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探高雄日治市街鄰里單元：群島式城市建築與教育基礎設施之辯證

本研究以重新詮釋市街鄰里單元為群島式都本研究以重新詮釋市街鄰里單元為群島式都市建築作為切入點，深入探討「高雄舊市中心」（本文界定範圍為：由鐵路臨港線所延伸構成的環狀範圍）在日治時期的城市空間，特別關注市街鄰里單元在城市發展中的基本元素。以下為本研究的五個立場，透過相關提案、實地觀察、地圖追溯、城市規劃、建築類型研究和解釋性歷史分析，重新解讀並呈現以日治時期出發邁向未來的高雄城市空間。

1. 重新詮釋市街鄰里單元為群島式都市建築，強調教育基礎設施的辯證關係，作為正在發生中的城市轉型的反提案。透過對相關提案的研究，結合實地觀察和地圖追溯等方法，深入理解這些鄰里單元在日治時期所扮演的角色，重新詮釋其在城市發展中的價值。
2. 焦點置於高雄市的市街鄰里單元，視其為城市發展的基本元素，提出群島式都市建築的概念，探討傳統總體規劃中的市街鄰里單元，並強調教育基礎設施的重要性。透過城市規劃和都市建築類型的研究，重新詮釋市街鄰里單元的角色，探討其對城市發展的影響，特別突顯教育基礎設施對未來的關鍵作用。
3. 探討高雄市邁向以教育知識經濟為基礎的都市發展，特別聚焦於亞洲新灣區計畫中的大型公共建築和設施。理解這些建設如何與原有城市基礎設施相關聯，透過重新詮釋群島式都市建築，並探討如何重新納入群島式都市的策略。
4. 介入碎片化治理和自主空域（Autonomous Spacing）的概念，深入探討城市區域化的定義及其在不同尺度上的影響。透過城市規劃和社會政治的分析，關注教育在日常生活中的體現和在碎片化治理中的應用，深入瞭解其對城市發展的影響。
5. 提出新的多尺度都市建築框架，以教育基礎設施為核心，強調不同尺度基礎設施之間的互聯性。透過群島式都市建築的觀念，重新詮釋歷史並應用於教育和交通基礎設施之間的新關係，實現更具包容性和可延展性的都市發展。

（一）研究目標

在文獻回顧的過程中，我們發現高雄市區的空間研究主要著重於日治時期的三階段港口開發計畫，（黃武達，2003）特別是結合城市公共衛生與基礎設施整建的方向。（黃武達，1998）然而，現有研究多半專注於港口的建立，鮮少涉及港口腹地的城市理解，包括具有獨特特色的日式街區單元【圖1】。這些街區以小學步行範圍為單位，其中包括主要市場街道（市街）貫穿整個街區【圖2】。市街作為街區組織的核心，不僅構建了一個街區基礎衛生設施的系統架構，同時也因其市場的主要機能，成為居民核心生活場所。此外，市街以有頂蓋的柱廊空間型態為主要特色，形成一個個獨立但相互依存的街區單元【圖3】。

更進一步來說，在過去的城市研究中，尤其是針對高雄的研究，多半著重於日治時期的港口開發，缺乏對港口腹地的全面理解。這論文嘗試透過重新詮釋市街鄰里單元為群島式都市建築，以及強調教育基礎設施的重要性，提出新的城市發展視角。舉例而言，對於市街鄰里單元的重新詮釋可以突破過去對港口發展的狹隘觀點，將焦點轉向具體的城市單元，如日式街區，強調其在城市發展中的關鍵作用。透過對市街的市場機能、基礎衛生設施的系統結構等方面的研究，我們可以深入理解這些單元在日治時期的影響，並拓展對高雄城市發展的理解。

若將視角擴展至都市尺度，這樣的街區模型也成為城市發展的基石，逐漸構建起高雄市區如細胞狀的學區節點。這種相似的發展模式於1929年在紐澤西州實踐並發展的鄰里單元（Neighbourhood Unit），由美國城市規劃師克拉倫斯・佩里（Clarence Perry）提出。（Perry 1929）此外，以上兩種街區的空間型態，皆曾受更早期實踐於郊區的「花園城市」原型所影響；（Howard 1970）然而不同的是，市街並無如花園城市被實踐在城市的郊區，（Hall 2007）而是出人意料地在日治的高雄應用於建置一個城市中心的理想新城（ideal new town）：以公共衛生主導、留出街區的空距，郊區化的鄰里模型具體實踐在一個市中心裡【圖4】。

若是從空間實質運作來看，高雄實際上是一個巨大都市規模的郊區。均勻的細胞節點空間，以及為支持港口運作所導致的郊區化發展，使得高雄市舊中心逐漸成為支持港口運作並提供大量工人居住的附屬區域。然而，這也帶來了都市發展的關鍵問題――人口的分散和公共設施的散佈，導致公共投資難以被有效集中利用、進而需要花費更多的經費從事都市空間與建築的公共投資：這一系列對港口後方腹地社區的城市轉型，主要從捷運站基礎設施推動人口與公共與知識經濟相關的都市活動再加密（urban redensification）點狀的介入來刺激，此外，隨著高速公路向東推進，以應對高雄產業轉型，原高雄經貿園區（MAA，2000）和現今亞洲新灣區科學園區（陳其邁，2018），由於左營高鐵衛星城鎮發展，交通網絡幹道也向北郊擴展相接。高效的交通基礎設施主導整個高雄城市空間的發展往舊市中心之外拉伸，挑戰了傳統觀念中「一個」城市中心的概念【圖5、圖6】。

因此，我們期望透過重新概念化高雄城市規劃，提出一個反提案，以應對這種都市郊區化的趨勢。後殖民時期初的城市規劃源自於郊區花園城市運動的移植，進而形成了高雄市區群島式的都市樣貌。這種殖民地城市規劃為城市結構問題提供了潛在的驅動力，即殖民化前後不同規模的郊區化。如果我們無法忽視都市中難以忽略的空間樣態是郊區化和碎片化，那麼以市街為核心的鄰里單元該如何重新概念化，成為一個由複合性教育節點組成的靈活框架，並超越其原有規模以應對城市所需的代謝與轉型？

此外，我們試圖通過從福柯（Michel Foucault）的空間治理概念和海德格爾（Martin Heidegger）的築造（to-build; bauen）概念中，探討鄰里單元的教育意義，討論後殖民空間條件中自主性（autonomy）所導致高雄市區群島空間型態中，碎片化治理和空域自治相關的辯證問題。

另一方面，隨著城市經濟轉型的進程，新的城市架構必須重新考慮以鄰里單元和多尺度教育為基礎的辯證城市結構。我們以亞洲新灣區科學園區為中心，考慮科技園區、生物科技實驗室、軟體科技通訊產業，衍生出新創集聚的整體規劃等空間需求，重新在此時此刻高雄群島空域與後疫情時代的時空脈絡下，提出一個多尺度都市教育元件與基礎設施空間架構的反提案建議：新的城市架構將不再僅僅由單一的總體規劃所制定，而是能夠更靈活地成為一個又一個、不同期間卻是類似空間架構、多尺度教育基礎設施節點的孵育地――一座座自治的、包羅萬象的教育與基礎設施群島。

（二）研究問題與研究範圍的界定

高雄城市在2020年疫情爆發之際，正迎接日治時期至今的百年現代化里程碑。從殖民時期的碎片化治理，高雄在戰後重新受到國民政府的集權管制。與此同時，為凸顯政治影響力並振興國家經濟，中央政府啟動大南方計畫，結合橋頭科技園區的新技術研發、亞洲新灣區的互聯互通，以及各科學園區的計畫性建置，串聯起臺灣南部重要的經濟走廊與資源網絡。以高端研究、生產和教育為計畫基礎，以教育為主軸的知識經濟發展中，啟動結構性的都市轉型。

高雄空間現代化的起源可追溯至1908年至1936年間的日治時期。當時，日本政府面對高雄這座新興城市的治理，引入一系列都市改革政策，試圖透過基礎設施與教育空間的整合，連接原有支離破碎的漁村群落空間。政策以生命政治學的實踐為根基，從空間建置開始執行治理，包括發展具有高效污水處理系統的港口城市結構，促進教育及鄰里關係的街區網絡，以及建立物流交通系統，以供應大東亞共榮圈基地的需求。同時，政府力求維持和控制殖民地的一定勞動能量供給，強加日本母國的生活方式。

在此背景下，日本政府以建立可容納大量居民的高雄港灣腹地為目標，引入源自英國郊區的花園城市運動作為高雄的都市化模式，轉化為具有日式生活感的街區單元。這些單元包含「教育」、「基礎設施」和「鄰里」三大要素，每個單元以一所小學或公園為核心，以其方圓500公尺的步行半徑作為邊界，其中還包括一條供應日用品的主要市街。這樣的街區單元具有易於複製、改造、修改的特性，逐漸形成一種便於殖民政府治理的空間模式。

然而，這種高效治理的群島空間模式導致後續高雄都市整體治理的完整性逐漸瓦解，引發了相關的都市規劃、都市設計以及建築方面的社會和政治問題。特別是在新冠疫情蔓延的時候，集中型城市因資源過於中心化而面臨運作癱瘓的危機，相反地，碎片化的空間模式因其靈活變通的操作性而具有易於調整的生存優勢。

綜上所述，本研究期望透過研究高雄後殖民時期公民基礎設施的賦權與城市治理之關係，探討如何透過教育節點的群島局部性的代謝，取代現行常見的全面性大型總體規劃，以構思城市轉型的新可能性。

因此，在本文中，一些關鍵的問題意識包括：

都市發展的轉型性質：如何重新理解高雄市區從日治時期至今的都市發展，特別是在知識經濟時代的轉變中所扮演的角色？

市街鄰里單元的城市影響：如何重新詮釋市街鄰里單元，以深入了解其在城市發展中的基本元素和影響？

教育基礎設施的辯證關係：教育基礎設施在都市轉型中的辯證關係如何，以及其在不同時期的演變對城市結構的影響？

深入探討這些問題意識有助於提供更全面、多元的城市研究視角，同時試圖補充與再述目前高雄城市研究與發展中可能的再出發的觀點。

在這一部分，我們將討論過去的研究以及相關作品的探討，特別聚焦於高雄市都市規劃和都市建築領域。歷史圖資分析以及各方論述觀點將有助於建構本文辯證框架的基礎。過去一些學者曾以較簡化的視角詮釋殖民統治下的空間現代化，將其視為一個重寫過程。然而，本研究使用替代方法，並盡量減少對日本政府官方檔案的過度依賴。並且試圖透過相關反提案、現場觀察、地圖追溯、城市規劃、建築類型研究和解釋性歷史分析，我們嘗試重新理解並建立現實的多重面貌。因此，在這一部分，將詳細說明本文的研究方法和過程。

從文獻回顧中可知，現已有諸多關於日本殖民時期高雄都市規劃及街區發展之文獻。相關研究最早是由吳欽賢在黃世孟教授指導下提出的〈日據時期高雄城市規劃與發展分析〉，該研究認為，當時的諸多規劃受到經日本內務省之託，負責設計臺北給排水處理系統的英國工程師威廉伯頓（William Burton）所影響。（吳欽賢，1988）此研究指出，其用以建構都市局部核心區域的相關策略，包括透過配置小型公園於學校地附近以整合性地服務半徑500公尺（即步行距離內）的區域、使用「間」作為街區的長度單位、及建造面向主要基礎設施的陽臺等空間模型。該研究雖然是最早投入研究高雄城市發展及近代城市肌理形成者，但主要論述著重於高雄都市尺度之空間規模、架構與階段性發展，未包含更小尺度之道路網絡及市街之研究。

另一著名研究則由黃武達教授於1992年提出，發表〈日治時代高雄都市結構之分析〉與〈日治時期．高雄「哈瑪星、鹽埕埔」新市街之誕生與港灣都市之形成〉。前者透過復原歷史地圖資料，進行史料的量化分析以探討高雄都市空間的演變；後者則考察高雄港建港後如何響應日本帝國南向政策，轉身發展為工業城市和物流基地，以實踐成為大東亞共榮圈中理想現代城市之理念，包括引入樓房陽臺、公園等基礎設施之概念，以及可改善臺灣人民的公共衛生之房屋建築指南等。然而，以上兩篇論文都著重於宏觀的歷史發展脈絡，較少討論基礎設施對城市空間整合之影響。

其他在戰後政府機構和高等教育部門以及建築或城市規劃研究所也曾發表具有重大貢獻之研究成果。楊慶吾曾在《台灣近現代地方政府建築之研究――以台灣西部五大都市之發展為例》之碩士論文中，研究高雄城市架構之設計，並指出交通基礎設施因其分佈而控制了高雄港的發展，沿主要道路的設施分佈和大專院校等高等教育場所聚集，塑造了市區的形象，造成與其他四個城市不同之影響。此外，張世民亦在《從地圖閱讀高雄―高雄地圖樣貌集》中，透過高雄近300年來歷史地圖之分析，為其都市發展脈絡提供了寶貴的線索，對本文作者之縱向觀察有很大幫助。另一方面，劉碧株在博士論文《日本殖民時期高雄港的發展與高雄的城市規劃》中，探討了鐵路運輸、高雄港交通基礎設施和高雄城市規劃在維持港口有效運作方面的協同作用；值得注意的是，該研究表明西式道路網格和日式城市街區的規劃整合，為高雄鄰里單元結構中引入了日本的町空間與西方網格複合街區空間之概念。由此可知，市街街區單元與教育節點的概念應運而生，為了深入探討此主題，本研究進行以下關於高雄教育基礎設施節點和市街街區單元之文獻回顧。

（一）教育基礎設施節點

過去，高雄港的高雄舊市中心僅被視為提供港口勞動力的地區，被歷史視為港口居民的生活空間。然而，隨著後工業化轉變的興起，這一中心裡的工業港埠空間發生了廣泛的變化，不僅涉及工業經濟的轉變，還對政治、空間和社會結構產生深遠的影響。政府於2000年推出的多功能經貿園區至今日的亞洲新灣總體規劃旨在打造一個融合「文化」、「商業港埠」和「知識經濟」發展的中心，並為南部臺灣的基礎設施網絡建立一個重要的文化和經濟中心。計劃旨在通過產業轉型，將高雄從原本以製造業為主的二級產業升級為以知識經濟為主的三級教育產業都會區。同時，計劃還致力於打造一個有利科技實驗室和軟體科技通訊產業發展的新城市中心，以振興逐漸衰退的舊港口地區。

然而，進一步的研究指出，「這種後工業化轉變對臺灣產生了後續的空間影響，創造了南臺灣地區閒置且巨大的政府開發工業區」（Chou 2010: 86）。意指，儘管該總體規劃以成為南臺灣的三級產業都會區與文化中心為目標，最終卻引入了宜家家居和好市多等大型零售店，意外在市中心形成了工業園區的另類角色，並淪為類似依傍高速公路的郊區商業園區。此外，該規劃以大面積的功能分區為架構，導致三級教育產業場域被分配至難以步行而至的區域內，無沿街空間的建築設計也將其與既有的，由市街鄰里單元形成的城市結構硬生生區隔開來，知識經濟備受期待的交流互動與跨領域學習因而受阻。這塊於高雄舊市中心的新城市中心區域與既有區域之間形成了壁壘，與既有由教育為核心的日式市街鄰里單元所構成的高雄舊市中心毫無關聯。在這樣的空間組織與總體規劃下，街道的角色變得單一，僅負擔基礎服務設施給水給電與道路的功能、缺乏互動、並且讓不同社群交流的空域。

綜上所述，為了解決分區與街區組織之間的衝突，以應對高雄都市空間結構與都市建築的轉型，我們需要提出一種新型態的空間模式，以教育為出發點，整合不同規模的基礎設施，打造新型態的市街都會區。因此，如何從多尺度的視角來辯證整體教育及其他基礎設施構建之框架，將是這個提案的首要任務。正如當代都市建築學家奧雷利（Pier Vittorio Aureli）對「唯一市中心」概念所提出的挑戰，這是中心概念和無處不在之間的辯證關係―任何中心概念總是隱含這種情況。（Aureli 2010: 9）更甚者，在過去的50年間，隨著第二級產業的蓬勃發展和運輸需求增長，道路基礎設施的長度持續增加。然而，正如都市學家葛雷漢（Stephen Graham）對高速公路系統的評論，這樣的基礎設施是一個相對較新的主題，並可幫助建築在其領域內不那麼孤立。（Graham and Marvin 2001: 32）此外，另一位當代的都市學家豪克（Thomas Hauck）指出，污水處理系統或火車站等基礎設施的建置，亦為當代城市的物流與供應鍊提供城市運作一定的穩定性，並成為推動城市結構改變的一大助力。（Hauck, Keller and Kleinekort 2011: 9）

綜述而言，本研究期待能從歷史涵構的角度切入，審視日治時期用以建置衛生系統之市街鄰里單元所處之定位。同時，本文企圖整合其所具之教育及城市基礎設施的雙重特性，以進一步發展為城市中更具彈性的教育基礎設施節點，並為高雄轉型成為三級產業知識經濟城市，並具備多尺度教育空間之場域，賦予嶄新的意義。

（二）市街鄰里單元

在1895年至1945年的日本殖民時期，高雄港的市中心作為日軍侵略東南亞地區的中繼站，需要進行一定程度的整治和治理，以順利成為日軍作戰時的後勤樞紐。因此，日本政府開始制定都市改革計劃，將日本既有的理想社區模型應用於高雄市區，以有效管理和維持該區的勞動人口。城市規劃師佩里提出的社區模型包含一座主要小學和像細胞一樣的家戶單元。（1929: 24）這樣的社區模型與吳欽賢在其研究中所描述的市街社區單元有相似之處，（1988: 167）都以方圓500公尺作為區域範疇，並以小學作為社區的中心。然而，吳欽賢在研究臺灣高雄市日治發展的城市空間模式中特別強調了「市街」的空間元素，這是佩里當初未曾考慮到的。

1929年，佩里的「鄰里單元」被引入作為美國城市在二戰後的重建規劃工具，受到霍華德花園城市模型的影響。鄰里單元是一種細胞狀的社區結構，包含中心的小學和周邊的住宅區，並由輻射狀的道路連接。這種新型態的郊區模式為市中心內的生活與工作創造了分野，並為特定時空的社會群體建立了獨立的社區場域。同時，紐澤西州也在瑞邦（Radburn）社區中實踐了類似的大型自治社區理念。

雖然臺灣的市街單元與美國的鄰里單元有許多相似之處，但在街道建制的系統上存在明顯的差異。在佩里的鄰里單元中，街道的功能主要在於土地劃分、水電管線分派末端提供以及輔助各項基礎設施的建置；（1929: 23）反之，市街鄰里單元則用於城市的正規化管理及衛生系統的建置，（Chen and Shih 2010: 30）而後又因其具頂蓋的排水設施空間日漸被居民日常使用的手推車及攤販自主性的佔據與社區關係的經營，因而逐漸成為一條乘載居民主要生活的市場街，而不再僅僅是一個衛生基礎設施。

市街鄰里單元的發展以街道為核心，為每個城市街區提供了一個中心的共有區域（common land）。從都市街廓型態和都市建築的角度來看，市街作為一種群島可被重新定義為一種拱廊，連接著街區兩端的內部街道。（Geist 1983: 4）它同時連接著街區的外部和內部空間，以及私人和公共空間。街區的中心逐漸不再是私人擁有的，而是地面上的一個共有空間。（Panerai, Castex, DePaule and Samuels 2004: 162-164）因此，市街街區單元是依據衛生基礎設施加上地面層活動發展而來的都市空間模型。

高雄市的城市街道網絡結構既有西方的網格結構，又融入了日本文化中的町的概念，即市街鄰里單元街區。（劉碧株，2017：117）因此，高雄舊市中心，是一種將教育、鄰里單元和基礎設施混合在一起的綜合型體。這種匯聚不同元素和概念的城市模型，賦予高雄在日治之後的街區獨特的特點和風貌。透過對高雄市區城市規劃的重新概念化與反思，我們能更深入地理解和善用這些特色，作為未來城市空間的基礎，為高雄市發展提供新的引領和方向。

跨文本閱讀方法在本文中被選用，以確保多元的研究視角並從不同時空維度獲取資料。這種方法包括文獻回顧、歷史圖資分析、現場觀察、地圖追溯、城市規劃分析、建築類型研究和解釋性歷史分析等多種途徑，以支持本文所建構的辯證框架。

透過這種多元的研究方法，我們得以從不同的文本和角度獲得資訊，進而更全面地理解高雄市區從日治時期至今的發展。跨文本閱讀使我們能夠避免對單一資源的過度依賴，提高研究的深度和廣度。

而本研究的目的在於不採用一種極簡化的視角，避免以某些建築和城市規劃學者對殖民統治下的空間現代化進行審視和歸納的方式。我們嘗試避免將這過程視為單純的重寫，（Wu 2007: 2-3）以確保立體觀點產生辯證性的過程而非結果。因此，本研究採用替代性（alternative）與詮釋方法，避免單一依賴日治檔案庫，通過相關提案、現場觀察、地圖追溯、城市規劃、建築類型研究和解釋性歷史分析，重新發現現實。在這項研究中，參考了昂格爾斯（O. M.  Ungers）在戰後柏林的綠色群島概念（Ungers 2013）、福柯的空間治理和基礎設施概念（Foucault 2007）、異托邦（1986: 22-27）、海德格爾的築造概念（Heidegger 1951）以及斯坦・艾倫（Stan Allen）的場域狀態（Field Conditions）概念（Allen 1999），以發展反提案。這種研究方法旨在提供一個更加多元和多角度的視角，以重新闡述、發現與再定義城市發展和空間治理的過程。

柏林綠色群島重新定義了城市碎片化治理也同時具有自主自治的辯證性，這些在戰後被轟炸過還倖存的碎片群島：無所不包的鄰里社區，成為戰後社會政治和空間重建的起點。這些城市碎片類似於被視為城市教育群島的市街社區單元。從福柯的空間治理和基礎設施的概念來看，高雄日治時期產生的這些同質的市街鄰里單元，在治理上的目的是易於被殖民者操縱、管理和編輯，並在當時被以衛生基礎設施為名義而深入調查居民生活。

然而，本論文提供的反提案，其實是另一種替代性的倡議提案，如此的倡議提案正如福柯在《異托邦》中所描述的，當人們反思並回溯到關鍵的歷史轉型時刻，他們會進行不同立場的辯論，如同閱讀本文的時刻，試圖確定轉型是現實的幻覺還是幻覺的現實。反提案需要透過這樣的論證，引發公共領域的討論和意見交流，擴大要求變革的聲音。這種論證的興起對於重新詮釋城市發展和空間治理的過程至關重要。

於是進一步來說，在日治時期，政府透過市街鄰里單元的市場街衛生基礎設施的發展教育群島的碎片治理中，海德格爾的「築造」概念將那些分散但自治的公民行動透過日常生活街道佔領聯繫在一起。海德格爾在著作中將行動的概念與建築的社會空間關係聚合在一起，是一種教育、立基於不斷地在日常生活的過程中自主建立起的教育，他強調教育透過築造的深層含義，涉及到塑造、培育和修正的過程。

根據海德格爾的觀點，在德文語境的觀念中，這樣的教育將提供關懷（care）的行動，產生一種在不同尺度上培育的框架（framework）。在這項研究中，這些公民行動可以被視為一種培育過程，塑造城市具有教育意圖的場域，作為這個框架的一部分。因此從反提案來看待，從治理機構到高雄市轉型的各種規模的公民領域中，這個框架重新賦予了基礎設施之作用。斯坦・艾倫的場域狀態概念更進一步指出，這個框架不是一個固著的整體，而是需要重新指認，並由現有基礎設施上的各種局部場所和空間元素組成的空間系統。

最後，這個來自高雄的框架將自治視為最重要的價值，並將基礎設施重新概念化為公民互聯領域。因此，本研究呼應了更大背景下的辯證問題：經歷日治與COVID-19之後，城市是否需要總體控制的全面總體規劃，或者這些教育群島―日治市街鄰里單元―如何作為不同尺度的分散和間隔節點模型，並成為逐步發展城市的新起點？

（一）日治鄰里單元在高雄的市中心：群島？碎片化治理？還是自主空域？

「群島」是相對於傳統都市設計，常強調整體幾何構成與連續性的重要性。但昂格爾斯指出，城市的碎片化可以成為城市未來發展的起點。分散在整個城市的市街區單元被視為類似於群島的辯證區域。在作為替代性的都市建築設計中，昂格爾斯提出的群島概念指的是城市中被指認出的微型城市島嶼建築。儘管傳統城市設計強調整體幾何構圖的作用，但昂格爾斯認為城市的碎片化能夠作為城市未來發展的有力出發點。昂格爾斯的研究通過分析廢棄區域並強化其空間特質，來深入探討戰後柏林的城市碎片化。這些區域如同包羅萬象的城市島嶼，內含居民和各種公民活動，如基本社區服務、診所圖書館、洗衣房、餐廳和幼兒園。相較於已經被都市化的環境，這些地方是自治的群島。

「碎片化治理」的概念與福柯在《安全、領土、人口》中描述的空間治理有關。道路作為一種重新概念化的基礎設施，能夠高度控制人們的流動。監督的力量通過監控人的活動而產生。這種權力在市街鄰里單元內以及街區、城市地區的重要空間應用，成為日常教育的一部分。在市街鄰里單元的邊緣，有柱廊組成的貫穿式遊廊、整齊的建築立面和綠樹成蔭的道路。這些連接社區的元素構成一個如細胞節點般易於管理的鄰里單元。這些單元形塑了一個城市環境，同時也構成了高雄和城市群島碎片化治理的基石。

在「群島」與「碎片化治理」同時發生的辯證狀態下，海德格爾在演講中引入了「築造」的概念，將其與自下而上的教育理念進行類比。他強調築造是一種創造和形塑環境的過程，而教育則是形成人類環境的過程。因此，築造和教育的概念在意義上非常相似。當我們在築造某物時，同時也在塑造和製造某物；同樣地，教育正在形塑和培育成長中的人類。這使得築造的概念重新確認透過教育培養身體活動的重要性。在涉及市街鄰里單元的內部時，市場街沿線的公民行動扭轉了殖民者對空間的治理，這些行動在有蓋的衛生基礎設施上展開。這種公民行動重新定義了空間治理的權力結構，使市民能夠在城市中擁有更大的自治和參與，進而重新塑造城市環境。

透過「築造」身體到街區展現「自主空域」的契機，原本在碎片化治理下的大溝頂鄰里單元中【圖2】，街區中心的小學被重新定位為運動、健身和教育的公園。最初，在學校旁建立了線性排水基礎設施，後來被市街所覆蓋。居民逐漸佔據這個街區，興建棚屋，建造廟宇、攤位和商店。隨著地區發展，小型自治結構與現有的基礎設施一同建立。市街成為街廓中央的共有空間，融合了不同社群的鄰里。在這樣的背景下，日治時期的治理逐漸被一種自主空域的氛圍所轉變。此外，自主空域結構促進了交流和培育，與築造的理念一致。因此，透過辯證的思維框架與大溝頂市街鄰里單元為例，我們得以更全面地理解城市發展和空間治理的過程。

於是這個鄰里單元展現了自主空域氛圍可以通過空間結構的間隔來塑造。本研究的群島顯然將碎片化治理和自主空域交織成包羅萬象的群島，包含教育基礎設施的節點模型。因此，以辯證框架的思考應運而生。

（二）超越市街鄰里單元：包羅萬象的都市建築群島

根據斯坦・艾倫的觀點，在場域狀態下建立的空間最終會演變成一種基礎設施。現代城市的基礎設施元素本質上是在開放式網絡中相互連接，提供了城市環境中場域狀態的另一個例子。場域狀態的組成是鬆散聚集的集體，其特徵是孔隙度和局部互聯性。（Allen 1999: 92）這與透過教育基礎設施節點進一步發展的辯證框架思想相關聯，該框架的形成類似於場域狀態。從這個意義上說，群島內部的空間自治因此塑造了一個非常規的基礎設施。整體形狀和範圍是高度不可預測的，並且不如局部內部關係的重要性，這些內部關係決定了場域的行為和跨尺度的特性。在小學、寺廟和商業活動的旁邊，不一致且相互間隔的自主空域結構呈線性發展。這些公民活動將街區內的衛生設施轉變為另類的市場拱廊，並成為市民共有的場所。由市街所驅動的多樣化群島形成了一個基礎設施。在這個意義上，基礎設施不僅為殖民者提供空間治理，還被重新視為引入公民相互流通和主動參與的場所。因此，公民以各種方式佔用和使用基礎設施，將碎片化的治理空間轉變為自治的地方。這些行動表明個體身體尺度的轉變，創造了一個影響公民互動的社會環境，進一步加強彼此之間的交流。因此，市街鄰里單元所驅動的多樣化群島逐漸發展成為一個具有交流能力的城市建築。

溝通在教育過程中具有相當重要的作用。在碎片化治理延用到的當下，辯證框架應該融入跨尺度的思考，就像場域狀態所討論的那樣。此外，後殖民高雄的這個框架旨在培養一個具有教育氛圍的市民居住場所。以亞洲新灣區面臨第三級教育（tertiary education）轉型的高雄，似乎還被束縛在固守不變的殖民街區單元中。這些如細胞狀的社區單元對於城市空間影響的尺度只僅於社區範圍。然而，知識經濟的特點是非物質性的，並且通過人際交流產生新思想。為了迎接後疫情時代的下一階段發展，本研究以此辯證架構為基礎再思考高雄的新城市模式。這種跨尺度而辯證的框架將大型城市化地區的社區和多尺度節點重新定義為新的群島。這些群島是教育、商業和城市發展的多尺度混合體。與空間治理和監視不同，這些節點內的基礎設施概念改變了其角色，以在日常生活中幫助公民保持足夠的距離，並與後疫情時代的間隔方式保持聯繫。這種重新構想的城市模式提供了更具包容性、可持續性和彈性的城市環境，以應對未來的挑戰。

至此，本研究引出了一個關於城市尺度的問題：碎片化分散的鄰里單元和城市節點如何超越其尺度，重新被概念化為大都會規劃工具？如何被視為疫情後城市密集群島的自主空域？

本研究的主要發現包括對高雄市歷史發展軌跡的深入瞭解，以及亞洲新灣區計畫中心區域規劃失誤的詳細分析。我們強調了群島式城市建築的概念，特別是多尺度的規模和基礎設施相關的教育節點。這些因素共同塑造了我們的反提案，使其具有多樣性特質。此外，我們強調了疫情後的城市生活，特別是城市校園的學習概念和社區團體的重要性。最後，我們提出對未來持續研究方向的展望，強調辯證性框架在城市發展中的潛在應用價值。

在日本殖民時期，城市地區的發展確實是基於引進郊區鄰里單位的模式。這種模式在當時似乎提供了一個擁有充足勞動力和教育機會的生活環境。然而，更進一步從日治治理角度的觀念來說，這種模式也存在一些問題：城市居民被分散在不同的鄰里單位中，雖然這有助於日常的治理和監督，但這也意味著居民之間的相互交流和社會連結相對較弱，公民彼此分離。此外，日本殖民政府以公共衛生為藉口，將郊區模式引入市中心。這種同質化分佈的模式使得高雄變成一個郊區城市。這種模式可能導致城市功能分散和不均衡，以及交通和基礎設施的不便，造成分散不集中的人口，使得捷運等公共基礎設施的投入都有量能問題，也是這幾年高雄市總是在捷運交通基礎設施提供再加密（re-densification）的高密度與多使用（multiple programmes）的開發行為；然而，也帶動了過度期待的私有產權與土地各種開發（over-speculation），對於邁向下個階段的高雄市―高需求共有與公共環境不預期與交換意見的三級教育轉型，則是相當的不友善，缺乏自發性、自主性高的教育孵育地。

反提案是順應當前高雄城市面對第三級教育轉型發展趨勢，乍看之下不會實施。然而，正如福柯在《異托邦》中所描述的那樣，當人們照鏡子並回到關鍵轉變的歷史時刻時，他們會進行辯證法以確定轉變是現實的幻覺還是幻覺的現實，（Foucault 1986: 22-27）如此的辯證法引發公共領域的討論和意見交流，這放大了要求變革的聲音。這些討論、爭論、聲音，連同前面討論的中心街區的公民行動，揭示了一個逐部的開發模型，而不是一個整體的幾何總體規劃。城市街區的規劃將在總體規劃實施之前制訂，並且以多尺度、系統性的戰略性思維加以制訂。

此外，要在後疫情時代連接高雄的自主空域要素，必須建立這種跨尺度但辯證的框架，將重點從公共衛生轉移到個人健康。上述討論了個體身體的尺度轉變，並舉例說明個體與公民行為之間的相互關係。本研究驗證了將想法從「一個」集體轉變為「數個」大眾，並將城市設計慣例從總體規劃轉變為重新確定城市發展中基礎設施教育節點的城市舉措。擬議的框架可以創建一個自主空域的城市架構。它透過城市建築從部分到整體的動態方式【圖2】，在這過程中建立起具有溝通能力的、在孤立的社區和城市部分之間重新建立聯繫【圖3】。從另一個角度來說，此框架可以使具有類似城發展軌跡的城市受益。

（一）再思碎片化治理群島

由於碎片化的治理，在郊區化過程中出現了與政治和空間相關的問題。此外，從日治都市化的角度來看，同質性的概念支持將人視為同質物種所涉及的一致性。（Foucault 2007: 27, 135）社區和城市部分的分隔阻礙了人們的團結。這種碎片化的治理意味著日本殖民政府將殖民治理視為一個生命政治問題。（Wallenstein 2009: 9）此外，在當代城市空間中，城市的擴張受到鄰里單元模型的限制，導致整個大都市的人口離散，社會福利資源和公共交通設施的整合也變得困難重重。戰後隨著高雄不斷擴張，碎片化治理問題愈演愈烈。結果，這個社區規模的群島被更廣泛的城市規模群島所取代。

除了城市中心點綴在島嶼般的市街鄰里周圍，日治殖民前的高雄大都市在整個領地範圍內透過其他城市部分和群島逐個發展。出於軍事和安全原因，北邊的左營和東邊的鳳山是內陸建立的兩個舊聚居地，遠離港口區。晚近，以高鐵基礎設施為理想新城理念帶來的左營衛星城，正不斷將發展動力拉向北郊。近年，由於鳳山行政中心的出現，發展高度依賴鐵路交通向東延伸城市。高雄洲際貨櫃碼頭工程亦拉動大都市南端發展。碎片化的動力從歷史中一路貫穿到當代高雄。

亞洲新灣區位於殖民港口城市的中心，本應做為擁有獨特的文化科技園區，卻依附著高速公路延伸切入市中心來發展。該地區實際上位於市中心的郊區工業園區內，被宜家、大型購物中心和停車場佔據。雖然此區域是高雄下一階段發展的核心，但面對第三級教育及知識經濟轉型，此規劃似乎只是因應其歷史上曾經作為碼頭腹地，現為空出來的港埠土地，缺乏彼此孵育交流教育元素。從這個意義上，這個計劃似乎只是一個展示新經濟的政治舉措，仍然難以進行市民活動的流通和自治行動，更甚者，它事實上是一個汽車載具導向的工業園區，阻礙了它在城市中心推動轉型城市，卻成功將市中心郊區化，把高雄人都關到大型購物中心裡。在南臺灣大太陽下、高雄人在下午四點前不會外出，但至少能找到再一個又一個開發中的超大街區，吹著冷氣，躲避豔陽的崇高理由，取代市中心該有的公民孵育的文化與教育和交流溝通的環境；更諷刺的是，這些原本都是應該出現在郊區的、高速公路旁、工業園區的郊區環境，郊區的元素不斷侵蝕既有的市中心範圍（日治時期供給工業服務的環狀鐵路內的都市計畫範圍）。

最近的這些城市擴張正在將城市郊區化為廣泛分散的基礎設施節點，將其撕裂，最終只剩下一個看似有效，但僅僅能夠運作的郊區。從這個意義上說，新興的基礎設施節點群島及其高效的交通基礎設施主導了城市空間。因此，這項研究引出一個辯證的問題：如果郊區化和碎片化治理狀況是高雄的天生本性，那麼在這種城市條件下的群島值得重新考慮作為未來發展的出發點。

（二）邁向自主空域的都市建築群島與反提案

各種規模化的基礎設施元素，例如：大眾捷運（MRT）、火車、輕軌、高速鐵路和相連的高速公路，像節點一樣連接著城市分散的空間。然而，這些基礎設施元素已經成為破壞城市連貫性並使整個城市環境成為支離破碎的繞行空間。高雄都會區也因此變成一個只有通過多尺度節點才能理解的大郊區。在城市化的高雄，生活由基礎設施元素（節點）創建的空間系統主導。由於基礎設施的碎片化治理加劇，人們只能在城市的某些部分流動而不能了解整體。因此，高雄需要自主空域來應對這些趨勢。在高雄市郊化城市化和碎片化治理環境的蒼白海洋下，重新審視現有的具共同場所空間潛力、未被發現但有自主能力和活力的群島是至關重要的。諸如尺度、街廓型態、大量記憶和社區團體等因素也被認為是必要的。如果無法實現城市連貫性，那麼在後疫情時代，去中心化的島嶼發展是必然和辯證的。因此，本研究重新審視這些群島，並為新的城市發展重新參考它們，使它們能夠被一種新的城市系統想像與辨識。

本研究提出以下與城市空間相關的問題：如何將這些以教育為基礎並與各種基礎設施規模相關聯的間隔群島用作相互關聯的框架，以孵育高雄市的知識經濟轉型？透過研究調查瞭解如何將以教育為基礎的空域群島用作互連框架，以在各種基礎設施規模上發展高雄的知識經濟。因此，產生了反提案。在高雄的背景下，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初中和高中）和三級高等教育（大學、校園和科學園區）應重新定義為教育基礎設施節點，它們應該被視為一個跨尺度的空間知識單元，發揮促進社會、政治、經濟的新作用。

如前所述，築造的概念表明個人的身體不再受到統治；相反，它們成為自主發起公民空間行動的出發點，從物質到非物質。從這個意義上說，築造和自主性導致了工作、生活和娛樂的混合，改變了城市的氛圍。這一變化也反映了在家工作的情況。因此，殖民時期「一個」集體的公共衛生，變成了後疫情時代提倡的個體衛生單位的「數個」。此外，隨著個人有意識地在這些多尺度教育基礎設施節點中穿行，整個城市被催化成為一個教育場所。它創造了機會，將各種不完善的群島（即將到來的通訊技術（ICT）科學園區和當前的郊區化發展）重新整合到高雄知識導向轉型的新框架中。這些概念將改進日本殖民統治期間設計的市區改正（urban reform）政策城市空間，並促進「一個」更大的整體集體公共衛生理念。進而成為各個相互連接的小區域，重塑城市空間，創造新的多維社會結構，成為疫情時代高雄城市發展的方向，成為各種教育基礎設施節點的群島。本研究更進一步思考如何將這個群島框架理解為一個多尺度的教育節點系統，以逐個創建城市空間，而不是通過全面的總體規劃。

新的城市框架與新的ICT科學校園之對立是由三個尺度教育群島規模定義的，即小學、中學和高等教育，分別定義了鄰里（neighourhood）、城市（urban）、區域（territory）三個尺度。反提案描述了教育節點和城市空間如何在城市走廊中結合起來，以創造充滿活力的公共活動。初等教育在原有語境中是步行500公尺以內的鄰里節點。對於公共交通，中等教育節點被認為是城市公園系統的一部分，附屬於城市公園道路並連接到更大的城市區域。被推到市中心的邊緣，三級高等教育的功能是孤立的，由高速公路提供的自給自足中心。這三個網絡在鐵路方面重疊，有幾條相互連接的捷運線，它們共同被縫合到高雄鐵路地下化區域。這是一個潛在的框架，包含公民流通和高度相互關聯的基礎設施元素，並能夠透過本框架強化知識型勞動力。

目前的亞洲新灣區科學園區必須重新定位為三級高等教育，成為市中心區域的一部分。透過多尺度教育基礎設施節點的概念，銜接城市與城市組成部分之間、與其城市走廊相關的不同關係，進而建立在教育基礎設施節點思考基礎上的辯證框架。它不僅只出現在市區中心並擴及大都會領域。鐵路地下化研究區域受到不同教育節點的影響，是重新建立這種新的高等教育佈局之合適地點。不論是它多尺度的規模或是基礎設施相關的教育場域節點突出了現有基地條件，這些綜合條件塑造了這個反提案兼具各種規模的特質，它更檢驗了教育和城市如何通過城市走廊在地面公共活動方面編織在一起。因此，作為這個辯證框架延伸的反提案，它包含亞洲新灣區原始總體規劃的要求，但將內容移動至此―鐵路地下化沿線作為新科學園區帶。【圖7】

在區域尺度上，鐵路地下化線推動城市向北發展，進入位於市區北緣與左營中心交匯處的左營郊區。該空間是一條2公里長的線性帶狀空間，與三個捷運站形成邊界。一個是城市的高雄中央車站，它向東連接高速道路和捷運並到達屏東的火車站，將這個地區連接到更大的領域範圍。另一個是往北與高雄醫科大學銜接聚集在一起的科博館站，集中了各種城市活動、另一站則為往西，鼓山國小旁的鼓山車站，與鄰里尺度相連。因此，該地下化帶狀將反提案連接到通過不同形式的交通基礎設施互連的多尺度教育節點。【圖8、9】

本研究所提出的辯證框架回應了高雄市中心的歷史和現代發展。該框架以碎片化治理的理念為基礎，辯證性地融合了教育和交通基礎設施等多種元素，形成一個多元且充實的城市活動體系。然而，面對高雄市未來的發展挑戰，我們需要創建由一系列重要的群島所組成的辯證框架，以適應教育和經濟升級計劃，同時整合各種尺度的交通走廊。因此，本研究旨在探索這些街區單元群島如何透過城市正規化機制的強化，進一步利用這樣的機會，重新思考市街鄰里單元作為城市建設的知識基礎設施策略。我們將重新審視過去的歷史，重新詮釋殖民遺留的碎片化治理結構，並將其應用於不同教育節點的不同尺度。

截至目前為止，本研究提出了一個問題，即高雄市區在設計上被認為是一個挑戰傳統港口城市中心作為辯證框架的郊區，尤其是由大都會的三個不同尺度的教育群島構成進一步凸顯這一點。但三級高等教育和當前發展部分幾乎與整體城市結構脫節，從現有的城市格局中脫穎而出，自當今發展的證據中指向了碎片化，導致城市發展的不協調。也加劇高雄市不斷擴張的郊區狀況。我們的辯證框架還提出它如何影響在殖民化和疫情期間以及之後，被碎片化治理或空間自治所糾纏的城市。為應對這情況，本研究將進一步探索如何將基礎設施帶狀與密集的城市群島聯繫起來，以回應城市的多中心發展。

此外，從教育作為城市策略的角度來看，從城市校園（urban campus）的概念中學習可被視為鄰里教育的擴展模型（Christiaanse & Hoeger 2007）。城市校園作為城市綜合體和每個校園建築之間的中間尺度，被嵌入城市結構中。對於密集的教育群島而言，城市校園的特定空間組織可以成為高雄實現其宿主城市發展驅動都市策略的一部分，以應對即將到來，以知識為基礎的轉型。（Rossi 1982）未來的研究工作將進一步探討城市校園如何帶來生活、工作與空間自主性與之間的混和（mingling），和其他相關基於城市基礎類型（Rossi 1982）的地面類型學（ground-based type）研究理念，以充分發揮市街作為群島都市建築組織三維都市空間的潛力。

這樣的思考作為理解城市的深層結構（deep structure），除了重新審視羅西（Aldo Rossi）的著作《城市建築》，將城市視為多尺度建築，（Rossi 1982） 也能在其他跨文化和歷史中開展，（Argan 1963）作為城市與當代基礎設施中創造變化的投射方式（Lee and Jacoby 2011），逐步地建構城市的部分、 而不是仰賴烏托邦一次性的創造都市整體，期待這辯證性框架進而運用在具有相似軌跡發展的城市建築中做出貢獻。【圖10】

* 本文配圖皆由筆者重製與繪製。感謝一路陪伴、指導和提問的每一位同儕、前輩與家人。
* 本文投稿日期：2023.05.31；最後修訂日期：2024.01.17；接受刊登日期：2024.0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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