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我與臺北市立美術館文獻中心合作，以客座研究員的身份，進行1980年代展覽檔案研究，並為《現代美術季刊》規劃相關專題。在面對龐大且尚未梳理的文獻檔案時，一連串的問題立即瀰漫眼前：做研究與作展覽的差別在
哪？檔案研究是否有方法論？文獻來源的政治性是什麼？如果每一個歷史檔案的存在都已經經歷一次主觀性的篩選，而當再次落入研究者手中時，又該以何種姿態來介入？ 如果每個檔案的納入同時也是另一個檔案的排除，那麼所有的檔案呈現不也就是另一種紀錄的消失？挾著上述對文獻處理的大哉問，我便開始了與北美館為期兩年的研究案。這段時間以館內的機構檔案為起點，聚焦1983年開館後整個1980年代展覽製作的脈絡與和體制間的關係，以館內／官方與館外／非官方的檔案文獻相互對照，來重新檢視一個官方美術館在解嚴前後的臺灣是如何面對當時的政治現實，政治又如何影響藝術創作的發展？以及能否透過展覽史來爬梳當時對現代性的理解？
1980年代的臺灣不論在政治、社會、經濟、文化上皆處於一個階段性的轉移，經濟起飛以及政治解放為文化藝術鋪設了一個極具實驗性的溫床，也為1990年代後，直至今日，臺灣當代藝術的發展打下了深厚的基礎。2020年的今天，我們面對中美政治貿易的紛爭、地緣政治的挾持、全球疫情的擴散以及日趨模糊的身分政治認同等等，藝術的政治性或時效性面臨前所未有的危機並且不斷地被拿出來檢視反思。因此對歷史進行回看成了身陷現實囹圄的文化工作者一個得以沉澱及反饋的機會。歷史需要不斷的被述說、闡述，並透過當代的眼光和距離，重新打開詮釋的空間。影評人黃建業曾說，每一個世代對前一個世代的理解都是從誤讀開始，但也因為這一連串的誤讀而得以打開歷史的緯度，拼湊出那些未曾理解過的魔幻真實。臺北市立美術館作為東亞第一座現代美術館，多年來承載臺灣美術史的發展演進，而即將於2025年成立的藝術園區擴建案定調以臺灣當代藝術為發展主軸，似乎正式將這個曖昧又
不合時宜的「現代」頭銜做了歷史上的告別。在近四十年後的今天，當我們重看彼時文化圈掀起對「現代」的定義論戰時，除了發現隱藏著當時擁有話語權的藝術家、學院以及媒體對自己妾身未明的身分保衛外，也凸顯了藝術圈對「現代」的浪漫想像；而這些想像的印證則忠實反映在北美館的每一檔展覽製作過程中。
本期專題以1980 年代北美館承辦策劃的設計工藝及建築類別的展覽為研究項目。自北美館1983年開館以降至1989年總共舉辦了大大小小近五十檔設計與建築相關的展覽，花藝、陶藝展就佔了將近二十檔。然而進入1990年代後，這些展覽逐漸消失在美術館的展覽規劃內，設計工藝的藝術類別也漸漸與當代視覺藝術脫鉤。弔詭的是，近年來設計工藝類展覽似有重返美術館論述的趨勢。此次專題除了藉由檔案文獻來回顧當時的展覽內容外，也與香港M+博物館的設計及建築主策展人Ikko Yokoyama進行一次對談，深入了解設計與建築類展覽在亞洲視覺文化發展下的歷史意義以及未來展望，試圖為這些1980年代曇花一現的展覽舊事新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