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城市發展脈絡下的北美館擴建思考

2021年11月21日，我受邀參與北美館擴建座談系列「預見北美2.0：跨域．鏈結．未來｜2021建築篇」第三場圓桌對談──「翻轉美術館：地域與空間的重置」，針對北美館的基地位於都市計畫公園用地，此土地使用對擴建建築設計與美術館的長期發展是限制抑或潛力？在館方及民間舉辦的論壇中，不少先進對專案管理提出的開發需求與空間定位均存在不少質疑。為準備當天的與談分享，我回顧了2012年指導的碩士論文，也回想起近幾年曾參與的相關計畫審查，越發覺得北美館的擴建計畫必須在一個宏觀的城市發展架構下進行檢視。

2010年台北市舉辦國際花卉博覽會，為達到最基本的國際展場規模要求，將五座原本被主要幹道與防洪牆區隔的公園綠地，整合成台北國際花卉博覽會園區。此時，台北都市計畫最早的四座公園重新被提及，歷史洪流浮現一個載浮載沉的輪廓，至今仍然模糊殘缺。作為長期參與中央與地方公園綠地政策推動與審議的學者，一向捍衛都市公園綠地的價值，錙銖必較台北市公園綠地質量仍遠低於國際同級城市，尤其面對氣候變遷的挑戰，城市治理應有的前瞻思維與具體行動策略為何？北美館坐落的圓山地區在台北城市空間架構中獨具特色，本文擬在李汝容2012年碩士論文的基礎上，嘗試梳理圓山地區發展脈絡，藉由地景變遷呈現北美館所在的基地價值，以探討擴建計畫對台北城市未來發展的重要性。

北美館所在的基地為都市計畫公園用地，於日本統治台灣期間劃設為二號公園，與相鄰的一號公園「圓山公園」，開啟台灣城市公園的發展歷史。都市計畫公園用地的劃設區位與功能乃隨著都市化進程而來，有其時代意義。台北市公園發展歷程依魏慶嘉（1990）及李汝容（2012）研究，可概分為：首度引入期（1895-1945年）、停頓倒退期（1946-1967年）、低度開發期（1968-1979）、多變發展期（1980-1990年）、蓬勃發展期（1991-2000年）、飽和更新期（2001-2012）等六個時期，2012年後除少數幾個新設公園的闢建，台北市持續推動老舊公園的更新改善，尤其因應高齡少子的人口趨勢與氣候變遷議題，共融友善與生態滯洪成為公園設計的必要考量。

李汝容（2012）回顧台北市公園發展歷程，運用八個年代地景分析圖探討四座公園用地及其周邊在城市發展歷程中的地貌變化，本文聚焦在北美館基地為主的圓山地區重點歸納說明如下。

日治時期引入西方都市計畫開始進行城市開發建設，公園劃設區位除提供城市居民休閒活動外，並有水源地保護與熱帶植物研究育種等考量，當時的台北盆地遍佈灌溉水圳，瑠公水利系統由新店引水流經盆地平原再注入基隆河，圓山地區有劍潭渡與圓山渡供乘船，河流以南劃設了1號至4號公園用地。其中的1號公園「圓山公園」於1897闢建，不僅啟動台灣最早的公園建設，還陸續增建台灣最早的動物園（1914年為日人私人創設，1915年收購官營，1916年正式開園）與兒童遊樂地（1934年）。圓山公園西側接鄰1901年興建的鐵道淡水支線，設有圓山站，東側為可通往劍潭山台灣神社的敕使街道（現中山北路）與明治橋（原為鐵橋，後改建為台灣第一座鋼筋混凝土拱橋），1923年於公園南側闢建圓山運動場。當時的動物園為全台小學生到台北見學旅行必遊地點，各種休閒、運動與參拜活動多由圓山站進出，圓山地區之重要性不言而喻。此時的2號公園用地臨基隆河畔有茶商陳朝俊於1914年興建仿英國都驛式建築的圓山別莊。

比對1932年「台北市區計畫－街路並公園圖」與1966年「台北市都市計劃圖」的公園綠地，後者1號公園面積擴大，納入了圓山運動場範圍，增設的計劃道路將2號、3號及4號公園分割。但戰後國民政府來台的國共對峙期間，以國防軍事與經濟建設為主，日治時期劃設的公園用地多被轉作為其他使用，此時期的2號公園因1951年美援政策與地利之便成為美軍協防台灣司令部，圓山運動場為美軍顧問團，基隆河對岸的大直地區則建有許多軍事機構。空拍照片可清楚辨識基隆河與坐落南北的圓山與劍潭山，此時期的中山北路兩側已有棋盤式街道，1933年為擴大都市計畫開闢的堀川水圳（又稱特一號排水，現稱新生大排）筆直注入基隆河，大排匯入的彎曲河道與東側綠地即為3號及4號公園用地。

之後的台北城市化加速──基隆河自1965年至1994年分兩階段陸續完成截彎取直治理與防洪牆工程，1973年劍潭山上圓山大飯店建成，1977年中山高速公路完工通車，圓山周邊的大型建設將原本自然的濱水城市樣貌轉變為快速且切割性強的車行城市，原本濱水的公園用地自此與河流分離。大量人口進駐使城市發展著重民生建設，公園成為重要公共設施與環境品質代表，此時期的公園建設發展快速。4號公園「新生公園」於1978年建成，1979年中美斷交使原2號公園用地上之房舍因美軍遷出而閒置，憲兵司令部因此於1981年遷入，1982年堀川（特一號排水）流入基隆河處之3號公園用地上興建了建國抽水站與新生抽水站，1983年堀川上方興建的新生高架道路通車，同年台北市立美術館於2號公園內建成，3號公園－濱江公園於1985年安置了因闢建敦化南路而被遷移重建的林安泰古厝，1986年圓山公園內之動物園因場地受限而搬遷至木柵，1989年圓山運動場改建為中山足球場，1997年國道一號兩側增建汐止五股高架車道，捷運淡水線同年完工通車，設有高架的圓山捷運站，2000年再於特一號排水西側增建圓山抽水站。

邁入21世紀的台北市因2000年的象神颱風與2001年的納莉風災造成重大損失，由於基隆河在劍潭山與圓山包夾處形成大轉彎，使上游截彎取直加速的河水在此遇到瓶頸，為降低水患而有2004年員山仔分洪道的建設與2007年中山橋的改建。值此同時，2006年台北市成功爭取到國際花卉博覽會的主辦，經由選址評估，最後擇定利用圓山公園、美術公園、濱江公園、新生公園與堤外基隆河高灘地上的大佳河濱公園整合為花博園區，啟動博覽會相關展館與區內動線建設，原本大致抵定的四座公園配置與綠化成效又經歷一波擾動。

2號公園因美術館興建成為「美術公園」，但位於美術館南側的公園較晚於1998年才設計完工，啟用不到10年，2010年配合花博場館需求被改建，當時配置輪廓幾不可尋，且初期劃設範圍東至新生大排的2號公園用地因憲兵司令部進駐（都市計畫已變更成機關用地）而使公園規模縮小一半。經歷上述台北城市逾一個世紀的發展，最早規劃的四座公園看似興建完成，但面積規模已大幅縮小並被憲兵司令部的封閉圍牆區隔。尤其花博結束後許多臨時建築繼續使用，「花博公園」成為民眾耳熟能詳的公園名稱與熱門休閒據點，活動多聚集在由中山足球場改造的爭豔館及其周邊的餐飲空間與假日市集，造成公園機能與意象的混淆。對比歐美及日本城市以公園綠地系統成就城市空間自明性的規劃觀點，台北城市公園發展卻長期受到各種政策影響，公園用地不增反減，1號及2號公園相當大面積被變更為會展特定專用區（現爭豔館及流行館）及機關用地（憲兵指揮部），且都市建設以交通為重，幹道車流影響公園可及性，也使公園綠地難以與周邊山水資源整合，值得省思。

三面環山西臨淡水河的台北市為大台北盆地地景中的中心城區，其中的圓山地區在台北城市發展中具關鍵地位。以自然環境系統觀之，基隆河由東邊河谷向西流入盆地北側，原有河道呈現幾個蜿蜒大夾彎，沖積出洪泛平原，往西與北邊五指山系的劍潭山脊脈交會，又因南邊圓山的阻擋，促使基隆河在此大幅度北轉，流經士林再匯入淡水河。20世紀中後的基隆河整治開始將蜿蜒河道拉直，名為防範洪災，實則與河爭地，建起200年重現期考量的高聳防洪牆正式將城市與河流分隔，原有地景已不可回復。

其中仍有歷史感知的河段僅剩圓山地區，受限劍潭山與圓山地形，基隆河的髮夾彎河道在圓山北側（原兒童樂園處）仍留存一段無防洪牆的河岸，可以約略遙想過去劍潭渡與圓山渡的景象。1914年的圓山別莊建在基隆河畔，別莊主人邀宴大稻埕商賈名人，可由陸路的敕使大道抵達，亦可乘船自渡船頭上岸，別莊可觀山近水，向西南眺望繁華的台北市街，東望則為豐饒的稻田水路，西式洋樓自然成為地景中獨樹一格的標誌建築。

圓山自1897年的陸續考古發掘後，辨認出不同時期的史前文化內涵。標高僅36公尺的圓山提供現代台北與史前台北的萬年變遷時空聯想。1988年內政部指定圓山遺址為國家第一級古蹟，2006年由文建會（現文化部）重新指定為國定遺址，主要遺址保存範圍位於公園用地，公園建設在此限制開挖，以覆土為原則，以能保護地下可能還有未出土的文物。

歷史洪流下的台北發展，自戰後至今由西向東快速開發，成就台灣的政治與經濟中心，圓山地區在城市歷史與空間架構中有其獨特且無可取代的優勢：

位處山河城交界的絕佳區位

1號圓山公園與2號美術公園緊鄰基隆河南畔，內有圓山小丘，北望劍潭山稜。當時圓山別莊的選址獨具慧眼，此為山河城的交界，地景層次多樣豐富，甚至可感知北方雄峙在淡水河口兩側的觀音、大屯與七星火山形成的台北山形天際線

坐落城市發展歷史與視覺廊道的關鍵門戶

日據時期建設「敕使街道」與明治橋以達劍潭山上的台灣神社，成為台北市重要南北幹道，圓山與劍潭山則為風景遊憩地。1973年在神社舊址落成的圓山飯店藉由基地優勢，以高層中國宮殿式建築形塑中山北路端景，同時成為台北盆地北側地標與門戶意象。淡水鐵道支線西側的大龍峒最早於17世紀即有開墾歷史，在19世紀初期形成明顯聚落市街，台北城市開發由西向東、由南而北在圓山地區匯聚，現今沿用舊鐵道路廊的捷運建設在圓山站南側從地下冒出，與垂直相交的高速公路路廊提供的視野可飽覽盆地北側山水城市美景，同時看見公園綠意與低調的白色北美館建築。

啟動台北文化藝術活動的地緣脈絡

1980年代起台北市在文化政策著力較多，不論是歷史古蹟與遺址的保護，抑或是文化藝術教育推廣的軟硬體建設。1983年落成的台北市立美術館是台灣第一座現當代美術館，從北美館出發，藉由中山北路綠廊，向南漫步可達前美國大使官邸再生的光點台北、舊台北市府再生的台北當代藝術館，以及228公園內的台灣博物館，亦可再擴步至中山南路上的兩廳院，或沿中山橋跨越基隆河至劍潭即將啟用的台北表演藝術中心，此些分布在中山南北路上的展館與表演廳舍因地緣關係成就台北市最具代表性的文化藝術活動軸帶。

20世紀戰後的全球化使世界各城市展開激烈的經濟發展競逐，彼時全球城市高樓建築成為國家的進步表徵，台北市也曾以101建築於21世紀初傲視群城。但自1987年聯合國提出「我們共同的未來」宣言，「永續發展」成為邁入21世紀時全球先進城市治理的政策目標，此時的競逐一改物質過度消耗造成的資源掠奪，而是建構一個環境、社會與經濟要素共同的可持續未來，其中文化建設尤其重要，全球各城市美術館（園區）的更新、擴建與新建因此融入新時代的意義。以此觀之，台北市如何在全球城市競逐中展現自我特色？結合豐富地景與文化藝術的美術館園區應該是個值得期待的願景！

「2010台北國際花卉博覽會」以五個公園的整合規劃成就成功的城市行銷，也是公私部門的跨域合作成果。北市府在花博後的2012年曾就圓山公園、美術公園與遠東流行館所在的機關用地提出「台北城市博物館聚落」的規劃構想，打破單一城市博物館概念，試圖將圓山遺址、坑道、建築與園區進行梳理整建，在2016年台北市舉辦「設計之都」時，以館際整合的「臺北文化匯流中心（Cultural Hub）」呈現台北的文化厚度與設計實力，惟該規劃未具體實踐。目前台北市以「無圍牆博物館」（Eco−Museum）概念行銷台北舊城巷弄建築的歷史文化氛圍，鼓勵民眾與城市的互動。不論是城市博物館聚落或巷弄文化，就如同前述的圓山地景變遷，正說明了人文地景的發展脈絡其實與自然地景密不可分。

台北市的1號公園與2號公園在過去百年多來曾扮演不同角色，期間許多臨時性或封閉性的使用難以引起共鳴，但曾有的圓山動物園與兒童樂園應是現在中高齡者的共同記憶，其中的台北市立美術館則是城市不可或缺的文化藝術符碼！1980年代啟用至今，在即將邁入40週年之前的擴建計畫絕非僅是增建二館的建築設計，實應仿效全球優質城市的規劃視野，視為台北市不斷自我提升的大型園區整合建設，將位於中山北路兩側的圓山公園、美術公園與相鄰用地之空間與資源整併思考，以使過去百年定位不明，長期混沌的地域景象得以改觀，以永續的美術館園區成為台北文化考古、藝術展示交流、教育推廣與台北地景閱讀的獨特城市場域，這樣的願景需能有跨域思考，同時展現永續發展的城市治理高度與行動實踐能量。

台灣都市公園的發展過去長期扮演協助政權治理空間與人民的角色，直到解嚴後的民眾意識崛起及20世紀末的環境意識導入，公園規劃設計才衍生多元的空間想像，諸如古蹟歷史建築周邊或軍事用地再生為公園，都可以基地潛力的最大發揮，思考如何成就一個有特色的綠意園區，以植栽綠地包容並展現基地曾有的歷史脈絡、生態與建築價值，成為市民共享的開放空間。

2020年的北美館擴建計畫提出以覆土建築的「林間美術館」定位，試圖滿足公園用地的建蔽、容積與綠化要求，卻也造成建築開發形式與內容的諸多限制，尤其在氣候變遷的趨勢下，地下建築可能面臨無可避免的災害風險。主要原因就在於將美術館基地侷限在美術公園內，並理解為地方性公共建設，缺乏由城市治理的高度看到北美館的未來性。

若能廣納無可取代的圓山遺址、圓山別莊、劍潭渡等地景，果決拆除不具保存價值的建築與設施，甚至是啟動必要的都市計畫變更程序，來成就跨域整合的園區規劃藍圖，如此北美館的擴建才能在城市永續願景中激發規劃設計創意，讓未來的園區在中山北路林蔭大道朝向劍潭山的城市端景與高速公路行經基隆河的開闊視野中，展現台北的獨特地域意象與文化藝術活力。

1. 王秀娟，《綠地與景觀──永續觀點的理論與實證》，台北：田園城市，2014。
2. 李汝容，《臺北市大型都市公園之再生──以花博基地為例》，輔仁大學景觀設計研究所碩士論文，2013。
3. 林秀澧、高名孝主編，《計劃城事：戰後臺北都市發展歷程》，台北市都市更新處策劃，台北：田園城市，2015。
4. 陳柔縉，《一個木匠和他的台灣博覽會》，台北：麥田，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