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空間的譯語行動：21世紀初期臺灣建築專業刊物的論述語境初探

沒有評論，建築將不存在。（Purini and Thermes 1985）

對於建築空間的認知，人們基本依賴兩種活動模式：體驗和分析。其中，分析是一種語言意涵表述的行為，透過文字書寫方式進行有意識的解析，以獲得對於建築意義的理解。這種以語言為基礎的建築探究方法，可被視為建築評論的起點（曹海嬰＆杜春宇，2017）。在西方古典的體制中，建築評論（architectural criticism）^[1]經常使用著過濾後的人文主義概念、文學批評、藝術知識等，並依循文體制度和嚴謹的修辭結構進行書寫。這樣的書寫相信主體思維是實在的，且認爲評論就是主體的思維與作品之間，經由一種特殊形式產生的關係內容。於六、七〇年代歐美學者開始著手對於評論寫作的模式進行分類及探討（McKeon 1952），根據美國建築教育家Wayne Attoe（1978）將建築評論的方法界定為十種，分於三個基本維度中：規範性的評論、解釋性的評論及描述性的評論，其建立了一種可被分類辨識的書寫傳統。

在主體關注的議題方面，20世紀中後期的建築評論已轉向對於社會和城市生活變遷的反思，遠離了以藝術衍生出的現代主義紀念物為焦點的傳統。一群對城市空間問題充滿熱情的重要社會學者，如Jane Jacobs，被視為此推動力的關鍵倡導者。特別在美國社會，六〇年代的建築評論較傾向於以問題為導向的探討，例如街道之死與社區問題等。至七〇年代早期，建築論述逐漸地關注於形式（form）及意義之問題，如Colin Rowe（1996）關於設計之形式結構，而Christian Norberg-Schulz（1980）則引入現象學至設計及評論範疇（蘇廉能，1991：22）。至八〇年代，評論家開始通過地理學、社會學、系統論以及技術的觀點來論證建築與世界的聯繫。其中，人本主義對社會歷史深度的分析成為主要關注點，並且不再將學門間的差異視為絕對的肯定或否定，其內容也逐步擴展超越了傳統的古典建築學範疇。這種評論不再僅專注於建築或城市空間本身，而是關注對當代生活和社會情境的理解和重新詮釋。自九〇年代後，建築學者和評論家透過更多元的文化視角，使建築評論能夠超越純粹的美學和技術層面的限制，而擴展至包括生態、性能、經濟和政治等多個層面。這些轉變創造了新的「話語結構」（Foucault 1969: 47-49），並有意識地涵蓋和整合其他學科領域（Troiani, Ewing, and Periton 2013）。

不論是主體意識或書寫生產模式，建築評論（文本）是對建築作品本身的再現陳述，而非建築學的實體實踐，這使建築評論與建築學之間持有一種距離。更精確的說，建築評論與分析本身是通過文字表達或借助圖示展現的作品。因此，建築本身（建築物和空間）與建築評論（文字和圖）之間，無法避免必然存有的實體與意識縫隙（曹海嬰＆杜春宇，2017）。然而，這樣的距離卻是對建築學有用，其架設一個具有啓發性的閱讀基地，與一種再生產且同時再驗證建築的場域，即是，文本所創造的空間內涵。換句話說，之於建築作品與建築知識而言，文本創作、發表與其評論內容，形成了論述的架構。而論述的累積則有機會創造出一種「經驗傳統」，成為共同文化意識群體中討論及執行專業的規範與原則（吳光庭，2000b）。當文本書寫成為評論、論述，甚至作為語境呈現的傳統方法時，具有組織性的傳播出版刊物，則提供一份有效見證作為指認、辨識論述發展的路經。因此，本文試圖透過分析評論文體的構成—論述建構的基本單元，以及它與建築作品的關係，作為初步理解評論意識的視角。關於刊物中各篇評論文本的主題內容討論，有待整體編輯結構彙整後，方能有效對於刊物進行更細緻剖析。本章節回顧西方學門中以建築書寫為基礎的論述傳統，以及刊物作為載體的發展脈絡，作為臺灣論述語境研究的基礎探照。

對於書寫與建築的關係，Michael Speaks（1993）於〈書寫建築〉一文中提及，建築的書寫是一種無形的建築構建形式，因此，建築寫作既是制度建築（institution architecture）^[1]的基礎設施，也是制度建築的產物。在作為非物質性建構的基礎設施上，建築寫作是一種”再”生產的系統且同時進行的轉譯行動。二十世紀末前以紙質形式為主的出版刊物，提供了生產的場域與行動的方針及成果。換句話說，刊物編輯者將某種特定的建築認識傳輸給閱讀對象，讀者從而獲得新的建築認知（Speaks 1993, 王俊雄2000）。近一步來看，以書寫為實踐的建築評論，其所塑造的建築形態和意義，為大眾呈現了一種特定語境下的建築概念。此時語言不再只是用來獲得有關建築的認知的工具．更重要的是用來創造關於建築的知識體系與視角。正如Kester Rattenbury（2005）準確地將建築媒體描述為一個建造的現場，通過該現場，建築本身作為一種社會、文化和政治活動的產出。這也巧妙回應Beatriz Colomina（1994: 14）對於Le Corbusier建築作品與其出版刊物《L'Esprit Nouveau》（1920-25）之間關係的看法；現代建築本身即是一種媒體建構。而這種現象只有在大眾傳媒出現以及二十世紀新興的通訊系統崛起之下才可能實現。

在近代建築學門中，傳播媒材主要以建築期刊、專業書籍、專業報紙和雜誌等方式展現，特別是在六〇年代後，隨著西方出版浪潮的興起，這些媒體直接成為建築評論傳播的主要途徑。因此，學者和評論家的思想能夠迅速的傳遞於大眾，以產生一定反饋與影響。即此，建築學者C. Greig Crysler、Stephen Cairns 和Hilde Heynen（2012: 6）認為20世紀建築理論的生產和傳播與印刷文本的高度流通密切相關，並指出《Oppositions》和《Assemblage》（美國）、《AA Files》（英國）、《Archis》（荷蘭）與《Lotus International》（義大利）是為其中最關鍵的貢獻者。其後有更多元的刊物媒體興起，一方面協助強化制度建築內的論述結構，以及公眾化的建築語境（discourse）建立，另一方面則是有系統的將論述轉製為可被承接、延續的生成物。在這般知識系統與媒體刊物相互支應的狀態下，部分形式的建築理論和評論本身則透過印刷刊物構建起來，並且逐步形成以刊物作為理論分析對象^[2]的研究範疇。因此可以說，在西方建築學的發展脈絡中，專業刊物所進行的論述—建築實踐再生產過程，儼然成為一種方法與經驗上的傳統，甚至成為討論與辯證專業範籌的原則。而其特有的公眾傳播特質，將建築論述從學院帶入更廣泛的公眾社會場域。

以英國百年歷史《The Architectural Review》雜誌（1896；以下簡稱A.R）為例，初創主要目的是以不同方式記錄當時代有趣的建築與議題，而這樣的記錄不僅超越對執業建築師和文化愛好者皆能直接使用的基礎向度，也提供建築史研究一重要材料資訊管道。這是A.R第一個功能，但絕不是它唯一功能。在出版五十年後，A.R編輯群認為需要重新開啟評論方法的改革行動。不論是何種嘗試性的批判角度與書寫方法，在出版目標與行動設定上，總是提出一個與傳統保持連續性的機會，並表明可以建設性地利用歷史先例，作為承載建築論述的基礎意念（Pevsner, Lancaster, and Hastings 1947）。在2018年慶祝出版120年的專刊以及2023年第1500期的回顧下，正驗證了建築論述與評論如何藉由媒體刊物的編輯累積，行成一種經驗傳統的歷程（吳光庭，2000b：104）。

於編輯經驗的累積下，A.R 宣稱了一種重要的建築潛力，即是專業刊物既可以作為辯論的平台、作為變革的煽動者，亦可以作為挑戰建築學科和更新評論與建築實踐關係的促發者。這樣的行動觀點，在 Véronique Patteeuw（2010）探討刊物透過社會文化與政治觀點對於建築學科的挑戰一文中呈現了清楚的回應。其特別聚焦在1958年和1978年這二十年間，西方社會所謂邊緣性的「小雜誌」^[3]所帶出的積極創造潛力作為討論。相對於擁有絕對地位與傳統的「制度刊物」，因著獨立、非商業和非常規性特質。這些雜誌期刊扮演思想實驗室的作用，嘗試擴張學科的邊界和批判性寫作的多種方式，奠定當代建築雜誌能夠承載多元批判角度的重要縫隙空間（Patteeuw 2010）^[4]。

在回顧西方建築評論與刊物彼此共構的論述傳統結構中，我們能清楚地看見學門、文本體制與刊物媒體長期發展下的整體歷史脈絡。但在臺灣社會文化處境中，建築與其學門知識系統相對而言屬於外來轉植的產物，因此首先需要理解，建築論述與專業出版品之間的關係以及建構是否依循相似的典範傳統而行，且以何種方式開展。進而在特有地域條件下，臺灣專業刊物的文本編輯方式又是如何促發論述語境的生成，並提供論述主體意識辯證移動的第三場域，此為本文試圖探究的核心向度。

基於此，臺灣情境的脈絡譜系將藉由回顧相關研究作為初步開展，在梳理過程中亦發現千禧年後的文獻資料有明顯空缺，為能延續先前臺灣刊物論述的扎根研究，並在一定篇幅範圍且採取質性探查的前提下，本文將透過文本性質與編輯構成等議題進行架構式初步統整，為提供全面性的輪廓以作為刊物間有效的參照比較基礎，彙整資料將透過數值關係呈現，不僅視為理解個別刊物脈絡發展的藍圖，更是呈現刊物不同階段的編輯意識，近一步檢視論述意識轉變與文本結構之關係，亦作為後續文本內容分析的重要基本訊息。此部分將於下一章節進行詳細陳述。能夠確認的是，不論作為文件紀錄、知識再生產，又或是主體流變的場域，梳理臺灣專業刊物對於建築評論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呈現方式，有助於我們釐清這條經驗傳統的脈絡，同時找尋其中已孕育或正在生成的非傳統機會。

在臺灣建築論述相關研究中，根據李孟浩（2008）對於1970至1990年臺灣本土論建築論述整理，關鍵文章不外乎出自於《境與象》、《建築師》、《建築雙月刊》、《臺灣建築雜誌》雜誌出版品，其中《建築師》雜誌為最主要平台。除上述刊物外，許家彰（1994）以雅砌作為建築雜誌論述意象分析的文獻回顧中，亦提及《華岡建築》等數份關於都市空間研究之出版。從孫立和於1993年針對臺灣設計教育與思潮發展的文獻討論，到曾翔姿（2004）、袁裕傑（2018）面對戰後臺灣當代建築論述的研究文本，以及林芳正（1996）、陳文泰（1998）對於現代化與臺灣建築論述關係之參考出處，皆不外乎落於上述幾份關鍵雜誌刊物。從此方面的彙整，能依稀顯明出臺灣建築論述生產的紙質媒體場域。

至於針對建築專業刊物相關的文章與研究部分，陳逸杰（1988）探討建築專業雜誌社會角色的專文，與許家彰（1994）對於《雅砌》專刊分析，是為臺灣早期以建築雜誌為研究主體的論文。核心著重於探究建築生產過程中，雜誌所扮演的媒介功能；如何透過特定的表述與社會互動形式，作為引導認知建築的生產。而許家彰的研究核心則更著重在文化消費的論點之上。千禧年後的相關研究，蕭瑞綺（2001）在〈1954-76年臺灣建築刊物論述意義〉論文中，則是聚焦於五份核心建築刊物，交叉探討其時代背景對於專業領域與社會文化之影響。江博鴻（2003）於〈《建築師》雜誌建築論述的形成與轉變（1975-1999年）〉的研究中，透過分析建築師雜誌生成的歷史脈絡，及公會背後形成的原因等，作為理解七〇年代中後期，臺灣建築論述的形成與轉變之線索。蘇雅玲（2014）的研究則聚焦九〇年後，建築專業雜誌的轉化原因與脈絡，並從新消費文化、文化經濟與文化象徵三方面，進行社會影響分析。該研究選取1990 年到2014年間《建築師》雜誌為研究對象，試圖與1990年以降發行之建築與設計相關雜誌進行再現與比較研究。

不論是以雜誌為研究對象的相關文章評論，以至專題研究的主體與時段，可發現皆落在千禧年第一個十年前的時間切面上，且主要聚焦在《境與象》、《雅砌》、《建築師》三份雜誌的討論。然而千禧年至今的二十多年間，臺灣亦有相當數量興起之紙媒專業刊物尚未被充分的彙整與討論，本文認為其中有三段關鍵切面（如表一），除持續發刊刊的《建築師》雜誌外，2000年《ta台灣建築》與《建築Dialogue》共同時期，2010年《ta台灣建築》謹守的空窗期，以及2020年後五至六份刊物的多元年代。如Mitchell Schwarzer（1999）提到，紙質出版刊物特別是在歐陸建築理論與評論的書寫傳統中扮演著必然的載體角色。當我們試圖理解臺灣的語境衍生脈絡之時，透過這般歐陸學門的傳統架構探照，一方面提供某種具有共識且可指認的辯證位置，另一方面能作為非傳統樣態的有效參照。因此，對於臺灣近二十年間尚未獲得充分研究或理解的建築專業刊物，實為補述當代建築論述生成的關鍵之處。基於文獻回顧，發現部分關鍵刊物在2010年後的相關資料相對單薄，或者完全未進行過調查。因此，本文其一目的即是對基礎資訊進行盤點與彙整，顯明關鍵刊物編輯論述的基本輪廓，以初步彙整統計作為有效的整體觀看方式，而其中所涉及的事件與議題亦於相關表圖中有所表明呈現。期以此初步歸整作為後續對於刊物內容結構、文本型態與作品間的關係以及刊物主題等方向開展更細緻的分析探討。

在出版形式上，當代所指稱的建築專業刊物涉及範疇相當廣泛，從學術期刊、議程論文、各式月季刊到雜誌出版等皆屬之。基於作為建築論述的載體，研究對象一方面需要具備一定程度的普及性，成為具有影響力的媒介以形塑論述場域。另一方面，則需具備足夠的專業知識與深度，同時達到一定發刊期數，方能作為持續性比較研究之參考文件。根據此些條件，需由學術組織審查之期刊或學報則暫不列於討論對象。其雖具有高度專業知識內涵，但在出版架構與文本書寫上已有限定制度，對於一般社會大眾的傳播普及性則有所不足。其他由民間機構或團體所出版之專業刊物，期數相對過少，或未能透過國家圖書資料館藏查閱文獻者，亦不列入本文探討之列。基於前述對於研究主體的性質歸納與研究範疇設定，本文將以持續發行的《ta台灣建築》雜誌^[1]，以及2019年發行的《實構築》季刊作為梳整，並輔以1997年發行的《建築Dialogue》共同參照，作為理解臺灣建築論述的衍生與轉譯行動。而同為九〇年後出版且持續發行的《臺灣建築學會會刊雜誌》（2011）、《放築塾代誌》（2015）與出版刊期數過短的《Da夯》（2003）等刊物，其文本內容不失具有一定代表性與影響力，但基於本文的研究限制，此些刊物有待更近一步的主題比較研究，以為論述語境的持續增補。

臺灣戰後早期的建築專業刊物，從早期成大建築系創辦的《今日建築》（1954-1955）、到《建築雙月刊》（1962-1968）、《建築與計畫》（1969-1970）等，可見於六〇到七〇年代間，臺灣的建築專業者對新的建築形式與技術發展上，已有主動尋求的行動。然限於當時整體社會經濟條件狀態，不僅發行面臨困境，在缺少清晰的論述知識體系與扎根的辯證傳統之下，仍無法有效建立臺灣現代建築初步論述與評論語境的可能（吳光庭，2001）。直至《境與象》雜誌（1971-1976）以系統性的介紹國際建築新知，逐步形成具有議題性的雜誌典型。1975年創刊的《建築師》雜誌，亦延續系統性特質並持續開展專業報導（reporting）與論述（journalism）平台。此一時間的專業刊物，相當程度上反應了自七〇年代初以來，臺灣建築專業以美國（1951-78美援）為核心的西方建築思潮與相關專業訊息接收之成果（吳光庭，2000：3）。

隨著1988年報禁開放，報紙、圖書、雜誌期刊均進入急速變革時期。大眾與中產階級等新興閱讀群體的陸續出現，使得建築與城市生活等相關面向逐步成為關注的議題，例如《雅砌》、《空間》、《建築Dialogue》刊物內容開始延伸至建築文化、生活美學與國際地域思潮等向度。隨著城市化的迅速擴張和都市文化空間的成熟，專業刊物的主題與面向於2000 年期間也逐步拓展另一路徑；從專業的學理取向、美學的形式價值，移轉到與時代語境相連的公共性對話。在九二一大地震後的新校園運動、宜蘭厝、都市環境景觀改造、文化資產再生等一系列行動能量累積之下，千禧年後的第一個十年，所謂的社會性議題在臺灣建築論述中逐步浮現。而這樣的發展不僅將建築論述置於更真實的社會環境語境中，更帶出具有適應性的主體論點發展機會。

建築雜誌以自身的主題視角，為建築評論建立一種發展的場域，而身處於專業理性與大眾言說語境交疊處的主編，其編輯策略與主體意識對於論述脈絡的建構以及其將開展的潛能，皆扮演著關鍵的角色。就編輯的角度來看，例如，透過《境與象》介紹新作品知識的編輯原則與其養分，在後續《建築師》雜誌報導作品的方式中能夠清楚的被閱讀到。而在這一個清晰的編輯傳統發展脈絡之中，同時「再生產」了臺灣的現代建築論述範疇（吳光庭，2000：3）。然而在公會主導下的《建築師》雜誌編輯，於九〇年代後多有所掣肘，議題與結構逐漸缺乏整體意識。若從積極角度來看，其所呈現的意義則在於提供1975年後臺灣部分重要建築的訊息，以及評論上較完整的紀錄（王俊雄　2000），如同英國《Architecture Review》所扮演的文獻與文件角色，其持續性的發行，有助於對臺灣專業刊物的生產傳統建立一個可溯的認知依循。此外，九〇年代同期由民間出版機構開始發行的《台灣建築報導》與《建築Dialogue》，其編輯團隊所展現的企圖心，不單是提供臺灣現代建築論述另一條路徑，更重要是的將所累積的編輯經驗持續推進。

持續發行超過40年的《建築師》雜誌，不可置喙地勾勒出臺灣現代建築論述與編輯傳統的主要輪廓。依據王俊雄（2000）於《建築師》雜誌創刊25年回顧專文與江博鴻（2003）的研究統整，可歸納在編輯策略上《建築師》約略可分為四個時期；其中，「準」建築評論即在草創實驗期^[1]的第12期中以「就建築論建築」內容型態顯現。於民國68年開始的穩定期^[2]中，一、二月號合訂本以「光復以來的臺灣建築回顧」為題，開始出現將專業雜誌編輯視為一種文件（document）方式處理，企圖以較全面地整理臺灣建築發展，此般本土化的報導策略相當程度上也暗示了專業經驗累積的重要性與必要（吳光庭，2000：3）。這段期間，理論與歷史文章數量提升，介紹本地作品的篇幅亦大幅增加。在反應國際思潮論述的相關文章部分多非外文翻譯之作，而是經過本地建築專業者消化後生產，更能與本地情境連結。

王立甫在66期（1980）執掌主編後，將生產方式拆成工程與設計兩方面，分別置於生產條件與產品兩個向度之中。因此，出現消息、文章、作品三部曲的編輯結構（王俊雄，2000：94），並以主編所宣稱的「主動編輯」能力進行專題編輯出版，跳脫過去以彙整建築類型的編輯思考框架。更重要的是開始製作建築評論與理論專輯，即1981年三月號首先出現評論建築評論的文章^[3]，不僅開啟建築評論之認識論的探討，更詳細點出建築評論應該有的疑旨（蘇廉能，1991：77）。1983年十一月號的建築評論主題，則收錄三篇有關建築評論與認識論的翻譯作品，可見1981-85年間主編對於評論書寫的態度與企圖。繼之，郭肇立任主編之時（89期），近一步以焦點作品與一般性作品為編輯分類，且以建築評論協同焦點作品的介紹。李乾朗主編（119期）期間，則開展從建築史研究以及教學面向雙重討論建築作品的契機。可以說，在七〇年代末八〇年代初期間，本土化報導內容的意圖與策略強烈地顯明於編輯意識之中。

1985年後在編輯體例上開始捨棄了王立甫創設的三部曲式的編排順序，改採一般綜合雜誌的編輯體例，呈現出一種通俗化與專業認知重構的拉扯歷程。而解嚴後建築媒體大量生產（1990-2000）時期，自1995 年開始邀請散居於各地的建築師、建築學者群組成編輯委員會，拓展實質經驗分享與累積。1998年不僅出版《台灣建築新生代專輯》，並開始清楚的呈現以建築史與論述作為剖析建築作品的「再生產」結構。丁榮生擔任主編期間（1994-1998）開始有訪談稿的出現，同時，論述專欄不僅對作品評論外，亦探討該作品反應出的現象與形成之因；作品、人物、評論開始整合（江博鴻，2003）。歷經超過40年的編輯轉變，期間最重要的現象則是所謂的專業編輯—經驗傳統的累績雛形。

臺灣第一代建築專業媒體人，特別是關鍵專業期刊的主編，普遍擁有學者獨立思考、強烈社會責任感，以及超越學科背景的特質。如此，不單向在建築創作環境中發揮了積極的思辨效應．更是直接促成建築評論的學理化發展。造就了專業刊物的主編既是建築最忠實的記錄者．亦是不遺餘力推動臺灣建築向前的參與者。此現象或稱之為編輯傳統的歷程，可從《建築師》與《雅砌》的互助式競爭直到《雅砌》改組，編輯能量隨著總編輯團隊、社務委員與諮詢人士轉任，其所掀起的多向度擴散效應為印證。其中，編輯知識經驗包含編輯技巧，內容議題的選擇，視覺與寫作表現方法呈現等，不僅帶給《建築師》^[4]突破性的製作方式，例如「人物與作品」專欄即為代表（江博鴻，2003：93），更奠定並開展當代專業刊物編輯的傳承內涵。這樣的編輯結構意識能從1997年創刊的《建築Dialogue》至2019年出刊《實構築》探見其不斷更新的輪廓。

建築是無法脫離社會活動的。因此，建築評論成為一種以文本直接參與此項公共事務的有效方式。在民主社會中，建築評論具有能影響我們生活空間的實質作用。誠如《建築師》雜誌的編輯群設立了一個書寫的公共空間，讓建築認知體系有了進行公開辯論的場所，最終使建築成為一種公共領域的再生產。儘管當代的《建築師》雜誌與理想中的公共性仍有一定的距離，但這種編輯經驗和傳統的開創，通過不斷涌現的新興專業刊物與媒體形式持續積累和傳遞的工作仍在進行中。

1995年創刊於2006年更名的《ta台灣建築》雜誌，內容結構上接近《建築師》雜誌，只是本身營運並不受限於公會，作品與編輯結構能透過編輯的自由意志與主體意識展現。內容多以作品檔案方式做為主要編輯架構，報導內容以當時國內外建築思潮與時事議題為主。2010年後編輯內容逐步將建築教育與建築文化事件緊密結合，而後持續協同各大專院校建築畢業展、專欄介紹與國內外建築文化活動等，建構一份具有當代性意義的建築文化專業刊物。

而1997年創刊的《建築Dialogue》採用郭肇立擔任《建築師》主編時所採用的中英雙語編輯方式且強調圖文對話的結構，內容部分則是以即時反映國內外重要建築思潮與事件為原則，包括最近期的國外建築作品以及學院中位於辯證最前端的理論訊息。創刊期間的編輯團隊相當部分曾為《雅砌》與《建築師》雜誌的社務委員與學界諮詢專家，因此，在邊輯結構方式上具有相當的參照性。雜誌初期階段含括相當份量的論述文章，主題對象含括建築作品、文化事件、教育、學術理論等之多元方向（蘇雅玲，2014）。從2009年停刊號所彙整的大紀事表列資訊中可觀察到，編輯內容從學門傳統的建築專業領域為基調，延伸開展以單一城市為焦點的特刊報導結構。至金光裕擔任總編輯期間，國外作品報導份量逐漸增加，理論性文章與國內作品的篇幅則相對降低。黃健敏為主編時則再次轉向，以強化國內議題與作品為主，直至2009 年畫上休止符。

根據相關文獻可歸納《建築師》、《建築Dialogue》和《ta台灣建築》雜誌為近代臺灣專業刊物研究之主要探討對象。在研究方法上，則有蘇雅玲（2014）藉由《ta台灣建築》三年區段的內文（2014-16年），以四種文本方式^[1]檢視編輯結構中論述構成的比例模式，同時亦指出視覺圖像作為建構評論的工具要件。江博鴻（2003）則剖析刊物各時期主題，同時分析報導內容，並針對文章、作品、廣告三向度所佔之比例進行各期交互對照，以整體屬性綜觀來歸納。蘇廉能（1991）之作品雖為較早期研究，但卻提供清晰的數值向度作為理解文本形塑的結構。根據五份主要刊物，針對主題分類項目、文體使用方式、評論與實踐報導文章^[2]比例等進行歸納。同時，對於臺灣論述文章中的寫作主體、評論者身份以及評論修辭^[3]的使用情況進行系統性分析。以上方法提供了理解專業刊物論述結構的有效基礎，基於此，本文以《實構築》和《ta台灣建築》為研究刊物主體，輔以《建築Dialogue》作為臺灣編輯傳統上的參照，並對於主題取向、編輯構成與文本分類等進行歸整，透過時間軸圖示以及數值分佈圖來呈現基本資訊的整體輪廓，以補充當代建築論述發展的脈絡內涵。

首先在編輯文本形式上，《建築Dialogue》主要以作品、論述與對談三種文本型態作為主要結構【表二】，對談型態特別運用在與國外專家訪談交流之上，如此的文本模式提供了紀錄、描述與批判的訊息傳遞，讓建築論述的生產方式與編輯形式，在保有系統性閱讀的前提之下，開展另一種脫離傳統專業刊物文學體制的可能性。此種編輯形式所產生的外擴效應在接下來的《ta台灣建築》與《實構築》清晰可見，特別在對於論述主體（人或物）以及論述呈現的文體（訪談）上，逐漸累積成為一種開放亦可追溯的脈絡。而主編意識與編輯團隊一直以來對於刊物本質發展扮演著支配性的角色，《ta台灣建築》在千禧年後歷經四次主編轉換^[4]，直至2019年後各期以特約主編方式進行編輯，較無法有效呈現連續性的編輯意識。因此本文以千禧年後第一個十年的轉換期作為探查編輯意識演變的依循。2016至18年期間《ta台灣建築》編輯仍承接以作品檔案或建築事件為主軸的傳統，由表三可見，論述性文體包括作品與事件報導，在編輯結構中持有穩定份量，而訪談形式則有明顯削弱的狀態，特別是在2018年編輯區段中。然而承續王俊雄主編時期的對談紀錄報導形式，尤其是在展覽、競圖或特殊事件專題方面，提供了一種參與性的轉譯歷程。

2019年創刊的《實構築》以季刊方式出版。透過對於目前15期刊物編輯結構的彙整，主要以訪談或對談的文本形式進行論述語境建構（如表六）。此外，編輯型態經常以訪談紀錄、作品敘事與評論文本，組構為一完整的論述單元，可說是創造出一種在場（直接對談）與不在場（評論）的雙重語境—異時共置的建築再生產模型。基於共同主題所建立的多重文體互相參照形式，不僅開啟跨越單篇篇幅的編輯自由度，更提供讀者主體意識介入的機會⸺一種轉譯的「縫隙空間」。這樣的結構自由度，也讓中英專文以獨立評論方式成為特定閱讀區塊，或以單刊或連載模式提供歷史、都市、文化、設計等議題之評與論文章，開放且彈性地回應季刊主題【圖1】。

在刊物主題部分，除了以建築型態或技術為分類的傳統編輯型態之外，2009年後的《ta台灣建築》以及《實構築》季刊逐步呈現以特殊事件為主題的編輯意識，而主要事件包括專業領域展覽與國內外重大學門活動等。此發展結構可回溯1997年《建築Dialogue》所建立的雛形；雖然刊物旨意不同，但儼然成為一種編輯結構的累積，又或稱為經驗傳統的承續。在編輯頻率方面，展覽相關專題在《實構築》約有18.7%比例，而《ta台灣建築》約佔11.5%（附錄一、二）。看似比例較低的《ta台灣建築》卻因其持續性的發行，進而形成一項報導學院畢業設計暨展覽的編輯韻律與傳統；透過每年年底的專題出版，促發實務界與學院以設計教學為議題的媒介平台。關於國內外其他重要活動事件部分，目前《實構築》尚未以此為專刊主軸，之於《ta台灣建築》則有5.8%比例，又以競圖獎項報導為多數，其他則包括刊物出版紀念特輯等主題內容（附錄三）。《ta台灣建築》於2019年起，由黃長美編輯總監以邀請客座主編所發展的編輯脈絡下，出現以主題城市為編輯的模式。此部分回應了幾乎二十年前於《建築Dialogue》出現的編輯內涵，同時，也更明確地展現以亞洲大都會為視角的論述建構意圖【圖2】。

不論在文學體制或編輯內容上，人物成為另一聚焦的主題，且由不同形式浮現於三份刊物的編輯結構之中。《建築Dialogue》開始以一定頻率，以訪談與對談的文體模式進行刊物編輯，特別基於與國外專家學者的訪談紀錄，作為應照當期主題論述的補充性延伸。至於《ta台灣建築》，從表五可以明顯看出，以人物為主題的編輯結構分佈主要集中在由王俊雄擔任主編的2009-2015年期間，而在2016年之後，這種結構持續但以較低的頻率出現。如此編輯意識對於論述語境的建構產生了相當影響；不僅透過以訪談文體形式呈現人物作為建構設計意識的主體價值，更以專刊探討個體（建築師）與群體（設計團隊）之於建築創造以及論述間的關係，其能協助論述建構跳脫單篇文體的侷限，同時以多重視角進行開展。

以人物為主體論述的意識，更加顯明地鋪陳於《實構築》編輯結構中。構築的意涵乃是基於創作者與建築在辯證和再詮釋的過程中，所產生那複雜且具體亦或抽象的密切關係，也因此，整體編輯的核心價值可說是奠定在人與作品的關係當中。表六中可見該文本形式於每期刊物中皆佔有相當穩定的比例，在以展覽或特定對象為主題的期數中，幾近整體刊物皆以訪談文體作為呈現。此外，作品與論述文章間的關係可從表七探見；評論性與訪談性文本間的構成關係除了在展覽專刊外，多以均衡比例與當期聚焦作品緊密連結，建立一種組織性的閱讀架構，而獨立評論的文章則以偶發性的專欄形式出現。

關於評論與專文作者的背景資訊如表八所彙整，一方面體現了過去主編或編輯團隊多為學者或建築專業人員的身份傳統，另一方面，因著季刊的屬性與當代學門知識內涵的擴增，文本開始含括其他領域專家的參與。透過跨越千禧年的《建築Dialogue》雜誌作為編輯經驗雛形的應證，以初步累積的《實構築》作為當代刊物的回望點，持續發刊的《ta台灣建築》則提供在編輯意識以及編輯結構的雙向參照驗證，作為描繪那模糊卻又活潑的當代建築評論語境，以及其持續邁進的行動方向。

近現代西方建築論述發展中，九〇年代初期的文化翻譯研究（translation studies）思潮為建築論證主體提供了他向的養分，其中Susan Bassnett 和André Lefevere（1998）將翻譯的概念置於文化主體內進行建構討論；而Homi K. Bhabha（Hernández 2010）提出的文化翻譯之於空間向度論證，直接或間接的將部分建築學引入了翻譯研究的領域；Mark Wigley（2013）在解構建築中，則將建築與哲學之間發生的事件描述為一種翻譯行為；於2004年威尼斯建築雙年展〈翻譯中的建築〉會議中（Orazi and Nergaard 2014），針對翻譯理論如何影響建築思維的提問，引導出了更多超越學門且公共的辯證機會，也正是表明建築與翻譯理論這兩個領域具有多項且複雜交匯的方式與可能性（Andersen 2018）。不論是形式語彙到論證意識，翻譯理論，或更確切的說在文化與主體的反思上，對於現有建築思想家的論點，開啟重新閱讀的機會，同時創造對於這些作者及其主體論證位置新的討論。

首先，我們需要釐清「翻譯」意味著跨越語言邊界的位移，也因此，翻譯的概念不僅限制於文學領域，這也為建築如何跨越文化邊界，例如面對形式、技術及背後思想等要件，提供了一種路徑與機會。自2007 年Routledge 出版社推出《Thinker for Architects》系列叢書中所選定的思想家，我們能夠確認Bhabha幾項關鍵的理論與建築學門之間保持著高度的參照關係。雖然Bhabha本身從未直接發展有關翻譯的理論，但他認為翻譯的概念有助於發展對於殖民主義的解構論證，換句話說，這是一種兩個主要參與者立場翻轉的批判。當翻譯被理解為再創造和逆轉時，它就獲得了適合批評殖民結構與統治性文化制度的能力。也就是為什麼翻譯理論在探索文化交流與其所含有的批判動能方面，有如此重要作用之因（Hernandez 2010）。若回到翻譯在語言上的概念，Bhabha 承接Walter Benjamin（1996）觀點；如果語言總是在變化，那麼翻譯就永遠不可能是完整，總是臨時的。隨著時空變化，將持續需要新的翻譯。更關鍵的是，語言的某些方面仍然是不可翻譯的，因此，翻譯是與「語言的外來性」達成和解的一種暫時方式。此些基礎的論證結構，皆促使翻譯的概念成為有效抵抗與批判的視角。

就翻譯研究來看，翻譯過程包括了文化混合、文化適應（acculturation）或文化歸化（naturalize）等 （Lefevere 1992），可被視為新事物進入原結構的過程。換句話說，其可被視為文化本身的構成要素，而非只是發生在不同文化之間的現象。根據Umberto Eco（2003）論點，翻譯是不同甚至對立系統和信念之間的協商，並且總是受到時間和空間的影響。翻譯有可能創造身份，但也可能消除或壓迫其意識；它在地理、社會政治和心理層面上都具有一定的範疇性。對Bhabha來說，不論是文化間或文化內的翻譯即是相互之間（in-between）所生成的語言產物，是形成文化混雜性的原因，並且不是單向事件。這樣的混雜性是以”差異”爲基礎，是相互不斷競爭和協商的持續過程（朴美貞＆梁明心，2015：61）。換句話說，翻譯是一種轉化的創造（transcreation），需要經過協商、重構源語與譯語以及文化間既定的界線，可認知為一場越界行動（劉宓慶，1993：59）。

若就文化翻譯（cultural translation）中所指的翻譯而言，是隱喻上的意義，並非物理性文本翻譯。在此脈絡下，文化翻譯中不僅不存在原始文本（source text），而且也不存在固定的目標文本（target text）。更進一步來看，文化翻譯的核心不是作為客體的文本移動，而是作為翻譯主體的人的移動（朴美貞and梁明心 2015：58-9），若運用在建築論述中，即能理解為被評論的作品與評論間的關係。而這種文化翻譯，積極的來看則是履行不同文化之間溝通、行為或更新的實踐，即是Bhabha指涉將自我和他者引入對話關系的文化實踐行爲。

從後殖民論述視角而言，Bhabha對於文化翻譯的觀點中提出了第三空間概念。他認為文化差異存在於無法對譯的空間中，並且使翻譯過程產生裂隙，開啟了潛在性的談判空間，即所謂第三空間。若人類群體是由文化差異（culture difference）和混雜性 （hybridity）所建構，第三空間則調停了兩種不同文化，即是殖民或霸權結構中二元對向的行動者相互滲透的關係（Rutherford 1990）。在此處，混雜性凸顯了文化語言的異質性，同時也彰顯了翻譯作為文化差異舞台的活力（Hernandez 2010）。在時間的向度中，第三空間是一種超出（beyond）的空間，是指生活在夾縫中間的狀態，亦是在一種「修正」的時間裏。這樣的狀態，對Bhabha（1994）而言能夠回歸並重述自身文化的「現在」，即解除單向被西方近現代主義話語制約的”他者”的時間性。也是在此狹縫中，他者和自我才能在相同的空間裏以同等的資格面對面地溝通，產生抵抗的契機（朴美貞＆梁明心，2015：62）。可以說，第三空間基於文化差異所形成的翻譯行動，其中顯示的混雜性是協商和衝突、生成和消滅不斷辯證反覆的未完結歷程。

特別是在多重文化主體疊加狀態下的臺灣建築語境，作為意識載體的專業刊物則為其重要的驗證場域；由《建築師》雜誌初創到穩定期間，從在地作品報導的遲疑到光復後建築專刊的發聲，大小中華傳統的主體難題不僅顯影於報導取材上，更藉由所謂「生產條件」類別的史論文章中開赤裸的辯證現場。文化視角的版圖也隨著國外思潮的嫁接湧入，對於現代和後現代批判或擁護的異地回聲也從《建築師》雜誌延伸至《建築Dialogue》全面啟動。這時，國際思潮之於臺灣在某一部分上不再僅是單向的翻譯資訊與前衛作品，直接的訪談與論壇活動讓主體差異有實質滲透與協商的機會，而非尋求一種正確的文化譯本。而雙語的編輯設定，從翻譯行動的觀點，可視為一極度真實的文化實驗現場；因著文本內涵，例如訪談文件的源語（非中文）與評論文章的譯語（英文）對於多數讀者而言則屬於相同的資訊區塊。可說是一種刊物內部的文化翻譯「縫隙」，而文本內的縫隙空間則是散落於訪談文體中。

除了《建築Dialogue》作為文化語境轉譯第一戰場，另一平行場域則是《ta台灣建築》雜誌所承載的地域意識與全球趨力間的越界轉化行動。從檔案報導的對象、專刊人物（相對於《建築Dialogue》）到刊物主題，其以多向度的疊加方式建構在地主體意識的邊界，而評論性的文章卻不時以全球的「他者」文化論述進行游擊推進。自2009年開始的畢業設計大評圖的專刊系列，更是巧妙的以教育、展覽、論壇作為全球與在地文化翻譯和意識相遇的實質現場，最後收納於轉譯的書寫行動空間之中。

在逐步累積的編輯經驗傳統中，其所支應的多重文化主體意識流動，以更強烈的姿態與企圖展現於《實構築》季刊的自主對話動能。從展覽事件的連結、論述模組的建構、雙語文本引導等，皆是一系列尋求跨越文化與差異邊界的對話邀請：基於表達自身的相遇。這樣的主體意識確信並非以古典的方式建立在清楚穩固的定位中，而是一種理解多重文化主體縫隙間的差異、混雜、矛盾能量而進行非傳統擴充的機會。

可以說，Mikhail Bakhtin（1984）提出的對話主義（dialogism）^[1]對於Bhabha文化翻譯具有根本性的理論影響，卻是清楚地在多重文化疊加狀態下的臺灣建築語境中被實踐；創造了具有反動與再造的論述策略。其中，對話主義將他者性（alterity）^[2]作爲基礎，對於文化翻譯發揮開放性的離心力作用，即臺灣當代專業刊物中編輯意識與評論者所不斷表述的主體移動歷程，既沒有全然容納也未被任何一方吸收，以靈活的狀態參與協商，這種過程即是混雜性的衍生，也是產生新論述文本的過程。臺灣建築評論語境一直以來處於面對多重文化語言的異質性空間中，藉由追求與他者的意識相遇並反應，並拒絕任何封閉系統的唯一作用力，有助於解構兩種或多重競爭文化主體間，僅以單方面吸收或純粹抵抗的固定關係（Swingewood 1998；朴美貞＆梁明心，2015）。而論述主體能夠透過這樣的協商過程創造出新的差異邊界，在混雜異動、轉譯創造的同步過程中，辨識那局部的傳統他者以及逐步浮現的共同自身。

2016年，法國國家研究機構支助名為「Mapping Architectural Criticism: Architectural criticism 20th and 21st centuries, a cartography」的研究計畫，^[1]一系列以建築評論為核心的國際研討會，其中提出了三項21世紀的關鍵提問：評論（critique）與輿論的關係以及批評（criticism）作為一門自治學科的建構，建築評論的行為者如何與其載體之間發生互動性的改變，以及當代建築評論的概念與學科界線。特別是在第二與第三項提問中，清楚地指出因應技術與公眾傳播的發展，傳統書寫模式與出版載體間所產生的必然與必要演變，於此同時，不同學門或地域差異的視角引入，即能引發對於建築評論的知識體系和學科傳統進行解構與擴展的探討。若透過這兩項提問檢視臺灣的建築專業環境，我們或許能夠從千禧年後建築專業刊物的編輯傳統，以及其所生成的建築論述語境中所潛在的文化主體建構過程，尋找到一些回應的線索。首先，我們需要視評論為一種文化意識與建築空間再生產的共時活動、建築理論建構的過程與方式，來確認關乎評論的語言和創作者的語言（建築作品）間的關係（Barthes 1972: 257-58）。換句話說，評論並非是單向的再現，而是雙重甚至多重行為者在本體與客體位置間不斷互置、對話的過程。特別是在臺灣當代評論語境建構的行動中，透過文體與編輯形式呈現出協商、轉應等能動性的積極涉入，引發「混雜性」傳統的轉譯實踐。

正如Patteeuw（2010）宣稱，寫作和刊物對於建築師或主編來說具有雙重意義，它們既勾勒了原則也促發抵抗的雙面性，同時構成論述語境的傳統與超越作品的行動場域。若說，按時序線性安排書寫的穩固封閉歷史架構，是一種繼承西方古典學術經典的原則模式（Hernandez 2010），即為建構論述的傳統，臺灣於千禧年後的建築論述語境與評論構成場域，則是一種非穩定且多重主體實踐轉譯中的第三空間。這必須回歸理解，臺灣的特質既不處於中心，也不是一般邊緣，而是位在關鍵的批判邊緣前線；一個重要的異地或他者亦為主體的位置。因此，在臺灣不同時期的建築論述意識，從《建築師》初期的典範探索到《建築Dialogue》全球思潮嫁接、《ta台灣建築》地域內涵擴充，到當代《實構築》自主反觀的取向，皆可視為回應不同文化意識路徑的翻譯實體，其既不可分割，亦無法被取代。

從地理與社會政治的觀點理解臺灣論述主體的文化混雜情境之外，這般文化異存所產生的縫隙，正如Bhabha所提及文化翻譯概念下的中間狀態，是一種主客體不斷矛盾相遇的混雜存在。以時空概念來看，形成了一處”延遲”的第三空間。而我們可以從幾個面向理解這樣的”延遲空間”。

首先，論述的知識系統包括理論思潮、辯證傳統以及建構論述的技術工具－文體與編輯，以西方建築語境作為源語的臺灣譯語文本，在真實時間的維度上產生必然差異。從《建築師》到《建築Dialogue》早期關於評論文本數量與方向，不難發現單向追趕尋求填補的焦慮痕跡，更是特別顯明在建築思潮與編輯經驗面向上。對於這樣的翻譯距離，千禧年後的《ta台灣建築》與《實構築》似乎藉著對於文化縫隙的意識改變以及主客體持續協商累積的能量，將延遲空間逐步視為一種可呼吸的養分；非傳統評論的文學體制例如作品報導、訪談紀錄與評論文章共構的論述模組，或展覽以實踐的方式作為論述書寫，皆成為第三向度的可能。這般喘息中的創造正如小雜誌對於西方社會的邊陲意義；多元的批判性在與傳統的必然距離中開展。

第三空間中另一層時間意義，即是提供了「修正」的時間狀態又或者理解為一種相互之間的偶然性（contingency）。在建築的論與述文本當中不論其涉及的內容或對象，皆包括評論者、創作者與作品本身三種不同的語言，以及其所承載時間位置和文化意識差異。換句話說，評論即是一場跨越不同時間邊界的翻譯行動；主體與客體位置能透過文本書寫的形式在修正的時間裡相遇、抵抗或調和。不論從《建築Dialogue》與《ta台灣建築》雙向對談文本到《實構築》展開的多向訪談參照建構，各部的主體意識在多層的時間縫隙中被匯集轉譯，即是創作的現場、對談的現場以及編輯的現場，成為共時體現的論述。這樣的論述形式本身即存有轉譯過程所產生的時間裂隙，視為一種文本結構內的第三空間狀態，提供不同意識主體－讀者－進行認同、協商與不斷的交涉，讓差異的邊界持續擾動，批判的養分則能夠在翻譯的縫隙中滲入（Bhabha 1994；Hernandez 2010）。這場第三空間中開展的譯語行動，追求的並非在文化內部達到最終穩定的位置，或者制定新標準，而是在臺灣當代建築語境內增殖多種變量，從而促進對本體間差異的理解與革新，協構出非傳統論述路徑的探索與可能性。

作為論述語境載體的專業刊物，其不僅是被動地反映社會現實，而能積極地用來擴展學科的社會性範疇。西方社會在戰後重整與全球規模興起的新技術能量累積之下，九〇年代末期，更多元的書寫與建構方法進入建築評論領域，同時新型態且具開放性的媒介者（agent）相應而生。特別是在千禧年後，這波浪潮推進亞洲並在第一個十年期於各地域逐步浮現；在新興數位媒介協同傳統的紙質刊物狀態之下，建築評論更快速且廣泛地走向公眾生活，以至於一種關乎建築再生產的公共領域輪廓更加清晰（曹海嬰＆杜春宇，2017）。而臺灣的建築語境也回應了這樣的時代特質，因著媒體的改變，不論是評論的構成形式或其內涵，皆有機會成為一種參與性的社會活動過程。

然而，相對於西方建築論述，建立在超過一個世紀的出版傳統以及具有可溯的典範性思辨基礎上，臺灣的論述語境和載體發展，不僅是在相對較短的四十年間壓縮塑型，更處於一種多重混雜文化協商下，非均質的時間延遲狀態。在這般特殊發展結構與時間的落差之下，臺灣的論述語境雖與世界同步面對當今數位載體的挑戰，但與西方長期發展的歷史結構下所面臨的課題，在文化與意識構成上亦有顯著差異。因此，臺灣專業刊物的載體形式轉變對於傳統和新興評論語境的影響，需要具有文化轉譯意識的論點進行深入研究，以作為當代全球建築評論提問中的差異參照。這樣的差異正是臺灣當代論述語境對於整體建築學門所提供的重要關鍵養分。

透過專業刊物的梳理，本文提出臺灣建築論述語境中有兩種傳統行動需要被理解：建築評論建構的意識傳統，以及刊物編輯的生產傳統。然而，建築學在臺灣被視為一種外來引進的狀態，無論是何種傳統的脈絡發展從來都是混雜且模糊的，換句話說，對於西方論述典範主體既參照卻也同時偏離的情境下，臺灣的建築語境建立在延遲的第三空間中，文化差異的縫隙與修正的時間讓多重意識開放性地累積與詮釋，成為一種互相偶遇成為主體的機會。特別是在千禧年後至今，在超過二十年的專業刊物發展與論述生成的關係中，仍可看見西方建築語境主體和臺灣論述文本間，持續以不同的方式跨越、轉譯、更新，從而尋求新的差異邊界，挑戰對於建築學以及在地空間的慣常認知。也因此，臺灣建築的論述意識不再只是單純的透過評論確認主體的歷史位置，或以凝固的視角進行歷史回顧或全然抵抗。

本文以千禧年後的時間切面，透過分析兩份關鍵刊物的基本編輯結構訊息，以瞭解論述文本和其建構方法，作為建築論述語境傳統生成的初步探查以及編輯經驗的當代路徑重要補述。除文內架構性彙整的基礎資訊外，評論與專題文本所採用的理論論點，主編團隊與評論者的專業背景所引發的意識型態架構，以及同時代不同刊物間的論述走向比較等議題，皆有待更深入的爬梳與掌握。而對於公眾社會性的回應，透過國內外重要的建築展覽與活動、關鍵的公共議題以及相關的社會文化事件進行參照比較，不僅有助於理解評論在面對社會條件下，所產生的主體視角轉變，亦能開展建築論述語境研究的其他可能方向。如同Barthes所宣稱「評論並不是對過去之真實或其它之真實效忠，而是對我們時代理解的重建」。（1972: 260）同時呼應了千禧年後臺灣建築論述語境的非傳統衍生內涵；在多重混雜的延遲狀態中，持續累績回應當代社會文化差異邊界的譯語行動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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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實構築》2019-2023 年以展覽事件為專刊主題彙整表 （筆者整理）。

附錄二 《ta台灣建築》2009-2023年以展覽與教育活動為專刊主題彙整表（筆者整理）。

附錄三 《ta台灣建築》2009-2023年，以事件為專刊主題彙整表 （筆者整理）。

附件四　《ta台灣建築》2016-2023年以城市或區域為專刊主題彙整表 （筆者整理）。

* 感謝臺北市立美術館舉辦「傳統與非傳統：二戰後至當代」臺灣建築論壇，及其學術統籌與本刊主編吳光庭教授給予機會，使本文得以發軔以至出版。特別感謝論壇主持人王俊雄教授、現場指評的黃俊銘教授以及其他先進，提供精闢的思辨反饋。最後，深切感謝匿名外審委員的寶貴指正與意見，對本文的完善至關重要。

* 本文投稿日期：2023.05.31；最後修訂日期：2023.10.15；接受刊登日期：2023.1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