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不妨說:歷史文件都是不同個人在自己所處的座標上,透過不同的方法重建的歷史想像,真實的歷史永遠是充滿能動性的,它的真實面目更是模糊不清的。若真是如此,鄧兆旻的〈一個紀念碑,紀念釐清的(不)可行性〉雕塑和文件裝置,又是通過怎樣的比喻,或工具來想像或重建一段擬真的歷史;也就是以〈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這部指向真實命案的電影為分析對象,重建以電影結局為依據的歷史?這麼做的意圖又是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