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文我們嘗試從劉躍、江洋輝與王俊傑三位不同世代的藝術工作者創作之路的表述裡，探尋藝術工作對藝術家自身在形而上與實質生存的意義。畢竟，不論是在18世紀或當下此刻，當藝術家以才華和創造力作為與現實社會的連結時，所謂的藝術環境與藝術市場提供的反饋，便可能成為決定藝術生命樣態的不可忽視因素。
【勘誤】
本刊第162期，作者吳思瑩，〈這樣做，那樣做，開鑿通道之後——與三位藝術工作者談藝術作為工作這件事〉一篇，文稿遺漏註釋，謹補刊之。
註
1.Thomas Crow, Painters and Public Life in Eighteenth-Century Paris, New Haven; London: Yale University, 1991, p142.
2.漢寶德，〈行政院頭銜沒了，文化部降格〉，《聯合報》，2011.1.13。
3.朱宗慶曾舉讓同行難以複製其表演模式的太陽劇團為例，指出該團甩開競爭，從追求極致的差異化中突破原有窠臼，以高品質的藝術創作持續超越自身。朱宗慶，〈藝術工作者應自創藍海策略〉，《中國時報》，2011.2.18。
4.Suzanne Lacy, Mapping the Terrain: New Genre Public Art, Bay Press, 1995. 中文版由吳瑪悧編譯，《量繪形貌：新類型公共藝術》，台北：遠流，2004年。
5.同前注，頁8。
6.葛莉賽達．波洛克（Griselda Pollock）著，倪明萃翻譯，〈創傷年代的美學感同與見證〉（Aesthetic Wit(h)nessing in the Era of Trauma or Art as Compassion），《藝術學研究》8，國立中央大學藝術學研究所，2011.05，頁75。
7.同前註，頁76。
8.張伯權譯，《卡夫卡的故事》，時報文化，1985年，頁18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