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我與臺北市立美術館文獻中心合作,以客座研究員的身份,進行1980年代展覽檔案研究,並為《現代美術季刊》規劃相關專題 。在面對龐大且尚未梳理的文獻檔案時,一連串的問題立即瀰漫眼前:做研究與作展覽的差別在哪?檔案研究是否有方法論?文獻來源的政治性是什麼?如果每一個歷史檔案的存在都已經經歷一次主觀性的篩選,而當再次落入研究者手中時,又該以何種姿態來介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