無意過度美化八○年代。猜疑、分歧與對立的狀態在當年不只早已經出現端倪，甚至也是相當常見。例如我就目睹《南方》雜誌運作過程中發生的爭執，作家藍博洲等和《人間》雜誌有關的一群人忿忿退出。我也清楚記得《島嶼邊緣》創辦前夕，蔡建仁請人接洽表示有意贊助合作，會面前，卡維波的緊張不安是我當時所未曾見過的，大異於他平常玩世不恭的contrarian作風；會談時吳正桓關於經費贊助的詢問，突然引燃蔡建仁當年恩怨怒氣的火爆場面，刊物的合作當然就告吹，小蔡也就和《島邊》沒有任何關聯。儘管如此，八○年代還有不少人際舊情的緩衝和曖昧空間的存在，讓不同立場的人可以對話、互動甚至合作。今天類似的分歧似乎更加頻繁出現，社群媒體也似乎更容易讓人與人的關係演變為水火難容的公開對立。回憶總是容易傾向濫情美化，而我對八○年代的記憶確實大致美好，雖然我並不想耽溺其中，也不想細究太多。若說有甚麼遺憾，那就是今日這種高度政治化、立場對立分明、批評不留餘地的論述方式，我在當年也曾推波助瀾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