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選隨想：建築與當代藝術的想像，歸零或從零開始

2018 X-site計畫：OO—工務所的行動研究
尺寸：Ø 12m×10.35m (H)×2座
材質：FRP中圓浪板、鷹架、PC中圓浪板、泡泡機械裝置
設計團隊：林佩蓉、塗家伶、李政儒（PT）、黃唯哲（PT）
跨界顧問：葉彥伯（何理互動設計）
結構技師：劉耀元（有維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鷹架浪板協力： 黃聖棋、何東傑（陞隆欣業有限公司）
裝置顧問： 蕭宇辰（機械）、潘文昌（機械）、張峻瑋（機電控制）
裝置協力：和盛企業有限公司（泡泡液）
燈光顧問：江佶洋（瓦豆）

自2014年首屆X-site舉辦以來，今屆的獲獎作品，是在臺北市立美術館進行全館修繕暫停開放狀態下呈現。有趣的是，X-site設定的展示場地本來就在美術館正門外的廣場上，似乎完全不受休館的影響。當然，本屆所訂定的徵件主題：「工務所」，期待透過美術館進行開館以來首次大規模內部修繕期間，因工程介入而產生對未來完工後的館舍及營運想像；「工務所」就像一個中介的區域，它負擔了操作工程與未來工作展現的機能，作為暫時性的場域，卻也充滿了多重的可能。在一個暫時無法提供參觀的美術館與臨時工務所建物的過渡之間，X-site的計畫意義變得更為積極：我們可以在沒有展覽發生的美術館外，透過廣場上的公共性臨時建築空間，更為冷靜的重新思考廣場的本質、美術館與民眾的關係、體制空間的內與外⋯⋯等命題，在建築與當代藝術之間，找到一個不同的觀看視角。

本屆X-site的首獎作品《OO》是由大林工作室所提案。相較於主辦單位所訂定的「工務所」主題，他們提出了「既不是工務所，也不是美術館」的概念，宣稱其提案是由過往所討論過或經驗過的工務所與美術館所形成的「裝置與建築」，它著重在其間所充滿的隱喻、象徵與真實。在其計畫書中，引用了中平卓馬（Takuma Nakahira, 1938-2015）在《為何是植物圖鑑》的文句：「近代藝術作品並非表現而是一種創造。亦即，作品呈現的是過去未見的事物；所以它不是反應，而是形成⋯⋯。」《OO》展現了幾乎與前面四屆X-site獲獎作品完全不同的提案觀點，雖然主要的創作者都是出於專業建築背景，但他們提出了對於「裝置」（installation）介入建築的另一層思考，這個觀點與X-site最初設立的宗旨不謀而合：結合建築與當代藝術。

當代藝術所展現的觀念包容性已不需再贅述，自杜象（Marcel Duchamp, 1887-1968）的「現成物」（readymade）概念提出後，「觀念」作為藝術之當代性的主體，展現在藝術的思考之上，杜象對於只注重外在視覺表現與討好大眾的「視網膜藝術」嗤之以鼻，但視覺藝術沒有了視覺表現，還能稱為視覺藝術嗎？正如德國藝術史學者漢斯．貝爾廷（Hans Belting）在《藝術史的終結？》裡說的：「正是因為藝術已經失去了抵禦其他媒介（視覺的和語言學的）侵入的可靠的前沿陣地，藝術與生活之間的古老對立已被消除；相反，它被理解為闡釋與再現世界多樣系統之一。」^[1]視覺與技術的操作，正是二十世紀以降前衛藝術所追求的新型科技文明，它對抗了十九世紀中葉以來講求高雅藝術唯美的浪漫自足性，但似乎也抵擋不了資本主義擴張所帶來的大眾文化衝擊，二十世紀上半葉的前衛藝術所創新的觀念軌跡，不但為勢力強大的大眾文化媒介所沒入，還發展出奇觀化的形式主義，它再度回到視網膜的大眾範疇裡，藝術創造的主體性本源再度消失。正如海德格爾（Martin Heidegger, 1889-1976）在〈技術的追問〉一文中認為現代技術即是一種人類表達開展、去除遮蔽與藏匿的方式，其本質就是一種「解除藏匿的命運」（Geschick der Entbergung）^[2]，當我們在問什麼是藝術的時候，其實也就是在問什麼是技術？但這裡的技術顯然是一個關於本源的思考，它是更開放的達到藝術與本真的追問，是落實的生活，而不是為藝術而藝術。

《OO》的發想概念把工務所與美術館的內部展開，將內部元素拆解，混雜而成各種象徵，也就是介於功能與隱喻之間的想像。工務所作為工作集散場域，由於人力勞動及技術支持而得以建造出另一個建築物，工務所內的電腦、辦公桌、辦公椅、日光燈、鐵窗、塑鋼門⋯⋯，當物件騰空分離飛散，一種技術及功能的轉換，變成對應美術館的觀念裝置空間。這種將空間意義模糊化的想法，似乎也在回應藝術的當代性命題：文明至今的演進，人類該如何自處於虛構與真實的多重空間意義中？《OO》由兩個高約11公尺的巨型黑、白圓桶所構成，它們緊臨著美術館的入口，形成了巨大的壓迫感，在露天圓桶內則有移動環繞的動力裝置可製造出大型泡泡（桶內的泡泡動力裝置分別被命名為Kevin與Stuart）。有趣的是，如此巨大而有壓迫感的量體，似乎是在對抗著比它更巨大的美術館本體，他們之間，形成了某種互換角色的趣味，只是，當美術館的大門因內部修繕而緊閉時，兩個圓桶便不只是工務所的象徵，而是做為置換美術館空間的文明延伸。

作品《OO》也讓人聯想到德國魯爾區（Ruhrgebiet）巨型工業遺址的意象，例如高達117公尺的大瓦斯槽（Gasometer Oberhausen）或關稅同盟煤礦工業建築群（Zollverein）。大魯爾區曾經是19至20世紀德國歷史上重要的工業時期發展區域，在經歷「德國工業心臟」的發達時期，舉凡煤礦、鋼鐵、電力、機械、煉油、石化等，都佔據德國生產力的絕大比重，甚至在發動一、二次世界大戰中作為極重要的軍事物資基礎，其影響力可見一斑。但隨著環境更替，魯爾區的工業在快速發展的同時帶來了嚴重環境污染，以及科技經濟轉型的變化，魯爾區於1980年代結束了它的舊工業生產任務，隨後進行了長達30年的區域改造計畫，將工業現代化與城市文化轉型並置為極成功的改造經典。從德國魯爾區的案例中，我們看到一個活生生的人類歷史文明縮影，從城市聚落邦聯、工業技術生產、科學演進、戰爭侵略、衰弱重建、環保意識、知識經濟到文化藝術⋯⋯。這些自西方工業革命以來的重大歷史變革，提醒著我們對於今日生存的危機感。而有著巨大量體與工業特徵的X-site作品《OO》，它微妙的將當代藝術中慣用的裝置手法與機械動力，結合在理性建築結構之中。有趣的是，封閉包覆的量體外型，竟然是由輕質廉價的PC浪板所構成，它與整個環境氛圍恰成對比，無論是美術館內正進行的修繕工事，或是建築量體給人沈重的感覺，更甚者，兩個巨型封閉量體圍堵住的是，過往給人高級藝術殿堂印象的白色美術館。由是，這個充滿「不合時宜」的情境與組成，突顯了今日人類環境的景況，無論是對立或者突兀，在其間總能找出某些縫隙，讓我們稍作喘息或者發現另一番天地，甚或，某種具有詩意的片刻。

義大利學者阿岡本（Giorgio Agamben, 1942-）曾借用尼采的「不合時宜」（Unzeitgemäß）說法^[1]，以詮釋「當代」的命題，他認為尼采把自己放置到一種斷裂與瓦解的狀態之中：「那些真正屬於當代的人，是既不合時代要求也無法適應時代要求的人，正因為是通過這種斷裂與時代的錯誤，他們比其他人更能感知與把握自身的時代。」^[2]這裡所提的不合時宜與斷裂，其實就是既身處在那個時代中，但又與時代保持距離的獨特關係。阿岡本稱之為對自身時代的「凝視」（gaze）。正因為一般人總以為他們無時無刻不在貼近時代，他們終無法成為當代人，因為他們無法目睹自己的時代，更無法堅守自身對時代的凝視。那麼，當代的凝視到底是在看什麼呢？阿岡本舉了一個有趣的比喻：當我們處於黑暗環境時，視網膜上的閉合細胞（off-cells）就會促使視覺產生效果，我們稱之為黑暗；也就是說，黑暗並不是因為光的消失，而是閉合細胞的激發結果。因此，黑暗不應被當成否定或消極來看待，相反的，它顯示了一種獨特的活動力，它是對時代裡的光明的一種中和（neutralization），它是為了發現時代的晦澀與陰暗（obscurity），黑暗其實是可以與光明相分離的。真正的當代，應是有能力察覺晦暗並看清光明的陰影。《OO》的兩個單調大圓桶，以及外部的圓型桃紅色泡泡裝置Bob，似乎在反駁某種單一價值與約定成俗的美感，因為美感並不來自於視覺的討好，建築也不來自於繁複的構造，某種「不合時宜」或許更加貼切當代的瘋狂情境。

整體而言，本屆X-site最後入圍複選的7組作品，都展現了相當成熟的概念與極大企圖心，特別在多樣性的提案細節上。無論是訴求材料的特殊與絕對性、著重造型的純粹美感、民眾參與重要性的提出、建築工法的獨創性、空間的延展與擴張、空氣力學等不同訴求的提案，都讓人目光為之一亮，特別是在聲音、裝置、動力等元素與手法的加入。X-site計畫的提出，為公共空間的藝術想像增添動力，當然也為陷入瓶頸的公共藝術創作及政策提供另外一種思考，到底，公共空間是否真的需要藝術？沒有通過環境思考及對話的公共藝術是否可能成為公共視覺災難？當立意良好的政策成為常態性規範時，就有可能變成徒然分發資源與完全不具創造力的制式樣板。公共空間美學的建立，並不來自於突出設立的藝術作品，而是對於整體生活品質的多重想像，只有透過觀念的介入，才有打破被視覺與造型綁架制約的可能。而透過X-site的舉辦，許多年輕建築師積極的投入非典型建築計畫中，他們試圖提出各式融合創意與實驗的想法，最後雖然每屆只有一件作品得以真正實現，但這個計畫似已激起討論熱情，相對的，也突顯我們在公共介面的藝術表現極為不足。X-site徵選簡章開宗明義提到的「結合建築與當代藝術」，似乎仍然沒有廣泛的被真正思考，它突顯了台灣建築界的拘謹，甚或因過度講求實用主義而缺乏想像；其次，在當代藝術介入與當代性跨領域思維上，亦還沒有成為廣泛的美學基礎。環顧二十世紀前半葉的西方藝術發展，從立體派、野獸派、未來主義、達達主義到超現實主義，幾乎都在不斷的掙脫或反抗前一代的束縛與約制，這也是繼浪漫主義之後，一個追求自我思想發展新階段的藝術革命。〈超現實主義宣言〉起草人安德烈．布賀東（André Breton, 1896-1966）曾替超現實主義運動訂出了最後的目標：「改造世界、改變生活、徹底恢復人類的理解力。」此一崇高的目標理想要達成並不容易，但它其實不在追求系統的解放，除了反對「現實主義」（realism）之外，它側重在開拓人們的內在世界，意即「真正的自由」，真正的自由到底是什麼？它在藝術上的表現也就是開放性與思考。台灣在公共空間美學上仍有極大進步可能，但光靠極少數菁英的努力是無法改變現狀，期待更多年輕建築師與藝術家們的投入，還有最大幅度文化政策的改變，以追求我們在生活上的進步。本屆X-site之「工務所的行動研究」的呈現作品《OO》，是否也在暗示，對於生活環境的失望與希望，都將歸零，或從零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