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中介的去感官同步化體驗：VR藝術裝置初探

加拿大著名傳播學者麥克魯漢有關「媒介」的討論指出了三個重要概念或發展，其一是「媒介是人的延伸」，其二是「感官比例」，第三是「媒介即訊息」（McLuhan 1994[1964]; McLuhan & Fiore 2001[1967]; McLuhan & Powers 1992）。^[1]將這三個概念串聯在一起的是他將人類社會視為一個從「部落化」、「去部落化」到「再部落化」的發展過程。在不同的時期或階段，對應的是不同媒介以及這些媒介所帶出來的感官比例上的改變，以及因為這些變化而產生不同的認知世界或週遭環境，乃至於自身的方式與內容。

麥可魯漢想要探討的是關於媒介――也就是技術――的問題。媒介或技術，指涉的是那些外在於身體、不屬於身體本身的事物。然而，媒介或技術的發展，卻與身體有密切關係。「媒介是人的延伸」即指出的是，所有的媒介（技術）是延伸自人的身體、感官、心智運作的能力而來。例如輪子是腳的延伸、文字是視覺的延伸、眼鏡是眼睛的延伸、筆是手（指）的延伸等。此外，媒介或技術具有的特性，對麥克魯漢而言，除了延伸了人的感官或身體部分之外，在延伸的同時，也取代了這些感官或身體的部分。例如輪子延伸了腳，腳的功用就逐漸被取代了：「媒介延伸人體，賦予它力量，卻癱瘓了被延伸的肢體」（馬歇爾・麥克魯漢，2019：34; McLuhan 1994[1964]: 11）。因此，麥可魯漢認為，「我們的延伸會使我們麻木（癱瘓）」（馬歇爾・麥克魯漢，2019：92）。對此，他以醫學專家的觀點指出，人們在媒介中或以任何媒介來進行的延伸，都是一種保持平衡的努力，而這種延伸同樣也是一種「自我截除」。這是說，當人們在遇到無法解決或避免的刺激時，身體也會自行進行所謂的「停損」，以免遭受更大的傷害。對這些醫學專家而言，人們在某種程度上是「被迫用自我截除來延伸自我的肢體」（同上，頁93）。

麥克魯漢透過希臘神話中那位因為看見自己在水中的倒影而導致的全身性麻木與休克，最後無法自拔地與倒影同歸於盡的結局，用以說明「延伸」、「麻木」、「截除」等概念之間的關聯性。自戀是一種自我麻痺或自我截除的狀態，也因此，麥克魯漢指出「自戀（narcissus）」與「麻痺（narcosis）」二字系出同源。^[2]此外，這種對自己的延伸所產生的迷戀，只能是在一個封閉系統中才能做到（McLuhan 1994[1964]: 41-42）。換句話說，媒介不只是人的延伸，更與人形成了一個封閉系統，在此系統運作中，媒介在扮演調動我們感知方式的角色上，變得越來越重要，甚至取代了原本的身體及感官。也因此，麥克魯漢會說，「任何發明或技術都是人體的延伸或自我截除」（馬歇爾・麥克魯漢，2019：95）。這也類似Don Ihde 在其後現象學取徑中所闡述的四種人與技術之關係中的「具身關係（embodiment relations）」，亦即，技術與人共同合作、共同形塑了我們與週遭環境世界的關係、連結與互動，例如眼鏡。對於「具身性（embodiment）」與「物質性（materiality）」的強調，使得媒介（技術）逐漸成了身體的無意識延伸（Aagaard, Friis, Tafdrup, & Hasse 2018: 73）。

Ihde的「具身關係」經常是以下列公式來展現：
（human – technology） —> world （Ihde 1990）

Verbeek在對Ihde的後現象學之討論中指出，Ihde重新定義了現象學，發展了一種「非基礎的（nonfoundational）現象學方法。他保留了現象學的核心概念，亦即，人與世界的關係須從「意向性」概念來理解。這個意向性指的是，人類在面對其世界的「方向性（directedness）」。然而，Verbeek也指出，Ihde主張在我們的技術文化中，此一意向性內涵大多都是受到技術的中介（technologically mediated）。也就是說，所有人類的知覺與行動，都是被技術設備所中介，從眼鏡、電視到行動電話等。對Ihde而言，這些技術的中介，並未帶我們到達「事物自身（the things themselves）」。相反地，技術物所中介的，沒有一樣是原初的知覺（original perception），「被中介的知覺本身就是那個原初的」（Verbeek 2011: 15）。換句話說，原初知覺是指用我們身體的感官所感知到的世界。原初知覺被技術中介的知覺所取代，甚至後者變成為我們的原初知覺。然而，中介的知覺並非與我們有直接關係，也不是由身體對世界的直接體驗，當我們將前者視為具有原初知覺的特性時，我們也放棄了身體與感官的角色，並且更加不信任自己的身體，乃至於他人的身體。相反地，一切都要依賴透過技術中介所獲得之數據，以認識、經驗、評估、判斷他人與世界。

對麥克魯漢而言，延伸自人的這些媒介，在人類社會發展過程中，逐漸取代所謂的「通感」，也就是透過一種調動全身感官以認識世界的方式，過渡到以單一感官佔據優勢或甚至取代其他感官而作為認知世界的現象。這即是其所謂從「部落化」、「去部落化」到「再部落化」的過程。這三個過程也分別指出了媒介如何調動感官，以及媒介、感官與世界之間連結樣貌的變化。

在人類社會發展過程中，不同的媒介也帶來了不同的感官參與樣貌與內涵，以及帶來了新的感官平衡，這是麥克魯漢稱之為「感官比例（sense ratio）」。感官如果是認識世界的主要管道，那麼感官以及感官彼此間的關係，如何回應不同媒介的調動，便是值得關注的。麥克魯漢認為，在最早的「部落」，人是生存於感官的和諧平衡之中，五感（視覺、聽覺、觸覺、嗅覺、味覺）是「同等地」用來感知世界。媒介（技術）的發展則開始延伸了人的感官及其能力，改變了感官彼此間的平衡。他指出，拼音字母的發明及使用，讓部落人失去感官平衡，視覺（眼睛）開始佔有優勢位置。印刷術的發明則加速了上述過程，也就是「去部落化」的發展。19世紀電報以及其他電子革命（包括後來的網際網路等）則是一種期待透過恢復（或重新塑造或建立新的）感官平衡而「再部落化」。後者也形成麥克魯漢所謂「地球村」的概念。

部落時代的「通感」，展現在百科全書式的智慧或知識之上，而帶來去部落化的文字，則是以「分類」取代了百科全書，在電子時代大量製造訊息的情況下，分類也變得越來越支離破碎（馬歇爾・麥克魯漢，2019：46）。其結果之一是，知識的專門化、分殊化，當然也包括了個體化的可能性。對世界進行通感式的認知，由此便逐漸讓位給延伸之媒介而佔據優勢地位的感官，並且在此過程中自我截除該感官，讓媒介扮演調動及認知世界的功能。這也是麥可魯漢「媒介即訊息」的內涵之一。媒介傳遞訊息的意思是，媒介如何調動感官，以對世界進行認識。這樣的觀點似乎也呼應了在本文稍後以大腦研究來探討感官分離、同步化、去同步化與再同步化概念上的企圖。簡單地說，這回應了György Buzsáki對「由外而內（Outside-in）」與「由內而外（Inside-out）」這兩種大腦運作以形成所謂認知爭議之討論（Buzsáki 2021）。鑑於前者同樣是奠基在西方理性化發展的產物，同時也無法避免地受到持續理性化的影響，後者似乎更類似或可回應麥克魯漢從媒介作為人的延伸所指出的一種封閉系統（應該更像是「運作上是封閉的，但在結構上是耦合的」系統）對世界進行的認知過程。這也是一種時間上的，而非空間上的認識。^[3]

麥克魯漢也使用一種接近現象學的口吻說道，無論是「把握（或捕捉）（grasp）」或「領悟（apprehension）」，指向的是一種「借助一物求得他物的過程，即使用多種感官去感知許多方面的過程」（馬歇爾・麥克魯漢，2019：114）。換句話說，延伸自感官的各種媒介，以何種方式重新調度感官的方式，構成了人與媒介重新組裝而成的新系統，人便以此來「把握」、「捕捉」、「領悟」世界的樣貌。去部落化的過程是受到文字這種視覺優勢媒介的影響，而再部落化則是電子革命的產物。我們也可以說，去部落化是現代性的內涵，包括麥克魯漢所說，「拼音字母和數字是最使人分崩離析和非部落化的媒介」、「機械技術使人體功能延伸和分離，使我們與自身失去接觸，因而使我們近乎分崩離析」（馬歇爾・麥克魯漢，2019： 161-162），以及「印刷物要求的是分離出來的、被剝離得赤裸裸的視覺官能，而不是統一的整個感官系統」（同上，頁390）。

為什麼媒介與感官之間的關係，對麥克魯漢而言具有如此重要性？這或許是因為在認識世界這件事上，感官及其延伸扮演關鍵角色。麥可魯漢說：「識字人一但接受了肢解切分的分析技術，他在把握宇宙模式上就遠遠不及部落人了。他偏好個體的分離和空間的分隔性，而不是開放的宇宙。他不太傾向於把自己的身體當作宇宙的摹本，不太可能把自己的住宅或任何別的傳播媒介當成自己身體的延伸。一但接受了拼音字母表的視覺動態，人們就開始失去部落人對宇宙秩序和儀式的迷戀」（同上，頁178-9）。固然拼音字母（書寫，乃至於印刷術等）與西方「理性化」的發展有密不可分的關係，麥克魯漢或許更想說的是，當人將原本透過身體各種感官及器官之間「同等地」面向這個世界、進而認識世界的方式，在媒介（技術）介入後重新帶來的優勢感官經驗，反倒讓人們失去與世界的連結。以優勢感官及其延伸之媒介來形塑對世界的認知，毋寧是任身體與世界脫節的發展。這樣的觀點正回應了現象學所謂的「世界就是人自身」的觀點。例如Dreyfus在討論認識世界的「框架問題（及如何避免）」時，即依循梅洛龐蒂所認為之身體與世界之耦合方式乃是一種非再現式的。例如梅洛龐蒂在《知覺現象學》中指出：移動某人的身體就是透過身體瞄準事物；其允許自身去回應他們（事物）的呼喚，呼喚是在身體上被製造出來，而與任何再現無關（Dreyfus 2007: 1145）。

據此，身體（包括感官）在面對世界的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人們（乃至於所有生物）之所以有移動其身體的需求，乃是來自於期待對自身所處之情境有更好的掌握（Dreyfus ibid.: 1147）。當某人的情境偏離某種最佳條件的身體—環境完形時，某人的行動將會帶領他更靠近那個最佳條件（optimum），並且藉此減輕該偏離的「張力（tension）」。某人不用為了要朝向它（最佳條件）而需要知道那個最佳條件是什麼。某人的身體只不過是被吸引去降低該張力。據此，去部落化帶來的感官彼此之間，以及感官與及對象物之間的切割，雖然對麥可魯漢來說可以透過電子革命重新予以部落化，但此一再部落化也不能說是通感的產物，而只能是一種專門化、分殊化——拜拼音文字與印刷術所賜——的後果之一，而其危險性在於：「專門化的人絕不犯小錯，然而他走向的目標卻是絕大的謬誤」（馬歇爾・麥克魯漢，2019：179）。

從拼音文字開始，感知的分離便以一種技術形式而越來越成為可能。這種技術形式，根據麥克魯漢，乃是來自於技術的放大效應。換句話說，感官彼此間的調和以及更重要的是，「對等地」面對世界，在技術的發展中被改變了。感知分離的可能性跟技術的偏向有關（the bias of technology）（Innis 1991[1951]），偏向不只是偏好，延伸也不只是在空間上的擴展，更是在規模上及量上的改變。延伸單一感官除了放大該感官的作用之外，也讓感官彼此間的和諧出現變化。當然，對麥克魯漢來說，拼音文字似乎是這股感官分離力量的罪魁禍首：「拼音文字只是延伸視覺的技術。與其相比，一切非拼音文字卻是藝術形態，他們保留著許多感知和諧的因素。唯有拼音文字，才具有分離和切割感官的力量，才具有蛻盡語意複雜性的力量」（馬歇爾・麥克魯漢，2019：419）。「去部落化」也就是在此一讀寫能力與機械技術被引入社會與文化中，帶來部落結構與模式崩潰的結果。

在以去部落化為內涵的現代性之後，人類社會迎來了以電力技術為基礎的數位時代，其中當然以網際網路為主要代表。儘管麥克魯漢不見得真正認識到網際網路的力量，但其預示也相當程度符應了當代現況，尤其是對地球村的想像。這是他所謂的「再部落化或重新部落化（re-tribalization）」。「再部落化」意味著過去那種部落結構或模式的恢復。麥可魯漢認為，拼音文字是視覺的延伸，具有的是「分裂切割、線性思維、偏重視覺、強調專門化」的特性。「這樣的人是被分割肢解、殘缺不全的人」。電子媒介則是中樞神經系統的延伸，他認為電子媒介可以提供整合感官，讓人們回到「整體思維的前印刷時代」（同上，頁587）。如今我們會說，藉由網際網路，全世界似乎真的就像是過去的「部落」一般，在空間上、關係上、連結上，都可以更為緊密。然而，對本文旨趣而言，作者想問的是，在這個恢復部落樣貌的地球村中，這些部落人也能夠再次恢復透過「通感」以認識世界嗎？這個重新部落化的過程，放在麥克魯漢關於「媒介是人的延伸」以及「感官比例」的討論中，為我們指出了什麼樣的新方向或現象呢？

綜上所述，本文期待指出並補充的是，麥克魯漢此種透過空間性概念來描繪媒介如何作為人的延伸，以及媒介、感官與世界之間的連結關係，儘管相當具有洞見與說服力，但似乎仍缺少了另一個重要面向：時間性（temporality）。這裡的時間性，主要從感官與大腦之間的連結出發，以同步、去同步、再同步等概念來思考何以現代性、技術發展及資本主義，不僅促成也需要持續地為生活於其中的人們創造出並確保以一種先將感官分離及再重新組裝的方式來理解世界及自身。

接下來的討論將從媒介作為人的延伸——相當程度上是一種外部化觀點，回到人自身，也就是感官與大腦的連結。在此之前，或許值得再指出的是，「媒介是人的延伸」主要是一種空間上的延展與擴張，從內部空間（感官與身體）擴延到外部空間，也就媒介或技術，並且在延伸的過程中，強化同時也截除或麻痺了獲得延伸的感官。延伸自感官的媒介，回過頭來重新調動感官們，並以此作為感知世界的新方式。

麥克魯漢的「通感」，也就是他認為的，部落人的感官們是「同等地」面對世界，而非特別突出或以某個感官為主要調動其他感官的方式。當然，這也是一種空間性的概念，似乎在認知過程中，感官們就像是一字排開似地接收外界的刺激。「通感」是重要的，但這個重要性不僅止於在空間上的意義，還包括時間上的內涵。從時間面向來看，通感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種「同步化」的效果。這個同步化的效果，從神經生理學以及大腦研究的觀點而言，是建立在感官彼此間的不同步以及大腦對不同步資訊傳遞的處理能力之上。首先，刺激傳遞到感官的速度並不相同。例如，聲音在空氣中的傳播速度比視覺訊息要慢得多（即，視覺的傳輸速度為300,000,000 m/s，聽覺的速度為330 m/s），而觸覺刺激並不涉及通過空氣的物理傳播，因為其是直接透過身體表面來傳輸。此外，各感官在接收刺激之後，將資訊傳遞到大腦的方式及速度並不相同，而感官之間的神經處理時間也有所不同。例如視覺通常比聽覺要慢（分別為50m/s和10m/s），而對於觸覺，大腦可能必須考慮到刺激的起源，從腳趾到大腦的旅行時間比從鼻子的旅行時間長（典型的傳導速度為55 m/s，當該距離為1.60 m時，腳趾和鼻子之間的距離約為30毫秒）（Keetels & Vroomen 2012: 148）。因此，在有關感官間時間差（intersensory timing）的文獻中，一個具有爭議的問題是，「從不同（感覺）模組而來的資訊，在多大程度上會被大腦視為是屬於相同的事件？（the extent to which information from different modalities is treated by the brain as belonging to the same event）」（同上，頁156）。大腦在解決前述時間差以讓資訊同步化的這個過程及產物，即構成了人們對世界的感知。

再者，在回答大腦如何處理感官彼此間不同步或延遲的問題上，研究已經發現，儘管延遲確實存在，但時間上的一致性（temporal coherence）總是能夠獲得維持。例如腹語術幻覺（Ventriloquism illusion）現象。腹語術所指出的現象是，其能夠讓觀者的大腦將來自非視覺對象的聲音與視覺對象進行同步化處理，將聲音與視覺的來源合而為一，而非將兩者經驗為是來自不同的地方。相反地，若不具有這樣的同步性，便會產生認知上的混亂，例如視聽覺混淆帶來的McGurk Effect。McGurk Effect同樣是大腦整合視聽覺的例子，但聽覺會受到視覺的影響而讓聽者誤聽說話者的發音。同步化概念不只是時間上的，在某些情況中也是空間上的。前述的McGurk Effect即為一例。此外，該效應對於感官依賴程度的人也有不同效果，較依賴聽覺的人與較依賴視覺的人，便會有不同結果。

在早期的生物學與神經科學研究中，便已經開始關注多重感官整合（multisensory integration）的現象。對於時間上的一致性是如何獲得維持，有研究者認為可能的解釋如下：

（一）大腦可能對較小的延遲不太敏感，因此其可以就忽略它（這是所謂的「時間整合之窗（window of temporal integrtion）」）；
（二）大腦可能夠「聰明」，能夠將深植的關於外部世界的知識帶入，允許其補償許多外部因素；
（三）大腦可能夠有彈性，並且以一種具有適應性的方式來轉變其對同步的判準（也就是recaliberation, 重新校正）；
（四）大腦可能能夠主動地轉變某個資訊流被接收到時對另一個事件發生的時間（Keetels & Vroomen 2012）。

就此而言，從刺激傳輸到感官、感官接收後傳遞到大腦，以及大腦如何處理等過程，都充滿了速度及時間上的差異。也正因為大腦扮演同步化的角色，讓感知世界這件事具有一定程度的合理性（rationality）或一致性。不同感官之間的同步化，依賴的是大腦的運作，換句話說，大腦讓感官之間的不同步得以同步化，或者，大腦創造了感官對外部世界之認知上的同步性。這是麥克魯漢的部落人所具有的「通感」。

隨著技術的發展，感官不斷地藉由技術獲得延伸，在這個感官外部化的過程中，感官彼此之間以及感官與大腦之間的同步化內涵也產生了變化。人們開始受到由感官所延伸出來的媒介（技術）所影響，開始依賴媒介（技術）來接收外部刺激。 科技的本質是分離，也就是創造與對象物之間的距離。這種分離也確保了技術的發展或接下來的可能介入。其最終的目標或許是感官甚至是情感之間的分離。儘管存在著對以人中為中心之觀點而言的某些缺點，此種分離也有可能對人類世界產生貢獻。例如馬克思筆下的生產線工人，在技術的「協助」下，勞動「被迫」與自身的需求分離，卻從而帶來了工業化與現代社會的發展。或者如笛卡爾將心物二分，從此讓理性化成為科學乃至於全世界發展道路上的依歸，這也是另種技術介入所帶來的後果之一。因此，本文提出的觀點是：技術物和科技的引入所帶來的重要後果，這在以前是不自然且不存在的。其提供了一種可能性，在真實與虛擬世界中將感官的統一或同步化分解成片段，並有意或任意地提供重新組合的機會。感官分離的體驗變得可能，甚至是不可避免。在遵循麥克盧漢的理論時，這不僅是「感官比率的改變，還是器官與技術重新組合的轉變。其也不只是有助於意識形態邏輯的發展，對現代社會而言，感官的分離和重新組合更成為資本主義、現代性和超人類後人類主義的前提。
 

感官分離的可能性指出了一種去同步化的現象。感官的統一建立在大腦內所提供的同步化運作的基礎上。例如，當你看到某物時，同時伴隨著聲音，也許你可以聞到氣味或觸摸到東西，這些都有助於觀者形成對眼前對象物的形象或理解。然而，如果其中一個或一些功能失調，該理解過程或許可能會產生變化，使得對象物變得不可預測或無法辨識。這或許也會透過撤退或重新評估的方式，對眼前對象物的認知進行調整或適應，在此過程中，我們對世界的感知也可能會添加進新的或不同的元素。

資本主義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也取決於這點。值得注意的是，小確幸現象或許指出了此種感官與意識之間的分離，這也類似馬克思所描述的「異化（alienation）」。^[1]然而，馬克思沒有注意到的是，疏離也可能發生在感官之間。跟隨馬克思，我們絕對可以認為這是技術的貢獻，也許是最大的貢獻。技術不僅為我們帶來了感官比例的變化，還帶來了感官去同步化的可能性，以及有意和意外的重新組合。透過數位藝術作品，我們或許更能夠在想像和實際中體驗其對人們的作用。此外，藉由數位藝術，或許更能夠讓我們重新思考人與自然、自然與社會，甚至人與非人之間的關係。據此，如果感官的同步有助於人類的發展以及在世界上生存，那麼當我們的感官可以被有意或無意地——然而在我看來，這是有意且不可避免的——分離、去同步化，甚至被一些先進的技術物所取代時，會發生什麼事情？

感官的同步化，帶來了對周遭環境認知上的「合理性」（包含了對世界、社會與自我）。大腦（意識）運作出來的感官同步化，事實上也是一種對前述合理性的掩蓋。感官同步化提供的對世界之認知，或許跟世界自身並不一致。就此而言，揭露感官同步所掩蓋的真實世界之樣貌，或許也是另一個值得思考的起點。然而，現代性的發展，包括對理性的追求，毫無疑問地是建立在從感官同步化（麥克魯漢的部落人）到透過技術介入而帶來的「感官的去同步化」（理性人）過程之上。合理性不等同於理性化，後者毋寧是如麥可魯漢所言之拼音文字、印刷術發展下的產物，也是Max Weber對現代社會促使朝向除魅化發展的動力（Weber 2001[1930]）。對Weber而言，意義的賦予需要的是價值理性，而非手段—目的理性。在理性化的計算下，意義將無從生成，當然也無法提供如麥可魯漢所謂的部落人對宇宙模式的掌握。

理性、效率、快速、方便、彈性等經常被提及的工業發展與資本主義帶來的好處（或壞處？），或許也同樣是在保證並促進感官的不同步化。此外，也唯有維持讓感官無法進行同步，資本主義的企圖才能無阻礙地進入人類生活，一方面讓人們繼續依賴科技物（以形塑一種被科技物所支持或建構的同步性或unity，例如社群媒體的發展，讓人們不斷地想要確保自己是跟得上腳步或潮流），另一方面則可以提供各種因為去同步化所產生的需要的填補物，例如前述的「小確幸」。因此，或許可以這樣說，小確幸一詞脫離原本脈絡而為資本主義所支持，並以此來撫慰各種為其服務之階層的心，或許正是因為其提供了一種想像的、建構的、新的感官同步化體驗（an imagined, constituted, and renewed experience of senses synchronization）。

技術介入將感官彼此間的不同步，更進一步轉變為感官分離的可能。感官彼此之間本來就會有不同步，大腦擔負了同步化的功能，但科技則提供了將此種不同步予以放大或擴大（amplify）的可能性。此外，各種科技的發展也讓感官體驗的分離能夠被觀察及實踐，讓分離這件事是可能的，例如VR/AR設備、耳機，乃至於對元宇宙（Metaverse）的想像等。以耳機為例，在某種意義上，耳朵聽到的跟眼睛看到的不一樣，原本感官統一的體驗，也許更能夠讓我們理解現象或對象，但在只有視覺的當下——戴上耳機，對於所看到的事物，缺少了其他感官的參與，是否也就更無法提供完整或適切的理解？再者，耳機作為聽覺的延伸，其與人的結合就如同麥克魯漢的封閉系統，提供了另種對外部世界的觀點，對於對象物，要不就是用猜的，或者無法提供更多或較為密集的注意（attention）。然而，耳機與人的重新組裝（assemblage），似乎也提供了人們進入另一個世界的可能性（Hayles 2016）。

如果去同步化主要且只能是科技的產物，那麼在多大程度上也必然會是一種符應理性主義觀點、促進或成為資本主義所必需的元素之一？換句話說，去同步化似乎也受惠於資本主義生產與消費模式且為其所強化，也更反過來確保了感官彼此間的去同步化，並以此來發動對人類社會世界的宰制與控制？再者，假如感官之間的去同步化是透過科技介入而獲得實現，這是否會造成對大腦在建構其對世界之認知上的影響？這樣的將感官彼此間去同步化的發展，對誰會帶來好處？第三，在以去同步化為基礎的理性化及現代資本主義的發展上，「同步」反而成為一種具有正面價值的詞彙，而「不同步」——儘管為其基礎——卻帶有負面的意涵。為什麼對「同步」的強調很重要？「不同步」又所指為何？「不同步」跟「不理性」或「非理性」之間的關聯性為何？

不斷追求理性化（科技發展，例如不斷地去同步化感官所帶來的體驗與經驗等）的後果，透過去同步化感官，而帶來了「不理性」或「非理性」。看似理性化的發展，就如同Weber所說的，帶來了最不理性的後果。這樣的不理性或非理性後果，正透過不斷地去同步化感官，一方面提供新的體驗，另一方面也讓感官體驗的unity越來越趨向人造化（artificialized）。這也包括了以人造感官取代原本的感官，並且與其他感官進行互動，進而帶來的新體驗。去同步化帶來了新的同步化，而新的同步化是以技術為媒介，建立在技術性與人性的連結之上。這是本文提出的「再同步化」概念。這些去同步化體驗所帶來的人造同步性（artificial synchronization），也帶來了關於「社會性」在多大程度上是由技術與人所共構而出現的問題。

Longo有關資訊科技對身體造成的影響以及對虛擬實境（Virtual Reality, VR）技術的討論或許值得一提。他指出，「VR乃是借由否定身體來增強身體。……無所不在與完全的惰性（complete inertia），乃是同時進行著」（Longo 2003: 26）。他認為，就VR所給出的實在而言，我們乃是沈浸在一個我們與之互動的世界之中，這樣的互動形塑了這個世界的結構以及我們自身。在這個互動的辯證中，「主體與世界基本上是同一件事，並且同步構成了彼此」，因此我們無法再說一個實在或一個世界，而是很多實在與很多世界。這些許多實在與許多世界，就是在那個由互動所召喚出他們（許多實在或世界）使其發生的時刻中，構成了自身。在藝術家陶亞倫2020年於台北當代藝術館舉辦的「無處不在的幽靈――陶亞倫個展」中，展示了一系列的VR裝置作品。透過這些作品，陶亞倫想要探討的是何謂真實？在場與不在場的關係？以及科技治理的無處不在等問題：

「當代科技形成的虛擬身體，是肉體與機器、程式共同創造的嶄新知覺系統，將以一種隱晦的、無法捉摸「幽靈」的面貌出現，來預示祂的存在。這種「不在場」，懸置了一切「在場」的、合法的權力結構，懸置了我們習以為常的生活經驗。使現有一切的「在場」無法對「不在場」的幽靈，進行編碼、分類與控制，反倒是「不在場」的幽靈，展開對於「在場」的一切，進行全面部署與控制」（陶亞倫，2020，策展論述）。^[2]

陶亞倫的VR作品不只有視覺及聽覺的，更加入了其他的感官元素。藝術家在不同作品中運用了電動升降機、滑軌等設備，營造了視覺及聽覺以外體驗，或者應該說是一種重組感官的體驗。例如電動升降機提供了身體上下移動的體驗，在下沉與上升的過程中，透過重力營造多重感官的整體感知。另外，在《徘徊的幽靈 No.6》與《徘徊的幽靈 No.7》作品中，透過水平移動的VR體驗裝置，提供觀者感受身體緩慢移動到虛擬空間中的體驗。在這兩件作品中，感官的體驗是被切割開來的，視覺與聽覺體驗來自於VR裝置，身體移動的體驗則來自於地上的水平移動軌道。基本上，人只是站在軌道上的台座上，隨著機器控制的速度前進及後退。視覺並不直接連結於身體的移動，身體的空間感也不直接來自於視覺，在體驗過程中呈現一種經常會被意識到兩者間分離的狀態，這或許正是一種重新組裝的、再同步化的感知過程。這些作品除了具有強烈的反思性，並期待激起感官經驗之外，構成這些作品的各種設備，同時也是麥克魯漢口中延伸自人的媒介，也同樣是理性化的產品。透過這些以去同步化為基礎的重新組裝，觀者獲得的體驗似乎是一種再同步化後的產物。再同步化與感官不再需要有直接關聯，而是透過技術與大腦的連結，為感官提供一種虛假的輸入，藉由這些輸入，人們也將不再有機會回到部落人的通感，也正回應了麥克魯漢對於去部落化的討論。至於再部落化，如果麥克魯漢到看網際網路、人工智慧以及各種機器人的發展，或許會不那麼樂觀地看待地球村所可能提供的再部落化之可能性。當然，再部落化不是會是通感的時代，而是我所謂重新組裝、再同步化的時代。

感官的統一（unity）——同步化現象的產物——所指出的並非是要求訊息在傳遞時間上是相同的。「統一」 的概念指的是不同感官通過大腦（意識）運作的訊息在不同時間間隔上的同步。在某種程度上，同步的概念假定了真實和虛擬之間的區分。藉由這種方式，一些訊號確實到達了大腦，而其他信號則是由大腦想像、拼湊或構成，以便將這些在時間上不一致的訊號整合起來，實現對事件的「理解」。這個過程讓人們避免將來自不同感官的訊號予以混淆，儘管這些訊號很可能非常多樣化，甚至不屬於同一個事件。如果同步化的概念作為區分真實和虛擬的統一形式，透過大腦（意識）的運作而使認識和理解成為可能和合理，那麼以下探問將更為值得思考：技術如何使感官去同步？感官分離對技術的運作與維持其對人類和世界的影響上有多大不可避免性？

如果將同步化理解為區分現實和虛擬的統一，那麼去同步化的概念可能表示將其區分開來。科技擴大了現實和虛擬之間的距離，這使得大腦難以克服或處理。一方面，現實端的訊息逐漸被科技所替代或重構。其結果之一便當前充斥人類社會世界中的現實和「不真實」信息的混淆，而不是「虛假」信息。這或許也增加了大腦處理它們的負擔（或者更有可能的情況是，乾脆不處理或無能處理）。另一方面，對於那些大腦在需要某些訊息，但卻沒有接收到的時刻——虛擬端，科技則提供了增強大腦（意識）的想像能力，協助大腦（意識）從虛無中理解它們。換句話說，科技為不需要統一、同步化的感官提供了一個世界。如今，感官的去同步化更多是透過科技來實現，而更廣泛地說，在過去，這樣的去同步化也得以通過某些技術手段來實現，冥想（contemplation）或正念（mindful meditation）就是其中的兩個例子。科技的去同步化，一方面確保了技術介入後的人類社會中各種意識型態的出現、維持與強化，另一方面，在提供再同步化——以技術為基礎而來的重組感官體驗——可能性的同時，似乎也意謂著「通感」不再可能。換句話說，人們將越來越無法「適切地捕捉」世界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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