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德慶的生命作品始終內存一個卡夫卡式的難題,緊密地與「可見/不可見」和「可感/不可感」的辯證性纏繞在一起。從台灣藝術圈最早年對他作品的批評接受狀況開始,這種辯證性便預示一個不容於視覺藝術常規機制的特殊位置;當時對其行為表演的諸多評論話語,多半只能透過間接性的報導、抑或越洋訪談的轉述展開(其中不乏偏頗或浮光掠影式的見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