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技術—張力」中遊牧——評《當代文本：技術》

思考技術的疑難，首先在於其自身無比緊鄰現實、但又無可測量的深邃。它難以作為一個簡單明晰的對象來掌握，如同「技術」一詞並不直接指涉特定事物，也無法立即指稱某物擁有或施行何種技術；另一方面，技術往往被化約為過度空泛、抽象的狀態，像是多種錯雜、難以釐清之方法或程序，並且被諸多科原理、知識與數值所圍繞。

當重新釐清技術之時，思考極易發展出兩極化的傾向。一是回歸至其最為原初、直接的狀態中，例如字源學對技術的解釋，有著產出、製造等意味，並將其定義為人的存有之延伸，以智性的運作將物質轉化為其所欲樣貌的透明化手段。再者，在面對遠非個體所能創造、操作的當代技術時，又易於落入對其神秘、難解的覆魅想像。因此我們習慣將當今的技術認作距離極為疏遠之對象，同時將一切的技術發展作為統御人的存有的預先條件——即一切都無法離開技術影響的論調。換言之，對於技術的思考在此成為簡單的往返運動：在當代的困境中試圖回返過去初始的技術，諸如工匠對金屬的形塑和鍛造，亦即完成對物質的利用與目的的實現。而位於另一極端，當我們質問究竟何謂技術之時，則因為今日對技術的模糊認識，以及其凌駕於文化發展的劇烈速度差異，像是自動化、機械複製等應用，便大量加深批判、拒斥的論述，同時斷定人類已被技術與其政治所支配。

但若綜觀思想史的發展，關於技術之討論絕非晚近出現的嶄新議題，而是伴隨著思維自身的活動。哲學在極早期的構成裡，技術正是其率先面對思考的問題——如同柏拉圖哲學中針對「技術」的觀念詮釋，已有明晰的定義，在此不多贅述。於此欲言的是，在思想史與技術史長久的交互纏繞下，技術的思辨並非哲學出現之後才被納入的對象，而是構成思想得以展開的根本條件。發生、創造、實踐等方法，無疑屬於哲學內裡的核心，亦言建構對世界的認識。若說「技術—思考」或「思考—技術」位於一種自我重複當中，那麼便不應再抱持「以哲學理解技術」之單向觀察態度，因為每一次思想的發生都伴隨技術的共鳴，反之亦然。

去年由臺北市立美術館出版的《當代文本：技術》，由謝杰廷、李立鈞、孫松榮三位研究者主編，收錄 8篇來自哲學家與媒介理論家的書寫。相對於過去，尤其是西方世界屢次編作的技術思想合輯——無論從哲學出發、媒介與機器論，或是採取人類學與社會學的觀點，亦或是跨學科的交錯討論方法等出版，《當代文本：技術》一書並沒有建立在既定的歷史脈絡中來完整納入各時期經典文章，亦非詳盡羅列出不同觀點或學派之視角，而是選擇彙編不同年代——從19世紀來到電訊時代；各異的理論框架——美學、形上學、媒介與傳播理論；甚至多種文體——專著章節、虛構敘事、短文與書信等。從文本的選擇，可見本書並不意在整理一部技術思想史，而是試圖建立理解技術的方法論，在時代、理論基礎，甚至語言書寫的差別間，更加呈現出技術的多樣性。閱讀之際，文本間的調性落差或許容易造成觀者極大的挑戰，即便是熟知任一理論的讀者，亦可能難以將文中所述的情境與今日作對照。不過，這將造成不同於編年式的選著，轉而嘗試捕捉思想面對技術時，滿布變化與不穩定的現場。

縱觀全書所收錄文章的寫作年代，並不單一集中在二戰後呈現的當代思潮運動中，而是散落長達近一個世紀以上的跨度，以及在差異極大的技術背景下所產生的思想實踐。例如海因里希．馮．克萊斯特（Heinrich von Kleist）書寫〈論傀儡戲 〉（Über das Marionettentheater）一文時，正處於工業革命加速之際，蒸汽動力機械與工廠產製模式仍處於早期階段；對比在上世紀五〇年代艾倫．圖靈（Alan Turing）的論述，已處理到計算機器的運作邏輯等問題；其餘如威廉．弗魯瑟（Vilém Flusser）、賈克．德希達（Jacques Derrida）與貝拿爾．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的書寫，則來到滿布電訊傳輸、虛擬感知的時代。從此些差距中可見，人類對技術開發掌控，甚至是構成方法，無論是政治因素、經濟轉型，或是技術基礎的劇變等，如何深刻影響著思想。

《當代文本：技術》的出版，對現前而言不僅僅是另一次的集結或擴編，而是重新裝配當代思考技術的處境。有別於過往歐美世界的選集較著重研究框架與理論運用的取向，本書有意識地將關注轉向技術與藝術之間的問題性。值得注意的是，本書透過三個區塊：「藝術與理論」、「意識與身體」、「機器與計算」，在收納各篇著作的同時，亦劃分出不同的問題塊面。全書的編纂方式有如電影與動畫創作中的「抽格」（frame dropping）手法，即將原本縝密且平均排列的影格序列，刻意移除其中部分內容，使影像之間呈現不完整、跳躍且斷續的視覺效果。總而言之，本書並未意在重述技術與思想之間的接續脈絡，例如不同學派與知識生產的交疊，亦未過度組織出一部被技術深刻影響的藝術簡史。如此的操作一方面後設地移除了某種進步的思想史觀，同時也倍增了思想本身的不確定性。

然而，技術與思想之關係，時常被視為一段連續無輟的歷程，或一個緊密無縫、涵蓋實踐與論述的聚合體。誠如德國哲學家馬丁．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在〈對技術的探問〉（Die Frage nach der Technik）中所指出，技術並非單純的工具，而是一種組織與揭示世界的方式；並且技術總是有著錨定自身、分配與組織的慣性。然而，若過於簡化地理解技術的發展具有明確的驅動向度——無論是在物質或理論層面，例如將電影視為攝影的動態延伸，或將數位技術理解為對類比媒介物質載體的去除，則容易忽略在此過程中所涉及的不同思維型態。諸如對感知與時間的解構與重構，或將再現轉化為數據的邏輯，實際上已導致彼此之間難以化約，甚至不可比較的認識論差異。亦如今日各大擁有開發優勢的企業巨頭的表述意識：蒸汽機曾作為人類雙手的代勞，而人工智慧則成為大腦的代決！這樣的理解，即相信由技術與思想形成的幻象，反而進一步加劇對技術問題本身之忽視，並放大其潛在的危險性。

在技術—思考的交互疊合中，二者既相互牽引，亦彼此制約；思想所觸及的邊界，同時亦是技術所面臨的限制與可能。回顧各時代中的思想理論，即可發現造成技術與思考呈現出極大差異面貌的歷史脈絡。因此可說，技術的運作使思想得以被實際化，並於瞬間閃照出可思與不可思的疆域與外邊；而思想亦為技術發展提供走向，以及伴隨而生的倫理與文化。此種觀點可能被簡化為某種和諧與規律：思想與技術縝密搭構出一種穩定且連續的歷史結構，人類則在其中持續推進。然而，技術與思想的聚合實際上充滿不規則、崎嶇與錯落。回顧那些「失敗」的發明——被汰除的系統、機器、工具與組件，或被推翻的學說、假設與知識，猶如岩層交界處破碎且未完成的化石，標誌著不規則的斷裂與缺口。正是這些裂隙，構成重新思索技術及其脈絡的關鍵。

正是在此意義上，技術與思想的關係絕非意味其中一方的完成並引領或定義對方的發展。援引法國哲學家米歇爾．傅柯（Michel Foucault）的話語，二者應該說是皆屬於構成對方的「歷史先驗條件」（historical a priori）——那些致使何者可被表述、可被應用的決定因子。但此處所謂歷史的先驗條件，並非永恆不變的基礎，而是以近乎偶然的方式持續變動。

理解技術與思想的共在，若仍堅持以單一的歷時性觀點加以檢視，容易落入將技術視為完整且單向進步的敘事，進而忽略其內在持續運作的矛盾、斷裂與衝突。這不僅是抽象層次上的辯證；此處所謂的先驗條件，並非僅止於抽象結構之中，而是具體滲透於感知、操作與判斷的層次，形塑我們得以經驗世界的方式。技術與思想的交錯，不僅關乎知識的生成，同時涉及感知的分配、現實的可見性與歷史記憶的重塑。因此，若要回應此種非連續且充滿張力的結構，對《當代文本：技術》的閱讀不應理解為線性知識的累積，而是更接近於對其內部斷裂與轉換瞬間的捕捉。於是，一切閱讀更要求一種臨時性的想像，亦即將各篇書寫視為從既有技術網絡中閃現的事件。

法國哲學家吉爾伯特．西蒙東（Gilbert Simondon）在著作《論技術物的存在模式》（Du mode d'existence des objets techniques）裡，創造「技術物 」（technical object）的概念之外，更提及了「技術整體」（technical ensemble）。對他而言，技術物是由「技術元素」（technical element）如螺絲、電阻等基本構件組成，而眾多技術物則組成了一個如生態環境般的整體集合。或者，未收錄於書中的美國哲學家路易斯．芒弗德（Lewis Mumford）亦曾在《機器的神話》（The Myth of the Machine）談 到「巨機器」（megamachine），其不僅僅由機械與工具組成，而是綜合人類活動、律法制度與技術的一套龐雜的運作系統。對照海德格反覆思量的「集置」（Gestell）概念，同樣指涉人類透過各種技術實踐對世界進行的採集與使用，「把現實之物以調度訂置的方式揭蔽成為儲備的那個設置活動」，並達到使事物顯現、進而揭蔽的過程。

在此，並非為了概括概念之間的相似性，而是藉此強調技術一再形成繁複聚合體的特性，其中更混合著諸多不可見的運作。我們不能將上述關於整體的討論，視作技術物的簡單加總或連結，而是更需要關注技術自身猶如一種自我聚集與攏合的運作方式，構成看似無縫且緊密的整體；同時，人不可能置身於技術整體之外，而是深深地鑲嵌其中。正如海德格一再強調，「集置」作為一種揭蔽的方式，「它絕非技術之物，也絕非機械之物。它是現實之物自我揭蔽為儲備時所依循的方式」。若未意識到此一特徵，而將技術理解為均衡且清晰的發展過程，無法掌握使各項技術彼此轉換與變動的機制。

當前所缺乏的並非更多的知識，而是有待創造某種「技術—張力」，以對技術的聚合體進行切分，從而跳脫連續性的認知觀點，並釐清各技術間的相互關係。換言之，若僅將技術視為完整的整體，並認為其可以穩定且可預期地連結，只會停留於已完成的結構面上，難以思考促使布置（disposition）改換與調度的力量。因此，有必要引入技術—張力，切割開技術看似緊密的連結，觀察技術物之間以及技術與存有之間的縫隙，並由此逃逸出看似龐大而固置的技術系統。此外，張力不僅僅意味著兩個物體或介面之間的能量關係，它並非單純的僵持，而是一種維持差異未被解消的動態狀態。因此，技術—張力的思考並非為了尋求人與機器、科技之間的和諧共處，而是不斷地來到技術實現的前沿，關注其與事物相互的生成。

對於技術的思考與批判，不應僅止於在意嶄新問世的技術與工具，而是必須持續理解其運作的質性與生成的變化。援引《當代文本：技術》中提及的幾個時刻：從古希臘哲學家泰利斯（Thales of Milet）以量尺觀測日光投射的陰影，到手中拿取金屬剪鉗進行操作；與此同時，遠方某處亦有巨大的堤壩橫臥於河道之上，攔阻並儲存水流，轉化為電能。從眼前到不可見的他方，無時無刻皆有技術持續實現，並與外在不斷交互；技術不僅是實現目的的途徑，更應被理解為在人與事物之間持續運作的中介關係。技術—張力意指在未決定之狀態間的遊牧，其並不追求人與技術更深刻的鑲嵌，而是反覆在使用技術物之時亦對技術整體進行反思。

如果說技術總是朝向一種系統化的組構，那麼更需要以遊牧的姿態穿巡於其間。遊牧不代表無目的的移動或 者對建置的逃離，而是對集置的再問題化，同時看照著世界的有機性。援引哲學家吉爾．德勒茲（Gilles Deleuze）對遊牧的詮釋，其是對應於由國家與律法所制定的條紋空間（striated space）：「遊牧者存在於土地之上，凡是有一種侵蝕既有結構、並向各個方向擴展的平滑空間（smooth space）形成之處，他們便在那裡。」^[1]如此的思想態度，正是今日思考技術需要的，如同《當代文本：技術》特別由三位編者各自寫作的導讀，即從不同角度切入（或離開）看似巨大的技術網絡，並且從中製造出技術與其他問題之間的張力。

從各篇文章到編者導論的書寫，進一步強化了遊牧的多向性，並賦予歧出而行的可能：在技術狂熱——甚至崇拜——的今日，若回到藝術最根本的問題層面，個體經驗與技術處於前所未有的緊密狀態，卻同時發生嚴重的分離。在自動化與技術操作日益全面的當前，人類已不再如過去那般遠離工業產製、因缺乏工具而無法創造；透過普及的媒介與巨型系統的整合，我們得以即時生產多種資訊與感知。然而，正是在消費與接收技術物的當下，人們逐漸忘卻技術運作與存有之間的關係。如同書末特別收錄卻未能刊載的德希達與斯蒂格勒〈幽靈書寫〉（Spectrographies）一文之存目，猶如一道索引痕跡，暗示技術亦如幽魂般存在，涉及過去與現在、可感與不可感的跨度，並細微地滲入當前技術的實現之中。

正是在技術運作與經驗逐漸產生斷裂的情境中，透過非連續且未完成的思想採集，使我們得以暫時拋去過去至今由技術與藝術所繁生出的分類：工藝、技藝、手工藝，抑或技術、科技等詞彙的既定界線，從而回返至柏拉圖在其哲學中所談及「創造」（poiesis）的根本境界——一種純粹的創造性之想像與思辨。另一方面，透過遊牧於各種技術的多重張力之間，亦可再一次使技術從封閉的系統中鬆動，顯露其內部的關係與斷裂，並重新開啟對其存在方式與運作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