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代的狂飆與1970年代的許多工作和衝突息息相關，而1990年代是否在1980年代的狂飆後快速地進入分工社會的凝結？這是我們今天經由新電影的重新思考而面對到的歷史命題。1970年代的重要性在於生成出台灣的核心命題，即國際與本土的糾纏情結，因為有1970年代的田野工作與國際喊話徹底浮現出台灣的身影與處境，1980年代才會成為一個時刻：藝術文化生態的成形。在這次「啟蒙．八○」專題裡，我們邀請了齊隆壬、王派彰與陳平浩進行座談，而迷走也參與對話、提出觀察與撰文回顧當年，並銜接了王俊傑對高重黎的訪談。我們所想像的是重新理解台灣當代藝術如何醞釀、如何現身又如何發展？並以「環境」（意即滋養於斯的「土壤」、「空氣」和「酵素」）作為對話和交流的預設標的，這次關於「電影」課題的組成所思考的正是「環境的面貌」。
此次座談參與者所屬的世代分布不同，自然會衍生出完全不同的敘事線，但又彼此交叉出一些節點，因而觸發出一些「復歸」的影像群，談「新電影」，卻是「外於記憶中的新電影」。而高重黎的訪談則更細緻地觸及個人的身份、處境與發展，彷彿一台自主的投影機，投射出許多時代印記。確實，高重黎參與「息壤」的作品《內戰的預感》（1986）是一個如此準確的預感與指認，因為當台灣藝文生態成形的同時，也就確認出一種恆常的內戰，而且從未能夠是「為藝術而藝術」，學院的封閉性是搆不到「為藝術而藝術」這般命題的，而置身這常常復歸的「內戰」中，藝術圈也會因此內含著「政治化」而被吸編為「泛政治化」的一環。歷史不是或不只是一種因果交替的直線故事，因為每則故事、每個環節都存在著支持它、影響它的其他環節或另一則故事，因此民主式的歷史所內存的條件就是「未完成」。歷史不只是生態現象的再現，正因為每一則書寫都會參與到生態的形貌與變化，所以每一次都是生態構成的參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