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由台北市立美術館主辦之第58屆威尼斯雙年展台灣館，本屆由鄭淑麗作為代表，成為台灣館推舉單一藝術家參展以來首位女性藝術家。而為求強化台灣館與全球藝壇展開多元對話，北美館和鄭淑麗共同邀請熟悉藝術家創作脈絡並有合作經驗的西班牙哲學家保羅．普雷西亞多（Paul B. Preciado）擔任本次策展人，除為鄭淑麗之創作計畫提供了一條明晰的閱讀路徑，亦開啟新的語法與批判性實踐之延伸討論。
高子衿（以下簡稱高）：你和鄭淑麗是如何開始合作威尼斯雙年展台灣館的「3x3x6」展覽？
保羅．普雷西亞多（以下簡稱普）：我和淑麗是在2000年時認識的，我們都住在巴黎，而因為酷兒和跨性別社群在法國相對小眾，所以我們很容易相互認識聯繫和變成朋友。我們時常參與不同的計劃，但一直期待能有機會合作一個較大規模的案子，很幸運當淑麗邀請我擔任她台灣館展覽的策展人時，這個機會就來臨了。
一開始有件有趣的事情是，在我與不同的藝術家甫合作完德國文件大展的工作之後，淑麗的作品方向很快地就朝台灣館的所在地——普里奇歐尼宮（Palazzo delle Prigioni）自身的歷史進行。幾世紀以來它都是威尼斯的中央監獄。然而淑麗並不考慮在這個場域置放入先前的作品，也不僅將它視為一個展覽場域或純粹的空間，而是希望探索這座建築於歷史和政治層面的意涵，她因此考察了許多監獄建築，也訪問了世界上不同地方被囚禁之人。當你居住於一座建築中，即便你不去留意，但你仍可能被其歷史支配。我們開始了解有許多今日藝術機構的所在地，曾是過往的監獄或工廠，比起匿名的使用這些空間或是將其視為空無、中性結構而在其中展出，我們更希望去探索博物館機構和監獄制度之間的歷史和政治連結。為什麼台灣館位於一座昔日的監獄？監獄的歷史又教授了我們什麼關於當代的藝術場景？我們今日生活於什麼樣的性別和性的二元體系當中？
高：在展覽名稱「3x3x6」中，我們看到兩種體系的共存：規訓的建築學技術與演算法構成的數位電子技術。為什麼新科技控制體系的來臨並未取代類比主體，反而建立起一個意想不到的聯盟？
普：展覽名稱來自於監獄體系的標準化建築結構：牢房有3x3平方公尺的單獨空間，沒有窗戶，全面封閉但具有電子透明度，6台監視器進行每天24小時的監控。當哲學家德勒茲（Gilles Deleuze）、瓜塔利（Félix Guattari）和傅柯（Michel Foucault）在1980年代初期預料到監獄機構的轉變以及數位科技的來臨，他們認為監禁的建築將會坍塌，並讓位給具擴散和控制性的全覆包圍之數位形式，然而當代的情況卻是遠為複雜的，我們已經看見數位和控制論科技的到來，但是傳統的囚禁機構不僅尚未消失，反而較以往更顯突出，在人類歷史中從未像今日有如此多數量的人身陷囹圄，包含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兩種不同政經政體的情況皆相同。我們觀察到的是新的控制方式透過多種歷史體系和主體生產技術並置而出現：19世紀監禁的規訓技術與為增進監控的高科技數位技術，進行了未預期的聯盟。
高：新的視覺、監控技術、通訊和生殖技術正在建構、創造出新的主體位置，你認為技術會對性別化、性化、種族化的主體帶來如何影響？
普：藉由視覺技術對性別、性的建構已有長久歷史。同性戀、女性歇斯底里的病態化歷史，以及身體種族化的殖民歷史，與肖像和攝影技術的發展密切相關。依循著人體測量學的傳統，攝影從19世紀被用來區分正常與病態身體、國內與外來、白人與非白人的階級分類，創造一種根據不同特徵而遭受歧視或監控的身體之生命政治類型學。例如阿方索．貝蒂雍（Alphonse Bertillon）所發明的犯罪攝影，依靠警察、醫院或殖民拘留紀錄建立的器官視覺檔案（鼻、耳、嘴、眼等）去辨別不同主體類型。之後，藉由肖像和指紋技術的主體政治識別，被英國殖民政府首先使用於印度，而後，同樣的方法被延伸使用至英國人口整體。
在20世紀早期，人口監控被限制於醫學和治安技術所使用，在網路和移動技術發明之後，我們個人手機和社會網絡的超密集使用，已將我們改造為自身的監控者，這即是加拿大評論家史蒂夫．曼（Steve Mann）相對於傳統監控而提出的「眾視」（sousveillance）觀點：可穿戴、便於隨身攜帶的科技產品，帶給監控技術的巨大轉變，人人都在進行無所不在的記錄，讓控制網絡變得更密稠，並取代裝置於規訓建築之中的監控技術。現在我們看到新演算法的發展，它們分析幾十萬來自監視攝影機拍攝的臉部影像，並加上數百萬由人們自動、公開上傳的影像；有一些電腦演算法宣稱可以識別同志和異性戀，或是辨識種族的差異，我們把技術父權的二元論教給了機器，歧視作為政治性的分類正朝向數位化。
高：什麼是今日的身體？被訊息、視覺和網路技術塑造的是什麼樣的當代身體？
普：當嘗試去思考關於當代身體時，我試著避免「身體」概念本身，因為我們會傾向將身體視為組織構造的物體。我們需要新的語法、不同的架構。當代的身體裝置（somatic apparatus）一部分是由數位技術構成，然而數位技術並非是脫離實體的，相反的，卻生產出某些身體裝置。如同馬素．麥克魯漢（Marshall McLuhan）在上世紀預言，傳播技術已經變成我們身體裝置的人造器官，一切人工製造物、技術與文化產品，甚至成為大腦和意識的延伸。20世紀早期，沒有人會接受一天24小時讓相機持續地拍攝自己，但現在我們卻時常處於這樣的情境，甚至是自拍我們自己。
高：這次展覽的10部影片裡，有一個囚徒個案來自於台灣案例，有一些則來自亞洲，是否讓你有機會去思考不同於西方國家有關性與性別的脈絡？或是我們正趨向相同的未來？
普：各地都有很不同的性歷史，特別是15和16世紀，在西方殖民、市場擴張到了行星般巨大的規模時，這些不同歷史開始匯集聚合至共同體系，不過仍然，我並不會說我們正朝向同樣的性體系，而是如同發生於語言的情況一般，有些當地的語言因為種族滅絕或殖民主義的死亡政治行動而被消滅，有些語言卻堅守著，而英語或中文則強加了某些霸權。同樣的，有一種父權的陳習，與此同時，也有許多對異性戀父權統治的抵抗行為。並非所有女權主義的實踐，或是所有同志運動都應該根據西方模式被形塑，我認為有些在中國和台灣獨特的當地抵抗性運動，並不需要在認同政治或LGBT運動的語言中被思考。
高：由你策劃的台灣館公共活動大獲好評，最初你是如何概念化這個活動？
普：一開始即很明確的，我希望將其定調為行為討論會，進而開啟這次展覽的延伸討論。有一些性抵抗和異議者的故事已經成為「3x3x6」展覽中10部影片的研究客體，作為策展人，我的一個目標即是挑戰那些介於理論和實踐，藝術、評論和行為藝術之間的傳統區分；我也希望帶入歷史敘述的虛構結構探討，不但重現啟發「3x3x6」的歷史人物如薩德（SADE X）、傅柯（FOUCAULT X）、卡薩諾瓦（CASANOVA X）、DX或BX等角色，也邀請當代評論人與藝術家參與，例如馬修．富勒（Mathew Fuller）、傑克．海勃思坦（Jack Halberstam）、鄭淑麗，甚至是身在台灣的唐鳳之機器人視訊媒介。我為那些歷史角色寫了獨白，並要求真實的人物撰寫自身的獨白。時間和身體的錯位、文字與行為的錯位，讓這個討論會建立在跨越歷史或外於歷史的時間序列，我希望公眾可以好奇的產生詢問，是誰擁有權利和力量去形塑歷史？而現在我們生活在數位時代，我們的歷史會因而被機器敘說？若以菲利浦．狄克（Philip K. Dick，1928-1982，美國科幻小說作家）的觀點來看，有一天會發現我們的歷史僅是機器人電子夢中的幻影？
高：公共活動於一充滿歷史感的聖塞沃羅島（San Servolo island, Venice）之精神病醫院博物館舉行，1970年代，島上醫院隔離的不一定是危險人物，而是因性別、性取向或階級因素被社會排除在外者，各種被視為可隨意處置的人，藉此保護富人、加強種族化性別的規範。今日，究竟什麼讓我們更為安全？
普：我希望將座談會放在聖塞沃羅島，由此建立監禁歷史與精神病機構的連結，一個對西方身體正常化的關鍵連結。我們自身的壓制和抵抗歷史，幫助我們不信任那些很明顯名為照顧我們安全的機構，例如監視攝影機是為了預防犯罪而裝設，但它們實際上是如何被使用的？誰被監控以及出於什麼目的？我們要共同建立新體系，檢視何物得以保障我們的安全，進而預防暴力，並以此對抗控制體系。
高：你曾在之前的訪談中提過關於製作一個大型展覽的危險，可以請你再多做說明？我們又如何可能自我省思？
普：我們並非唯一在船上的人，展覽模式必須持續被詰問且一定具有爭議，它擁有自身與市場、奇觀和殖民連結的歷史，以及與殖民的歷史，因此，我不認為我們應該擁抱這個展覽如同展示藝術般的中立，更不用說，像是威尼斯雙年展這樣與政治和國家再現問題緊密相關的案例。展覽定義了我們可以做的作品，因此，當代藝術家的部分任務即是在於轉換、評論和置換展覽的模式，這是一個我和淑麗討論時非常切要存在的議題，也是為什麼我們希望反映建築本身的歷史。與其將台灣館這座建築視為中性的信封，我們更希望讓這個信封成為展覽本身的客體，但這同時也是我們希望這個展覽能夠超越建築限制，成為數位和使用智慧型手機介面（APP）的原因，在某種意義上，這個展覽從建築的全景監獄旅行到我們口袋中的數位監視技術。
策展人簡介
保羅．普雷西亞多（Paul B. Preciado, 1970-）身兼作家、哲學家與策展人，是性別與性政治研究的思想領袖之一。他於紐約的社會研究新學院獲得哲學和性別理論碩士學位，同時也是榮譽畢業生和傅爾布萊特學人，並於普林斯頓大學取得哲學與建築理論博士學位。他自2014年到2017年擔任第14屆文件展（卡塞爾／雅典）的公共活動策展人。其著作包括《反性宣言》（Countersexual Manifesto,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repr., 2018）、《神農毒癮：性、藥物與生命政治》（Testo Junkie: Sex, Drugs, and Biopolitics in the Pharmacopornographic Era, Feminist Press, 2013）及《色情烏托邦》（Pornotopia, Zone Books, 2014），並以後者於法國獲頒薩德獎（Sade Prize）。他目前是巴黎龐畢度中心的駐館研究學者，新書為《天王星公寓》（An Apartment on Uranus, Grasset / Anagrama, 20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