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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我與臺北市立美術館文獻中心合作，以客座研究員的身份，進行1980年代展覽檔案研究，並為《現代美術季刊》規劃相關專題 。在面對龐大且尚未梳理的文獻檔案時，一連串的問題立即瀰漫眼前：做研究與作展覽的差別在哪？檔案研究是否有方法論？文獻來源的政治性是什麼？如果每一個歷史檔案的存在都已經經歷一次主觀性的篩選，而當再次落入研究者手中時，又該以何種姿態來介入？
註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