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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臺灣水彩畫家倪蔣懷、陳英聲與藍蔭鼎的東亞寫生旅行

Plein-air Travels in East Asia: Modern Taiwanese Watercolorists Ni Chiang-Huai, Chen Ying-Sheng, and Ran In-Ting

文獻研究室 近代美術・臺灣行腳-圖片

陳英聲,《山地風景(カピヤン社)》,約 1934-35,水彩、紙,51.7×70 公分,陳英聲家屬收藏。

從1900至1910年代,石川欽一郎在臺成立洋畫研究所、紫瀾會,與從事學校圖畫教育開始,寫生的觀念影響許多年輕世代的臺、日畫家。僅論水彩畫家,石川在臺最重要的學生有三位:倪蔣懷(1894-1943)、陳英聲(1898-1961)與藍蔭鼎(1903-1979)。他們不只是石川於1920年代再度來臺後的重要幫手,也是石川在1930年代離臺後,承接並推動臺灣水彩畫發展的重要人物。

一、前言:從石川欽一郎的「軍旅」說起

追溯西洋美術傳入臺灣的過程,日治時期來臺的日本水彩畫家石川欽一郎(1871-1945)扮演了重要的角色。1907年,石川首度來臺,如今我們所熟知的教師身分並非他當時的主要職務——擔任臺灣總督府陸軍幕僚(之後改稱陸軍部)的通譯官。[1]

從西洋美術在臺移植、傳播的角度來看,石川欽一郎的陸軍軍官身分具有多個意義:首先,石川欽一郎屬於日本明治時期西洋美術界的「舊派(脂派)」,這是以美術團體「明治美術會」為中心的畫家,包含石川的老師川村清雄(1852-1934)、淺井忠(1856-1907),以及高橋精一(1874-1932,其為石川之後在國語師範學校的同僚與畫友)的老師小山正太郎(1857-1916)等。甲午戰爭、八國聯軍與日俄戰爭期間,許多舊派成員都投入軍職,以從軍畫家的身分繪製戰地速寫或宣傳畫,如石川欽一郎曾於八國聯軍期間受命描繪天津戰場,以呈獻給明治天皇,日俄戰爭後他仍多次描繪日軍統治下的中國東北風景。[2]

其次,石川欽一郎原先任職陸軍參謀本部,伴隨日本佔領滿洲、臺灣的治理方針,先後被調任滿洲軍總司令部與臺灣總督府陸軍幕僚。在臺灣他除了負責接待歐美人士,主要工作是協助理蕃事業,繪製日軍在山地設置的隘勇線、電網、道路,作為獻給天皇的軍事報告。[3]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期正值日本歷經明治維新,透過一系列對外戰爭與海外佔領,躋身世界強國。任職於陸軍的石川欽一郎,猶如日本帝國的前鋒,前往天津、滿洲與臺灣描繪佔領地的圖像。

註解

  1. ^ 〈敘任與辭令〉,《官報》第7283號(1907.10.07),頁178。
  2. ^ 劉錡豫,〈灰色的天空:石川欽一郎的從軍時代〉,「漫遊藝術史」,網址:https://reurl.cc/qG9dWD(2025.06.25瀏覽)。
  3. ^ 劉錡豫,〈來自國境之南的禮物:談日本皇室收藏的臺灣美術〉,「漫遊藝術史」,網址:https://reurl.cc/M3YvKn(2025.06.25瀏覽)。
吉田博,《糸滿の刳舟》,約1912,刊載於《水繪雜誌》(みづゑ)87,1912.05。-圖片

吉田博,《糸滿の刳舟》,約1912,刊載於《水繪雜誌》(みづゑ)87,1912.05。

二、日本近代水彩畫壇的寫生旅行

從軍的經歷與體驗,不僅影響石川欽一郎的個人畫業,也對臺灣近代水彩畫的發展形成影響。

筆者曾在〈灰色的天空:石川欽一郎的從軍時代〉指出,石川於日俄戰爭後在滿洲的軍旅經驗,影響其觀看、建構臺灣風景圖像的過程。另一方面,石川基於從軍需求在天津、滿洲與臺灣山地的「旅行」,可視為是對日本近代水彩畫寫生旅行的另類實踐,他也將這份實踐與觀念帶到臺灣。

學者賴尾典昭指出,寫生旅行可說是「水彩畫家的遺傳基因」。[1]追溯日本近代水彩畫的發展,最初即是從來自歐美的水彩畫家旅日寫生、工作、演講的過程中開始,如石川欽一郎曾向旅日英國水彩畫家阿爾弗雷德・伊斯特(Alfred East, 1844-1913)請益。從19世紀末起,就有日本水彩畫家吉田博(1876-1950)等人以舉辦畫展、籌措旅費的方式前往歐美寫生旅行,像這樣的做法,日後也被日本、臺灣的水彩畫家繼承。

註解

  1. ^ 瀨尾典昭,《近代日本水彩画一五〇年》,東京:國會刊行會,2015,頁205。
石川欽一郎,《遼河の岸》,約1907,刊載於《水繪雜誌》(みづゑ)28,1907.09。-圖片

石川欽一郎,《遼河の岸》,約1907,刊載於《水繪雜誌》(みづゑ)28,1907.09。

1900年代,以大下藤次郎(1870-1911)為首的日本水彩畫運動,帶動日後水彩畫家結伴出遊、寫生旅行的風氣。當時忙於軍旅的石川欽一郎,以水彩刊物《水繪雜誌》(みづゑ)為中心,多次發表他在滿洲的見聞與水彩畫。[1]1920年代,中西利雄(1900-1948)成立水彩畫團體「蒼原會」,會則中視寫生旅行為重要的活動,並印製專刊《蒼原》收錄會員們在各地寫生旅行的心得與通訊;除此之外,畫會也積極策劃寫生例會,是重視研究性質與推廣普及的團體。[2]

日本水彩畫壇重視寫生旅行的風氣,隨著石川欽一郎來臺、《水繪雜誌》在臺日兩地的流通,以及後續有臺灣畫家與在臺日人畫家入選日本水彩畫會後,被帶到臺灣。從1900至1910年代,石川欽一郎在臺成立洋畫研究所、紫瀾會,與從事學校圖畫教育開始,寫生的觀念影響許多年輕世代的臺、日畫家。[3]僅論水彩畫家,石川在臺最重要的學生有三位:倪蔣懷(1894-1943)、陳英聲(1898-1961)與藍蔭鼎(1903-1979)。他們不只是石川於1920年代再度來臺後的重要幫手,也是石川在1930年代離臺後,承接並推動臺灣水彩畫發展的重要人物。

註解

  1. ^ 如石川欽一郎,《無鳥郷の蝙蝠》,刊載於《水繪雜誌》(みづゑ)15(1906.08),頁6。
  2. ^ 涉谷區立松濤美術館編集,《大正・昭和の水彩画 蒼原会の画家を中心に》,東京:涉谷區立松濤美術館、長野縣:辰野町郷土美術館,1995,頁131-138。
  3. ^ 相關研究見劉錡豫,〈跨境交流下的臺灣水彩畫壇(1907-1930)誕生〉,《臺灣美術》126(2023.11),頁116-148。

三、陳英聲與藍蔭鼎的東北亞寫生旅行

日治時期臺灣水彩畫發展史上最早也最盛大的旅行,應是1928年陳英聲、藍蔭鼎的東北亞(中國東北(滿洲)、朝鮮半島、日本)寫生之旅。筆者曾在〈跨境交流下的臺灣水彩畫壇(1907-1930)誕生〉一文,針對兩人寫生旅行的行程、寫生作品、景點分析進行過研究。[1]以下基於上述文章的研究成果,簡述兩人旅行經過,並補充若干新發現的材料與內容細節。

根據陳英聲畫作背後的戳章,確認他是在7月16日從門司港出發,目的地應是遼東半島的大連。從藍蔭鼎與陳英聲於同一天描繪相同景點可以推測,兩人為結伴同行。並且,依陳英聲的家屬回憶,陳英聲妻子或許也有參與這趟旅行,確切事實還有待後續考證。[2]

行程方面,推測陳英聲與藍蔭鼎運用日本在滿洲興建、經營的南滿鐵道,從大連北上前往金州、遼陽、奉天等地。從藍蔭鼎後續在《臺灣日日新報》的插畫,可以看到他在火車上以滿洲、朝鮮人乘客為對象進行速寫,反映畫家在旅途過程中習慣以畫筆快速記錄見聞,並磨練速寫技巧。[3]附帶一提,在火車上速寫乘客的做法,倪蔣懷也曾運用過。[4]

註解

  1. ^ 同上注。
  2. ^ 2025年6月24日訪問陳英聲外孫賴仁淵。
  3. ^ 如藍蔭鼎,《滿州婦人車中クろツキー》,刊載於《臺灣日日新報》,1928.12.12(夕刊3版)。
  4. ^ 根據日記,倪蔣懷曾在往返臺灣與日本的火車上速寫乘客,或者在乘坐火車或公車的過程中速寫外部風景,詳見臺北市立美術館,《藝術行腳——倪蔣懷作品展》,臺北:臺北市立美術館,1996,頁122。
藍蔭鼎,《練光亭》,1928,刊載於《第二回臺灣美術展覽會圖錄》。-圖片

藍蔭鼎,《練光亭》,1928,刊載於《第二回臺灣美術展覽會圖錄》。

陳英聲,《平壤練光亭》,1928,水彩、紙,38×54.2公分,陳英聲家屬收藏。-圖片

陳英聲,《平壤練光亭》,1928,水彩、紙,38×54.2公分,陳英聲家屬收藏。

離開奉天後,陳英聲與藍蔭鼎乘坐火車穿越朝鮮半島與滿洲的邊境,於8月初左右,抵達日本統治下的朝鮮平壤。8月6日,兩人在大同江旁以同樣的視角分別描繪《平壤練光亭》以及《練光亭》。[1]筆者在過去的研究中指出,大同江練光亭是16世紀萬曆朝鮮戰爭時,日本軍隊與明帝國軍隊作戰的地點,為觀光手冊時常提到的景點。[2]除此之外,與石川欽一郎關係密切的水彩畫家石井柏亭(1882-1958),也曾於1920年前往平壤。據其後來的遊記所述,他也曾「從練光亭上描繪大同江」。[3]

值得注意的是,倪蔣懷雖未到訪朝鮮,但有研究者指出,他曾臨摹石井柏亭1920年描繪朝鮮車灘川的畫作。[4]此可說是以一種間接的形式,共享了臺日水彩畫家的朝鮮半島寫生旅行經驗。

離開朝鮮後,推測陳英聲與藍蔭鼎從大連港出海,前往日本寫生旅行。由於缺少陳英聲描繪日本風景的作品,無法確定陳、藍二人旅日期間是否同行。[5]根據筆者調查藍蔭鼎作品圖版落款日期,可知他於8月22日至31日間,至少遊歷過京都、奈良、滋賀與東京等地,描繪嵐山、興福寺、琵琶湖與東京大森海岸的風景。他隨後於9月初回到臺灣,並參加8日在總督府博物館的第三回七星畫壇展。[6]

針對他們的旅行,石川欽一郎對於其前往海外寫生旅行一事表示欣喜,也有報紙記者指出:「吾臺灣藝術正興,有志斯道者,方孜孜汲汲,冀臻絕妙之域,樹別幟於海東。故此舉之贊同者,當不乏其人也。」從臺灣美術、文化發展的角度來肯定臺灣畫家們籌款從事寫生旅行的意義,也顯示這項行動的社會意義。[7]

註解

  1. ^ 劉錡豫,〈從平壤大同江到滿洲大連港:1928年陳英聲的東北亞寫生旅行〉,「名單之後:臺府展史料庫」,網址:https://pse.is/4wasbj(2025.06.21瀏覽)
  2. ^ 劉錡豫,〈跨境交流下的臺灣水彩畫壇(1907-1930)誕生〉,頁140。
  3. ^ 石井柏亭著,《行旅 : 画筆・文筆》,東京:啟德社,1943,頁76。另外,石川欽一郎也曾在1930年代前往朝鮮半島旅行、辦展,描繪有《平壤郊外》(臺北市立美術館藏)等作。
  4. ^ 〈倪蔣懷的美術養成(二)——《我が水彩》和《水彩寫生旅行》〉,「倪蔣懷美術紀念館」,網址:https://www.gch.tw/news/67(2025.06.29瀏覽)。
  5. ^ 根據《臺灣日日新報》報導陳英聲返臺後的寫生作品個展,僅能推測陳英聲當時確實有去日本,但是否與藍蔭鼎同行未知。〈滿鮮內地旅行作品展覽會〉, 《臺灣日日新報》,1928.11.16(日刊6版)。
  6. ^ 劉錡豫,〈跨境交流下的臺灣水彩畫壇(1907-1930)誕生〉,頁138。
  7. ^ 同上注,頁141。

四、倪蔣懷在廈門的購畫與寫生之旅

另一方面,倪蔣懷雖未能參與1928年陳英聲和藍蔭鼎的旅行,但他需時常往返臺北、基隆與北部礦區(如猴硐、瑞芳等),因此常利用工作空檔描繪街町、港口、礦山的風光。根據倪蔣懷1929年的日記,也能看到他在農曆過年招待礦業相關人士前往屏東鵝鑾鼻旅行的紀錄。[1]比對日記與留存作品,可以得知倪蔣懷在乘車過程以鉛筆描繪沿途風光,或是以水彩勾勒屏東或高雄的清代古城牆。

1939年11月,倪蔣懷為了購買書畫選擇前往中國廈門旅行。[2]臺廈兩地因地緣與文化因素往來密切,倪蔣懷的恩師石川欽一郎、畫友陳澄波(1895-1947)也曾造訪廈門。[3]1938年中日戰爭期間,廈門遭到日本佔領,許多臺灣人、在臺日人前往當地活動;另一方面,自清末以來,中國的古物大量外流,港口成為古物交易、流散的出口。以上種種因素,或許是倪蔣懷選擇前往廈門購買書畫的原因。

註解

  1. ^ 詳細的日記內容與行程,參照〈公佈與註解倪蔣懷1929年日記(二)〉,「倪蔣懷美術紀念館」,網址:https://www.gch.tw/news/67(2025.06.29瀏覽)。
  2. ^ 白雪蘭,《礦城・麗島・倪蔣懷》,臺北:雄獅圖書,2003,附錄年表。
  3. ^ 石川欽一郎曾數次前往廈門旅行、出差,曾以油畫《廈門》出品1927年第一回臺展;陳澄波曾在廈門舉辦過個展。除此之外,還有許多臺灣畫家如楊三郎、呂基正、郭雪湖等人在廈門活動過。
倪蔣懷,《廈門寺廟》,1939,水彩、紙,32.5 × 48公分,臺北市立美術館典藏。-圖片

倪蔣懷,《廈門寺廟》,1939,水彩、紙,32.5 × 48公分,臺北市立美術館典藏。

觀察倪蔣懷前往廈門寫生旅行的作品,主要囊括廈門島與鼓浪嶼兩地。其中《廈門寺廟》取材自廈門島的南普陀寺,比對構圖,推測倪蔣懷是從八角亭式建築的大悲殿後方欄杆,隔著廈門港的海景,遠眺位於漳州龍海的遠山作畫。畫中山下,隱約可見的橘紅色屋頂建築,可能是廈門大學。另外,根據臺北市立美術館提供的1939年日記,倪蔣懷是和當年在國語學校的同學一起前往南普陀寺寫生。[1]

另外兩幅《廈門裏町》與《廈門景色》,根據山勢形狀和建築,推測取景於廈門島西南方的鼓浪嶼。從清末起,鼓浪嶼就被闢為通商口岸與公共租界,許多西式建築在此林立,形成有著獨特氛圍的城市。從視角來看,《廈門景色》應描繪自鼓浪嶼東側的街區,畫中洋樓錯落排列,帶有繁華又迷人的異國情調;遠方的尖山是當地知名地景日光岩,聳立在山頭上的巨岩是畫面視覺焦點所在。

註解

  1. ^ 倪蔣懷與國語學校同學林冬桂同行一事,參照倪蔣懷日記1939年11月28日,臺北市立美術館提供。倪蔣懷與林冬桂同於1913年從國語學校畢業,見臺北市立師範學校,《臺北市立師範學校創立三十周年紀念寫真帖》,臺北:臺北市立師範學校,1926,無頁碼。
倪蔣懷,《廈門裏町》,1939,水彩、紙,48 × 32.5公分,臺北市立美術館典藏。-圖片

倪蔣懷,《廈門裏町》,1939,水彩、紙,48 × 32.5公分,臺北市立美術館典藏。

倪蔣懷,《廈門景色》,1939,水彩、紙,48 × 32.5公分,臺北市立美術館典藏。-圖片

倪蔣懷,《廈門景色》,1939,水彩、紙,48 × 32.5公分,臺北市立美術館典藏。

關於此次旅行,還有後續比對跟研究的空間。不過對倪蔣懷而言,這趟廈門行似乎可說是雙重意義的「尋畫之旅」,不僅是購買畫作的旅行,同時也是蒐羅創作題材、將風景囊括入畫的寫生旅行。實際上,考慮到倪蔣懷的廈門購畫之旅,可能和他構思的「寶峯美術館」有關,旅行背後似乎也呼應著作為實業家與藝術贊助者所身負的社會責任和意識。

五、結論:臺灣水彩畫家的多重寫生旅行實踐

從臺灣、日本近代水彩畫的發展來看,陳英聲與藍蔭鼎的東北亞之旅,以及倪蔣懷的廈門之旅,可說是與日本在東亞的勢力擴張有所呼應的旅行。不僅仰賴日本在東亞地區的船運、鐵路建設,景點的選擇則與日本發行之觀光手冊,或是同時代日本水彩畫家的遊歷經驗對應。並且,相較於油畫材料,水彩作畫方便、材料容易攜帶的特性讓水彩畫家能輕易在個人生活、事業的空隙間進行寫生之旅。呼應其恩師石川欽一郎所說:「水彩畫正是既有趣而且方便的工具。[1]

不過比較陳英聲、藍蔭鼎與倪蔣懷三人的旅行經驗,仍可發現差異。陳英聲長年擔任公學校訓導,受限於學期安排,多半選擇暑假旅行。[2]另外,根據《臺灣日日新報》報導,藍蔭鼎曾於7月晚間南下前往排灣族カピヤン社(kaviyangan,今佳平部落)從事調查工作。[3]由於陳英聲有一幅水彩畫《山地風景(カピヤン社)》,加上其家屬保存陳、藍二人在該部落的合影,推測當時兩人同行,也對應學校暑假日期。[4]從史料以及留存的陳英聲風景畫來看,他的寫生活動多是與友人(倪蔣懷、藍蔭鼎)同行,其作品背後透露出當時臺灣水彩畫家相約出遊寫生的熱烈互動。

註解

  1. ^ 石川欽一郎,〈水彩畫與臺灣風光〉,收錄於顏娟英等編,《風景心境:臺灣近代美術文獻導讀》,臺北:雄獅圖書,1999,頁31。
  2. ^ 如1928年便於7到8月前往東北亞旅行。
  3. ^ 〈人事〉,《臺灣日日新報》,1934.07.17(日刊3版)。由於藍蔭鼎當時協助總督府理蕃課事務,推測此次南下考察與其參與《臺灣蕃界展望》的出版有關,且根據更早《臺灣日日新報》報導,藍蔭鼎可能在1934年初或更早就已造訪カピヤン社,這部分尚待研究。見許宜如,《日治時期臺灣水彩畫之研究——以藍蔭鼎為中心》,臺北:國立臺北藝術大學美術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3,頁111。
  4. ^ 劉錡豫,〈從平壤大同江到滿洲大連港:1928年陳英聲的東北亞寫生旅行〉
陳英聲,《山地風景(カピヤン社)》,約 1934-35,水彩、紙,51.7 × 70公分,陳英聲家屬收藏。-圖片

陳英聲,《山地風景(カピヤン社)》,約 1934-35,水彩、紙,51.7 × 70公分,陳英聲家屬收藏。

陳英聲(左)與藍蔭鼎(右)戰前在原住民部落合影,陳英聲家屬收藏。-圖片

陳英聲(左)與藍蔭鼎(右)戰前在原住民部落合影,陳英聲家屬收藏。

藍蔭鼎雖然也有任教,但由於1930年代協助總督府推動理蕃事務,因此留下一批描繪原住民題材的作品。另外,他與總督府的緊密關聯,也使他在戰爭期間描繪與皇民化和戰爭有關的插畫,且作品曾受法西斯政府統治下的義大利「極東事情調査協會」邀請,於羅馬展出。[1]這些事蹟顯示藍蔭鼎與總督府、日本軍方間的緊密互動,值得未來深入研究。

倪蔣懷的寫生旅行,與其作為礦業經營者的身分連動。他頻繁往返基隆和臺北等地,或是招待礦業友人前往屏東鵝鑾鼻。從日記中也能看到他搭乘早班火車前往中部,以趕上出差的石川欽一郎,幾日後返回基隆,隔天又趕往臺北拜訪水彩畫家真野紀太郎(1871-1958),以及礦業家後宮信太郎(1873-1960)經營的會社。[2]如此忙碌的生活,一方面限制其寫生作畫時間,另一方面也使其寫生旅行的「足跡」不同於其他臺灣水彩畫家,甚至是其他前輩藝術家。

這三位石川欽一郎的水彩畫弟子,與身兼教務、軍務的石川一樣,在工作之餘或因工作所需,善用水彩畫的便利特點進行寫生旅行。陳英聲與藍蔭鼎是首位前往朝鮮半島旅行的臺灣畫家,水彩顏料的特性使他們能隨身攜帶作品,進行長時間的旅行;倪蔣懷為了購買書畫前往廈門,閒暇之餘在寓廈的臺灣友人陪同下進行風景寫生,描繪日光岩、南普陀寺、廈門大學等處。他們透過水彩畫的寫生旅行與展覽,不僅回應當時日本水彩畫壇的寫生浪潮、確立自身有別於油畫創作者的獨特性,也使他們在生活空隙得以稍作喘息,靜靜面對和思索風景。

註解

  1. ^ 這是1939年由義大利「極東事情調査協會」主辦的臺灣女學生作品展,闢有一室展出藍蔭鼎的風景畫。所謂「極東事情調査協會」為何,還有待後續研究。詳見臨時情報部,〈臺灣女生徒作品展ローマで開催さる〉,《部報》71(1939.08),頁26-28。
  2. ^ 日記內容參照〈公佈與註解倪蔣懷1929年日記(一)〉,「倪蔣懷美術紀念館」,網址:https://www.gch.tw/publications/24(2025.06.29瀏覽)。
註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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