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次受邀台北雙年展的處理與操作中,為何陳界仁決定與策展人合作同時又迴避進北美館,而選擇士林紙場展出〈幸福大廈I〉?又為何同時進行跟雙年展無關的樹林幸福片場放映會?雖說這是協商的結果,但無疑地藝術家已經藉此突顯北美館對於藝術生產所形構的難題,以及藝術家又如何用某種疏離的合作關係,來保存自身社群生產的抗爭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