藤島武二對「東洋」的關注，及其相關之女性形象探討

藤島武二（以下簡稱藤島）很早就對《稿本日本帝國美術略史》（稿本日本帝国美術略史，1901）頌揚的天平時代感興趣，他參考傳承自大陸文化的正倉院寶物之復原模造品，創作〈天平的面影〉（天平の面影，1902，石橋財團Artizon美術館典藏）與〈諧音〉（1903）。關於這些作品，筆者曾指出，藤島受到《稿本日本帝國美術略史》中對於天平美術之描述的影響——「當時的美術風格是東洋大陸式，而非日本的風格」，因此藤島呈現的並非作為日本過去的天平時代，而是將涵蓋廣闊大陸的「東洋」觀投射其上來加以描繪。^[1]

藤島在留學期間增長了對於羅馬古代壁畫等西方歷史的見識，在回國後開始對亞洲的古老文物產生興趣，並反映在自身的創作當中。本文將探討1920年代以後，藤島對於古代以及「東洋」過往歷史之關注。

藤島武二成名作〈天平的面影〉中的人物手持一種稱為箜篌的樂器，是根據正倉院所流傳類似豎琴的樂器。從這樣的描繪加上作品的標題來看，一般認為是以想像中的天平時代女性為題材所創作的作品。在《讀賣新聞》（読売新聞）的展覽評論中提到，藤島於前一年曾至奈良旅行，特別造訪了正倉院，他觀看箜篌以及〈鳥毛立女屏風〉來作為創作的參考。（《讀賣新聞》，1902.10.13；植野健造，2002：28）此外，藤島留下的〈畫稿集〉（画稿集）也包含摹寫自上品蓮台寺本《過去現在因果經》（過去現在因果経）中手持箜篌的女性形象，以及描繪螺鈿裝飾的箜篌、琵琶、阮咸的鉛筆速寫，與〈鳥毛立女屏風〉的鉛筆臨摹等內容。^[1]

明治政府為了參加1900年的巴黎萬國博覽會，編纂了一部日本美術通史，並以法文和日文出版。這部由官方編纂的美術史肩負對內與對外展現日本民族認同的任務，強調不同於歐美，擁有悠久歷史的日本繼承了源自中國的優秀文化，並建立起自身的獨特文化。日文原稿於1901年由農商務省出版，書名為《稿本日本帝國美術略史》，在當時即分發給各個相關單位，之後又以一般大眾為對象出版，屢次再版。書中特別重視天平時代，尤其給予正倉院寶物極高的評價，寫道：

正倉院不僅是我國無與倫比的寶庫，古代東洋文化精髓的總匯盡藏於此。從這些遺物來看，當時的美術風格是東洋大陸式，而非日本的風格，卻不流於卑俗，也不流於怪奇，完美結合寫實之巧與想像之妙，展現出莊重而華麗的風趣，連精緻的裝飾品也在形色上展現出雄偉華麗的格調。（帝國博物館編，1901：62）

這些被譽為「古代東洋文化精髓」的收藏品中，也包含呈現中國、印度與西域諸國風俗的物品，並附上相關照片。當時擔任東京美術學校助教授的藤島武二很可能是最早收到《稿本日本帝國美術略史》的相關人士之一，因此他閱讀並參照此書的可能性很高。^[2]

明治政府十分重視正倉院收藏的樂器等漆工藝品，自1892年起在宮內省設立正倉院御物整理部門，負責進行模造與臨摹的工作。由於在當時箜篌等樂器僅存殘件，因此《稿本日本帝國美術略史》刊載的照片，以及藤島武二在〈畫稿集〉中描繪的正倉院樂器，應是拍攝或參照當時製作的模造品。^[3]模造品應該有好幾件，在一張可能是拍攝自東京美術學校的工作室的照片中，可見到藤島手持一件看似阮咸的樂器，以及箜篌的模造品。而在藤島留學以後的畫室照片中，也可見擺放著箜篌的模造品，顯示藤島很可能長期保有或是借用模造品。

除了〈畫稿集〉之外，藤島還留下一本名為〈畫稿帖〉（画稿帖）的縮圖帖，收錄大約1900年至1902年他仔細臨摹歐洲印刷品的各種設計圖樣、插畫等圖像。^[4]其中包括幾幅描繪豎琴的圖，顯示出藤島對於西方的豎琴曾感興趣並加以臨摹。由此可推測，對於當時的藤島而言，箜篌不僅是日本古代的樂器，更是一種能激發想像、透過中國大陸聯繫到遙遠西方的文化載體。

藤島武二於翌年（1903）在白馬會展覽會發表的作品〈諧音〉，描繪了一位演奏阮咸的半裸女性【圖1】。眾所周知，根據當時的展覽評論，這幅作品同樣是以天平時代作為想像背景的創作。雖然現今僅存不甚清晰的照片，但筆者根據當時報紙評論指出畫中的女性膚色略帶褐色、體型健美，可能會令人聯想起印度或中東的人物。^[1]在〈諧音〉中，可以看出藤島比在〈天平的面影〉更明確地表現出帶有「大陸性」與「東洋性」的天平時代形象。若重新檢視《稿本日本帝國美術略史》，可見到在列舉正倉院收藏品的部分，出現了記錄「西域諸國的風俗（第五十二圖尺八的婦人圖）」的插圖【圖2】，其中有兩張簡略描繪尺八上的雕刻圖樣（帝國博物館編，1901：62），而當中的一幅是描繪坐在某物上演奏琵琶的女性，藤島也將這幅圖臨摹在〈畫稿集〉裡。由此可以看出，藤島透過正倉院的遺物——特別是樂器——來激發對於中亞的想像。

藤島以「東洋」為標題發表的作品，是〈東洋模樣〉（東洋振り，1924）這件作品。關於〈東洋模樣〉與〈芳蕙〉（1926）這類描繪穿著中國服的女性形象的作品，筆者已在別處有過討論。（兒島薰，2015：1-20；2019：296-311）筆者在那些論文中指出，藤島將作為西方美術源流的義大利文藝復興稱為「拉丁精神」，並將中國文化作為日本文化的源流，稱為「東洋精神」；日本是繼承與融合這兩種精神的國家，〈芳蕙〉正是將這樣的日本藉由女性形象來加以描繪的作品。

另一方面，有一件被認為創作於同一時期的作品：〈唐樣三部作〉（唐様三部作）【圖3】。這件作品還未完成便被裝上畫框，根據目前為止的調查，其最早的公開紀錄是1943年在藤島遺作展中展出，因此作品名「唐樣三部作」是否為藤島本人命名，實際上還不明確。在近代以前的日本，「唐」（から）這個詞彙並不是指中國的唐代，而是用來泛指源自於中國的文化或文物，帶有尊重的意味。因此，「唐樣三部作」的名稱也應理解為中國風的意思，這點與〈東洋模樣〉的命名方式頗為相似。

這件作品採用了類似基督教三聯祭壇畫（Triptych）的形式進行裝裱。據了解，畫面左右兩翼的部分在現存畫作的底下，原本還有描繪穿著韓服的女性之未完成圖，在發現以後，收藏此作的館方將這些作品另行裝框保存。這種隱藏下層畫作的改變幾乎不太可能是他人所為，因此可以推測，不論是裝框還是左右畫面的變更，應該都是出自藤島本人的意志。在目前所見到的畫面當中，描繪了類似唐代俑的女性人物——左翼兩人，右翼一人，中央的表現則為騎馬像的形式。

石井柏亭在描述藤島的文章中提到：「藤島的畫室裡放著一幅據說原本是為了赤星家的裝飾所構思的大型裝飾畫草稿，似乎是從唐代土偶得到靈感，但那幅畫最後並未完成的樣子。」（石井柏亭，1949：13）雖然無法確定〈唐樣三部作〉是否就是赤星家委託的裝飾畫習作，但如石井柏亭的證言，藤島確實在寫生帖中以水彩描繪了許多唐代的俑【圖4】。這些畫雖然是以俑為描繪對象，但他自由地著彩上色，表現出人俑彷彿自由自在地活動，十分生動。在畫面中央，戴帽、身穿紅衣的騎馬女性腳下畫著一隻狗，令人聯想起〈騎馬婦人像〉（油彩、厚紙，約1918，長島美術館典藏）。在這幅作品中，騎馬婦人的後方還跟著一位攜帶老鷹的男性，表現出獵鷹的場景。

藤島常在寫生帖中描繪古代風格的騎馬人物像，似乎藉此構思作品。在被分類為「橙小22」的寫生帖中，可以看到與〈唐樣三部作〉有關的鉛筆速寫【圖5】。三聯畫的形式與現存的〈唐樣三部作〉相同——中央是一位騎馬人物，左右兩側的邊框中各有兩位女性，髮型與現今畫作一致；中央人物穿著不同的服裝，應該是男性，手上還有一隻老鷹。在〈唐樣三部作〉中，畫家將左右兩側的女性仿照俑的樣式變更為古代中國的形象，因此與曾統治中亞與西域的唐代有更緊密的連結。然而，這幅構想圖最終並未完成。另一方面，藤島完成了與騎馬女性像完全相反、描繪現代日本女性的〈亞馬遜人〉（アマゾーヌ，1924）。^[1]

在藤島描繪〈唐樣三部作〉構想的速寫本中，包含了一些書籍裝幀的圖樣，根據這些書籍的出版時間推測，該速寫本很可能使用於1919年左右。雖然收藏此作品的美術館將〈唐樣三部作〉的創作時期定在1924年左右，但在藤島武二的遺作展中，該作品的創作年份被定為1918年左右。由此可推測，這件作品可能早在1919年前後就已開始製作，並持續修改至1924年左右，但最終仍未完成。由於作品處於未完成的狀態，目前仍難以判斷藤島為何選擇採用此種宗教畫的形式。不過，在另一冊推測為1916年至1917年間使用的筆記本中，藤島同樣記錄了對於多翼祭壇畫風的畫面構思速寫，顯示他很早就對祭壇畫的形式感興趣。

藤島留學歐洲期間，在義大利創作了兩幅〈龐貝壁畫摹寫〉（ポンペイ壁画模写，油彩、木板，1908，石橋財團Artizon美術館典藏）。這兩幅作品是對維提之家（House of the Vettii）的邱比特壁畫的局部臨摹。^[1]藤島以簡潔的筆觸，相當忠實地描繪了在黑色背景中邱比特的身體被明亮光線照耀的模樣，以及壁畫的質感。由石井柏亭與大隅為三編輯的《伊西斯與阿芙蘿黛蒂》（イシスとアフロヂテ）是一本展覽會圖錄，封面上寫著「第3回國民美術協會展覽會　特別陳列　埃及．希臘．羅馬．古美術品圖錄」（石井柏亭、大隅為三編，1915）。圖錄中刊載的照片圖版多達18頁，根據序文所述，在當時，這是首次展出如此大量的古代美術品。^[2]展品主要來自東京大學、京都大學、東京美術學校的收藏品，並輔以私人收藏。在參與展出的私人收藏家中，除了實業家之外，也有許多是與東京美術學校有關的人士。在「埃及遺品」的「浮雕」部門中，雕塑家水谷鐵也、新海竹太郎名列其中；在「巫沙布提俑」（Ushabti）的部門，藤島與伊東忠太、黑田清輝、久米桂一郎、大隅為三等人借件展出，藤島借展一件「陶製綠色巫沙布提俑」。至於「希臘」部門，展出了壺、小像、油燈、玻璃器等文物，其中包括藤島臨摹的兩幅龐貝壁畫作品，而這兩幅作品推測可能是現今收藏於石橋財團Artizon美術館的作品。

此外，與菊地契月等人一起前往歐洲的中井宗太郎，在返國後出版了《冰河時代與埃及藝術》（氷河時代と埃及藝術）。在謝辭記載的該書收錄的古代美術品中，包含了菊池契月、石崎光瑤、入江波光等人的收藏品。（中井宗太郎，1925）這顯示出在關西的藝術家之間，因旅歐途中造訪埃及而對埃及古代藝術產生高度的興趣。該書圖版的最後刊載了一幅女性肖像畫，雖然在藤島的〈畫稿集〉中並沒有與其完全一致的作品，但卻包含了幾幅相同的女性肖像畫摹寫。這類女性肖像，比起埃及藝術，更接近羅馬時代的蠟畫肖像。

在這部出版物問世之前，藤島曾於1920年創作了一幅名為〈聖女〉的作品【圖6】。關於此作，高階秀爾指出其特徵在於背景沒有任何描繪，並以特寫的方式來表現，「尤其是臉部的高光與陰影對比所形成的立體感等表現，令人聯想起古代龐貝的壁畫，或是羅馬時代的蠟畫肖像」。（高階秀爾，1971：310-311）高階秀爾還列舉其他例子：與此件作品同樣被認為創作於1920年的兩幅〈婦人像〉，也是在縱長畫面以正面描繪胸部以上的特寫；另外還有一幅〈聖女〉（1921），畫中戴著頭紗的女性也是配上頭光的正面像。高階秀爾據此指出，曾到龐貝描繪風景畫的藤島在這段時期「強烈受到古代風格人物表現的吸引，完全不足為奇」。

此外，兒島虎次郎曾經從埃及帶回幾張面具，藤島也在〈畫稿集〉中描繪了這些面具。^[1]對此，中田裕子提到藤島在〈拿著面具的裸婦〉（約1929-1935，藏地不明）描繪了一位手持面具的站姿裸女，認為這件作品正是將摹寫的素材應用在油畫創作中的例子。

中田裕子指出，在英國的奧萊爾．斯坦因（Aurel Stein）、德國的艾伯特．格林威德爾（Albert Grünwede）、艾伯特．馮．李．寇克（Albert von Le Coq）、法國的保羅．佩利奧（Paul Eugène Pelliot）以及日本的大谷探險隊等人，陸續將中亞地區的探險成果集結出版的背景下，藤島受到了影響。^[2]她特別指出，在藤島的〈畫稿集〉中，有大量摹寫自馮．李．寇克的出土品。馮．李．寇克曾出版一套極為精美的畫集《中亞的佛教古代後期》（Die buddhistische Spätantike in Mittelasien，1922-1926，柏林，全7卷），其中包含可對應藤島〈畫稿集〉第560頁的「佛陀涅槃圖中的悲嘆僧侶」，^[3]以及第477頁的「壁畫殘片　摩訶迦葉的頭部」^[4]等圖像。若藤島的摹寫確實是參考這套畫集所繪，那麼其創作時間應該是在1926年以後，這也顯示出藤島對於最新公開的中亞古代佛教藝術的關心。

1928年9月6日至8日，財團法人啓明會在東京美術學校舉辦創立十週年紀念展覽會，並於1929年出版圖錄。^[1]這場展覽會共展出「琉球、朝鮮、波斯、中亞四部以及事業部門約三千件」展品，被稱為「實際上呈現出東洋藝術展覽會的樣貌」，圖錄收錄其中數百件的展品。在這些展品中，有兩件為藤島所藏，均被歸入「第三部波斯」當中。其中一件為「第三類繪畫」的「野遊圖　第十七世紀　縱六寸一分　橫四寸三分」【圖7】，另一件則為「第四項窯工」中的「人面紋盤　直徑六寸八分　高一寸二分」，兩件作品皆附有圖版。展覽的主要借展者包括美術商山中定次郎與細川護立等人，藝術家除了藤島之外，還有兒島虎次郎、岡田三郎助、菊池契月等人。

伊東忠太在圖錄中撰寫序文，關於「東洋藝術的精神」，他提出以下主張：「發源於底格里斯河與幼發拉底河平原上的西亞藝術」、「發祥於印度河與恆河流域的印度藝術」，以及「誕生於黃河與長江沃野的中國藝術」，這三大體系的藝術發展擴及整個亞洲大陸。他進一步指出，「與這些藝術相互交流最早的是西方的古典體系，接著是拜占庭與薩珊體系，最終則是撒拉森體系」。也就是說，歐亞大陸的文明、印度文明、中國文明是根源，進一步延伸至東西方，他認為「這之間有著一貫的精神」。

在1930年舉辦的第二回聖德太子奉贊展中，藤島展出了〈女人合掌〉【圖9】。該作品現已下落不明，但可以從雜誌卷首插圖的彩色圖版得知大概的模樣。畫面中描繪了一位戴著巨大球狀冠的半身女性像，人物佔據大部分的畫面，冠似乎是金屬製成，圓形裝飾品從左右兩側橫向突出且垂墜大大的簪子。人物的頸部戴著多層項鍊，身穿暗紅與粉紅衣裳，外層披著一件有寬大衣領的淡綠色衣服。裝扮華美富麗的她雙手合掌，背景看起來像是淺棕色的素色牆面，然而人物臉部周圍塗上了稍微明亮的色彩。

藤島在發表這件作品時曾表示：「這是從敦煌出土的壁畫殘片得到靈感，金製的冠與服飾等參照了唐代的制度。」（《アトリエ》，1930.5）也就是說，藤島受到敦煌壁畫的啟發，金冠與服飾等參考了唐代文物的樣式。那麼，他具體參考了什麼資料呢？在藤島的其中一本寫生帖（分類為小8的那一冊）中可見到筆記裡寫著：「西域發現繪畫中所見之服飾研究　原田淑人著　東洋文庫刊行。」【圖10】雖然這則筆記的書寫年代不詳，但引用的書籍出版於1925年，而在其右頁所記的「博文堂　明四大家畫譜」為內藤湖南所編、1924年出版的書籍，因此可確定該筆記應是在1925年以後寫下的。

 原田淑人是一位東洋史與考古學的研究者，曾進行橫跨朝鮮、中國及中亞地區的考古學調查。他的著作《西域發現繪畫中所見之服飾研究》（西域発見の絵画に見えたる服飾の研究），根據序文，是關於「唐及五代宋初中國人與西域諸國服飾」的研究。（原田淑人，1925：1-3）原田淑人提到，他曾在大英博物館（British Museum）調查奧萊爾．斯坦因帶回的資料，亦曾前往巴黎拜訪保羅．佩利奧，請求讓他見識其收藏品與照片，並取得使用許可。書中收錄大量來自敦煌與其他中亞遺跡的壁畫照片，原田淑人根據這些照片來詳細解說當時人物的服裝，特別是在書中〈西域發現繪畫中所見之中國人服飾〉（西域発見の絵画に見えたる支那人の服飾）一章刊登的圖版八2標註為「敦煌千佛洞第七十四號洞壁畫之局部（依據佩利奧之『敦煌』）」，而圖版九3則標註為「敦煌千佛洞第百十七號洞壁畫之局部（依據佩利奧之『敦煌』）」，可知兩者皆是借用保羅．佩利奧的資料。在圖版八2的五位女性的圖像中，左起第二人的頭上戴著一頂看似金屬製的巨大圓形冠【圖11】。雖然臉的朝向不同，但是巨大的圓形冠、左右突出的簪、多層的項鍊、有著寬大衣領的上衣，與藤島〈女人合掌〉描繪的女性形象十分一致。對於這幅來自「敦煌千佛洞」的壁畫，原田淑人認為是「五代或宋初之作」，並解釋其具體展現當時的服制。（原田淑人，1925：18）而在圖版九3中也描繪了相同的女性，與〈女人合掌〉一樣朝向畫面左側，並呈現出持捧供品的姿勢【圖12】。原田淑人指出：「圖版九2為第一號洞壁畫，圖版九3為第百十七號洞壁畫的一部分。對比有銘記的圖版八2，可知後者為宋初之作。」（原田淑人，1925：22）圖版九3中的女性雖在項鍊等細節上略有差異，但其冠與服飾皆與藤島描繪的〈女人合掌〉極為相似。「敦煌千佛洞第七十四號洞壁畫」是現在的莫高窟第61號窟。圖版九3中並列的人物根據銘文可知，是五代後期的曹元忠及其家族的供養人形象。^[1]

原田淑人在同書中，還介紹了出土自河南省的一件「金絲裝飾的金冠」（山本悌二郎典藏）的照片，並詳細說明金冠上的寶相花紋、龍、佛手柑、蝙蝠等紋樣。這頂冠與圖版八2的女性所戴的冠十分相似，因此可以確信藤島應該是參考了這些圖來創作〈女人合掌〉。若回想起藤島曾在將《稿本日本帝國美術略史》的插圖「西域諸國的風俗（第五十二圖尺八的婦人圖）」摹寫在自己的〈畫稿集〉中，也就不難理解他因早就對「西域」感興趣，因此閱讀了原田淑人的書籍。

回到藤島本身對於〈女人合掌〉這件作品的說明，前面所引用的文字其實還有後續。全文是：

雖然這是從敦煌出土的壁畫殘片得到靈感，金製的冠與服飾等參照了唐代的制度，但並非單純是為了創作歷史風俗畫，而是希望藉由展現東洋少女的純真面貌來表達出對於宗教的虔誠之心，並透過色調來努力營造出古典壁畫的氣氛。（《アトリエ》，1930.5）

藤島一向不拘泥於歷史的時代考證，〈女人合掌〉的創作意圖是從敦煌壁畫中選取服飾來表現「東洋少女的純真」模樣，並透過雙手合掌的祈禱姿勢來表現「宗教的虔誠」。畫面右下方寫著「小娘子合掌一心供養／庚午三月／武二繪」的文字，這段題字可看出他想描繪一位年輕女子合掌且專心祈禱的模樣。^[1]此外，現存一張與此作類似的美術明信片，當中的圖畫也呈現女性合掌的姿態，雖然髮飾略有不同，但看起來就像是草圖般【圖13】。畫中題有「小娘子一心供養」，並附有〈小娘子一心供養〉的標題，顯示出藤島曾多次進行構思與設計。為了營造古代壁畫的氛圍，作品整體採用柔和色調，但女性頭部周圍擇以明亮色彩描繪，宛如發出神聖的光輝。若說藤島在〈唐樣三部作〉採取祭壇畫的形式來暗含祈禱的意圖，那麼這件作品則是更為直接地描繪了祈禱的女性。她的姿態令人聯想起北方文藝復興時期以四分之三側面描繪的捐獻者肖像畫。

現藏於石橋財團Artizon美術館的藤島的〈畫稿集〉中，也描繪了頭戴寶冠的祈禱女性像，共有兩幅，分別畫在左右兩頁上，右頁的人物右方寫著「敦煌千佛洞所出　乾德六年銘　西曆九百二十四年」的文字，左方的文字因照片上方被裁切而看不太清楚，但仍可辨認出「持花一心供養」的文字；左頁的圖中則書寫著「曹夫人繪水月觀音菩薩圖　一部　下層右方」與「昭和四年六月十七日　臨寫於大阪市東區高麗橋一丁目山中商會」【圖14】。這兩幅圖在圖樣上並沒有很大的差別，二者皆是戴著在正中央處裝飾著鳳凰的大型寶冠、佩戴項鍊，並且身穿相似衣裳、合掌祈禱的女性形象。至於水月觀音的名稱，應是山中商會為了方便而暫時使用的稱呼，實際上這兩幅圖應該都是來自於敦煌壁畫的殘片。

中田裕子指出，藤島的〈女人合掌〉與〈麻姑獻壽〉（麻姑献寿，1937，東京國立近代美術館典藏）【圖15】皆屬於「供養者之像」，並指出彼此的關聯性。^[1]在圖版九3的壁畫女性形象中，雖畫面較為模糊，但可見她們雙手捧著擺放供品的器皿。藤島的寫生帖中的原田淑人書名右側，可以看到「大阪上野氏藏」的「唐人聽琴圖」的文字，應該是指現今收藏於京都國立博物館、上野精一先生舊藏、傳為仇英所繪的〈聽琴圖〉（聴琴図）【圖16】。這幅畫描繪穿著古代風格服飾的女子聚集於庭園，聆聽一位女子彈琴的情景。畫面中央的三位女性的身份較為尊貴，左右則為侍女，畫面右側的侍女手持碗狀物，左側的侍女則拿著盆狀的器物。從這些女性像可見，藤島可能不僅止於想描繪祈禱，而是在構思一種手捧供品、展現虔敬之心的女性像，這樣的構想或許也可以說與後來的〈麻姑獻壽〉有所關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