攝影作為民族誌方法：日治臺灣殖民地人類學的寫真檔案

原來臺灣的蕃界，尤其是東部的蕃界曾經獲得了"The Darkest Formosa"的稱號，是確實有其由來的。我冒險多次並花費了龐大的費用，前後三次渡臺調查，幸而給黑暗裡的臺灣東部及紅頭嶼帶來了一線光明。^[1]

——鳥居龍藏，1899

1896年日本人類學家鳥居龍藏，受東京帝國大學人類學教室派遣，到臺灣進行人類學調查。鳥居的臺灣調查，是首次日本人類學家在殖民地應用攝影技術，拍攝田野中的調查對象，留下數量龐大的乾版玻璃影像。在當時世界各地的人類學發展，攝影逐漸成為重要的田野民族誌方法，鳥居臺灣調查的知識建構上，也充分運用此一新的視覺技術（visual technology）。^[1]除了鳥居龍藏，殖民初期在臺灣的人類學家，如伊能嘉矩、森丑之助，皆曾充分利用照片或攝影的視覺技術進行人類學知識建構。^[2]而在日本領臺之際，鼓勵伊能，並派遣鳥居來臺灣的東京帝國大學人類學教授坪井正五郎，更是長於利用影像視覺技術，幾乎是與歐美新興學科的人類學研究與知識呈現的發展同步。^[3]

1898年當鳥居龍藏第三次來到臺灣，調查臺東與恆春一帶的原住民時，在田野中，寫了一封信給坪井正五郎。信中說明原先"The Darkest Formosa"（最黑暗的福爾摩沙）的臺灣東部與蘭嶼，在經過三次（1896臺東花蓮、1897年紅頭嶼（蘭嶼），1898年臺東恆春）的調查後，對臺灣東部已經有了比較詳細的瞭解，「幸而給黑暗裡的臺灣東部及紅頭嶼帶來了一線光明」。^[4]鳥居的「最黑暗的福爾摩沙」，或者在更早的1896年第一次調查臺灣東部後發表的文章〈臺灣東部各蕃族及其分布〉（東部臺灣に於ける各蕃族及び其分布）中^[5]，曾說過的「黑暗的蕃界」，其「黑暗」的用語，一方面是說明在實證上補足民族學調查所缺乏的東部原住民各族群的分布與文化型態；另方面，也不乏是作為比喻性表達「帶來一線光明」的鳥居，具體表現在其所攜帶的田野工具：乾版箱式照相機（box camera）。透過光線，東部的臺灣原住民族群在暗箱中，留下了身影。顯影之後，作為當時人類學科學實證強調到現場的第一手紀錄，並以之為媒介做為辨識體質特徵、擷取文化特質，以便進行比較民族學研究的方法。

日本統治臺灣初始，臺灣原住民是殖民者理蕃行政的對象，同時也是殖民地人類學知識建構的對象。在殖民地治理與知識建構的重層展開過程中，也開始形成了民族誌影像檔案。本文透過殖民統治初期的理蕃機構與人類學家的民族誌影像的分析，討論官方的紀實攝影，以及類型影像，並進一步透過人類學家田野日記所記錄的田野攝影經驗，分析影像檔案的生產過程，以及被拍攝者的反應。

1895年8月25日第一任的臺灣總督樺山資紀發表「綏撫生蕃」訓示之後，從大嵙崁原住民的綏撫開始，之後半年內，在全島各地臨接原住民區域展開。^[1]在綏撫時對於大嵙崁原住民的調查報告，也發表在《東京人類學會雜誌》。^[2]此一事件，是總督府理蕃政策的開端外，也是近代日本人類學臺灣研究的起始，殖民地人類學影像也同時登場。^[3]

奉總督「生蕃撫育」之命入山招徠蕃人的陸軍少尉平野秋所發表的〈臺灣生蕃視察概況〉（臺灣生蕃視察ノ概況）是《東京人類學會雜誌》第一篇關於臺灣原住民的實地調查報告。在這篇臺灣原住民的實察報告中，平野依據「蕃人對我軍隊的感情」、「服裝」、「語言」、「體質特徵」、「教育」、「禮儀」、「嗜好品」等項目，簡要說明參與綏撫儀式的原住民的體質特徵與數項文化特質（cultural traits）。在報告書中，平野並附上舌納箏社社長Watanawi(ワタナウィ)與其妻Lemoimaton(レモィマトン)的半身像繪圖，以及對其服裝、體質特徵的解說。（圖1）

平野報告發表後即遭到隨後來臺的東京人類學會會員，同時也是總督府雇員伊能嘉矩的修正。^[1]伊能嘉矩1896年1月在《東京人類學會雜誌》發表〈大嵙崁地方的生蕃〉（大嵙崁（Toa ko kan）地方に於ける生蕃），回應平野秋夫的報告。^[2]伊能此篇論文也刊載一張三名當時到總督府參與會面的原住民照片的細筆寫真圖繪，此圖是東京人類學會繪師大野雲外，依據伊能所寄照片繪製。東京人類學會刊出的平野秋夫報告附圖，推測應該也是大野雲外依據照片所繪製。稍後鳥居龍藏在《東京人類學會雜誌》發表第一次臺灣調查論文時所附的原住民體質與文化特徵圖像，也是大野雲外根據鳥居實際拍攝的照片所繪。

環繞著大嵙崁「綏撫生蕃」儀式所引發的平野秋夫與伊能嘉矩之間的討論，是當時《東京人類學會雜誌》中出現的殖民地議題。在這個事件中，殖民地人類學所關心的問題（人種分類），以及討論時所使用的理論資源與分析方法，已略具雛形。在討論大嵙崁原住民的體質、語言與文化特質，乃至人種分類的論文中，伊能所使用的照片，是1895年9月10日，總督樺山資紀在綏撫生蕃宣示後，於總督府內接見了來自角板山社與舌納箏社五位泰雅族原住民時，在府內所拍攝的照片。若比較伊能嘉矩的寫真圖繪與其中伊能文章所根據的實際照片，可以發現東京人類學會的大野雲外將原本照片總督府內的門、階梯與牆面的背景塗掉留白，同時加強原本照片中的原住民身體與服裝的文化特質，但保留了其中一位改穿漢人女子緄邊大襟衫的特徵。

在綏撫政策進行時，大嵙崁泰雅族原住民曾下山到臺北城內與總督會見，其間至少曾拍攝三張照片（見圖2-4），留下殖民地統治最初的原住民影像紀錄。其中一張〈樺山總督最初的蕃人會見〉（圖3），是五名原住民與總督及總督府高級官員們的合照。另一張〈臺灣生蕃〉（圖2），三位原住民在總督府內牆邊的合照，是伊能嘉矩發表在《東京人類學會雜誌》的資料。另外，下山來臺北城內與總督見面的原住民，在與總督合照的平台上，也留下了一張後來被題名為〈臺北總督府內拍攝的生蕃人風俗〉照片（圖4）。這張是在與總督合照前後，另外拍攝的只有五位原住民以及一位通譯的照片，其中三位原住民還坐在合照時總督樺山資紀、民政局長水野遵以及海軍局長角田秀松的座椅上，五個人的視線各自看著不同的方向，談笑表情自然。若與總督會見合照比較，一張是呈現以總督樺山資紀為中心，原住民或蹲或站地處在總督與總督府高官們的行列之間，照片中全部人物表情嚴肅，視線焦點都集中地望向左側，或許左側當時有另一台攝影機？^[1]另一則在相對輕鬆的氣氛下自由奔放，似乎是彼此嬉戲之際，被日本攝影師所捕捉拍攝下來的照片。這張也是難得一見的日治時期臺灣原住民影像中，人物帶有笑顏，之後不管是在照相館內或是田野中的原住民，臉上的笑容幾乎很少見。

1895年日本領臺之初總督發布生蕃綏撫訓示後，9月在總督府內拍攝的〈臺灣生蕃〉、〈樺山總督最初的蕃人會見〉與〈臺北總督府內拍攝的生蕃人風俗〉的三張照片，其顯影與使用歷程（careers），似乎預示了之後隨著殖民統治展開，臺灣原住民的影像將會如何的生產與流通。

「臺灣生蕃」成為殖民地人類學知識生產的材料，透過伊能嘉矩、鳥居龍藏、森丑之助與其他人類學家，發展出將原住民影像作為民族誌方法，持續地生產與累積殖民地人類學的原住民影像。〈樺山總督最初的蕃人會見〉與〈臺北總督府內拍攝的生蕃人風俗〉，先是收入了從軍攝影師遠藤誠編輯的照相冊《征臺軍凱旋紀念帖》中，隨後在各種官方民族誌報告中再製。殖民政府在之後的理蕃行政中依循前例，拍攝、蒐集與出版了許多原住民影像。另外，透過官方與民間的寫真館的複製，製作寫真明信片，這些明信片或是寄回殖民母國或是流傳海外。^[1]透過殖民地人類學、官方機構的民族誌、以及寫真明信片，原住民影像資料的生產與流通，逐漸累積出了或許可以稱之為殖民檔案的原住民影像（photographs of aborigines as colonial archives）。

現在剛好是臺灣始政四十週年，為其紀念，拍攝日漸變遷的蕃族風習與理蕃現狀，加上蕃地景觀，以「蕃界展望」為題，發行本寫真帖。^[1]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理蕃課，1935

1895年9月10日，在臺灣總督府內的總督樺山資紀首次蕃人會見現場，招來攝影師留下影像紀錄，見證此一歷史性事件。照片的攝影者，是從軍攝影師遠藤誠。此次總督會見蕃人的照片，收入了隨後在1896年由遠藤誠編輯，標誌著殖民統治開始而出版的《征臺軍凱旋紀念帖》。此攝影集紀錄1895年馬關條約簽訂後，日本集結軍隊、搭乘軍艦渡海、臺灣登陸、臺北城內外、始政式、以及南下臺灣征討過程中一系列事件的影像。^[2]

總督會見蕃人這類的攝影，在日本統治臺灣一開始，就已發揮了紀實攝影的重要功能。亦即透過攝影，為正在進行中的歷史事件留下「現場」的見證，這些現場的影像隨即在事後成為殖民統治政策的宣傳素材。換言之，在日本統治臺灣的一開始，官方殖民者的歷史的攝影（photography of history），即是殖民官方攝影的歷史(history of photography)。^[3]《征臺軍凱旋紀念帖》中的原住民影像，一方面是作為殖民者統治臺灣的宣告紀錄；另方面，也預示此後總督府殖民政策，特別是理蕃政策，其推行過程中形成的官方民族誌（official ethnography），原住民將同時成為政策施行的對象以及被拍攝的對象。這些影像檔案，也將是殖民官方自我宣傳的素材。樺山總督蕃人會見的照片，1926年收錄在樺山總督的傳記《臺湾史と樺山大将》。^[4]另外1937年，又收錄在作為1920年代總督府臺灣史料編纂計畫的延伸，由總督府官員井出季和太編寫的《臺灣治績志》中。^[5]

同時，殖民地人類學運用類型影像（type photograh），形成當時知識建構重要的民族誌方法。1898年4月，伊能嘉矩在由當時臺灣總督府理蕃行政相關官員在臺北組成的蕃情研究會發會式上發表了〈臺灣各蕃族開化之程度〉（臺灣に於ける各蕃族の開化の程度）一文。^[6]在文中伊能嘉矩依據其自1895年11月到臺灣以來的調查資料，包括其於1897年所進行前後192天的全島調查，提出了全部臺灣原住民的種族分類，並且在比較民族學的視野中，討論各種族的進化程度。

在蕃情研究會的演講中，伊能先針對臺灣蕃族的「分類系屬」提出分類表，將「共有某種特殊性質的（蕃人）集成一體，再依據其共有特徵的遠近，劃定系統上血緣的遠近」。^[7]1898年5月，伊能進一步在《東京人類學會雜誌》發表〈臺灣通信（第22回）臺灣各蕃族的分布〉（臺灣通信〔第22回〕臺灣に於ける各蕃族の分布）。文中除了臺灣各蕃族的分類系屬表之外，並進一步說明各蕃族的分布區域與文化特質。^[8]伊能以「群／族／部」的樹狀階層系屬表，將臺灣原住民區分為四群八族二十一部，並說明各群的分布地以及體質、文化社會與語言特徵。1900年伊能完整的調查報告書《臺灣蕃人事情》由總督府出版。^[9]

伊能建構的臺灣全島原住民分類，其中的「族」分成「Ataiyal、Vonum、Tso'o、Tsarisen、Payowan、Puyuma、Amis、Peipo」（泰雅、布農、鄒、查利先[魯凱]、排灣、卑南、阿美、平埔）八族，若加上鳥居在1897年調查的蘭嶼雅美族（Yami），一共九族。總督府以伊能的調查與民族誌《臺灣蕃人事情》為基礎，繪製了臺灣原住民的九族分布圖，並成為總督府人口統計中原住民分類依據。殖民統治逐漸累積關於臺灣原住民的族群分類、人口、分布地、社會文化特質、乃至影像的殖民檔案，殖民地人類學知識生產，於焉形成。^[10]

伊能自己似乎並沒有帶著攝影機進入田野，但是卻蒐集了不少當時總督府拍攝或是其他來源的原住民照片圖像。^[11]在蕃情研究會的發會式中，展示了平埔族以外的八族，由單一人物的半身像或是頭像代表該族所拼貼組合的「臺灣島蕃族」影像。其中，泰雅族為一男一女，鄒族、布農、查利先（魯凱）、排灣、卑南、阿美、雅美各族為一男子。泰雅男子為出身臺北近郊的屈尺部落，女子則是出身埔里附近巴蘭社。透過照片的拼貼，臺灣原住民的影像被匯聚在同一個範疇（「臺灣島蕃族」）。

在蕃情研究會展示〈臺灣島蕃族〉（圖5）的影像之後，官方出版的民族誌或是理蕃政策專論，原住民的影像檔案成為重要的內容。例如，1905年文明史觀歷史論著家竹越與三郎，受總督府委託撰寫《臺灣統治志》，用以宣傳日本殖民地統治的成績。竹越在論述〈生蕃狀態與蕃地開拓政策〉一章中，依據伊能嘉矩的分類，分別論述臺灣原住民各族。同時在書前所附的照片，就各族群別，採用總督府以及森丑之助拍攝的照片，以半身正面、側面人像，呈現體質特徵與文化特質。^[1]竹越的專著稍後也經翻譯，刊行英文版Japanese Rule in Formosa以便國際宣傳。^[2]英文版中的原住民照片，則用在介紹「生蕃與其領域」（The Savages and their Territory）一章內。

竹越出版此書之際，臺灣總督府也改變了理蕃政策。從首任總督樺山資紀以來的綏撫政策，在1903年後轉變為封鎖圍堵的政策，理蕃行政改由警察機構專責，並實施了嚴格的蕃界禁令，防堵原漢接觸。這樣的態勢，在1906年第六任總督佐久間左馬太上任後，更進一步實施軍事鎮壓，特別是針對總督府認定的「北蕃」，亦即大致上是泰雅族的分布區域。1910年開始實施五年理蕃計畫，針對臺灣北部，分布在宜蘭、桃園、新竹、苗栗、臺中之間山區的泰雅族，進行數次軍事討伐。此時臺灣總督府蕃務本署出版的《理蕃概要》，採用伊能的族群分類，也特別針對泰雅族的自然環境、部落組織、文化特質，多加著墨。同時，另出版了英文版論述此一階段理蕃行政的Report on the Control of the Aborigines in Formosa，以對外說明與進行宣傳。^[3]此一對外宣傳的專論中，延續之前的九族分類，其中所附的照片，有不少是森丑之助所拍攝，主要是泰雅族部落的原住民體質特徵、山區聚落環境、文化特質的影像。除了原住民的圖像外，也用影像紀錄了總督府的動員軍隊、警察、隘勇、人伕，在山區進行隘勇線推進的情況。在英文專論中，特別提到臺灣原住民目前雖然是九族的分類，但是根據蕃務本署的新調查，認為應該將原先伊能嘉矩所分類的「查利先、排灣與卑南」三族，都納入「排灣」中，而賽夏族，則可能納入泰雅，或是平埔族的分類中，尚待進一步的調查。^[4]

臺灣總督府蕃務本署的調查與重新分類，隨後反映在森丑之助1915年由臺灣總督府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出版《臺灣番族圖譜》所使用的族群分類。^[5]或者應該說，森丑之助對於伊能嘉矩分類的修正，反映在佐久間左馬太總督時代的理蕃行政的官方分類。森丑之助提出的六族分類（泰雅、鄒、布農、排灣、阿美、雅美），也以之作為臺灣原住民影像的族群別整理原則。例如在森丑之助的《臺灣番族圖譜》姊妹篇《臺灣蕃族志第一卷》中的「臺灣蕃人的種族與蕃社戶口」，即以六族為「生蕃種族人口別」的人口統計分類，同時並附上代表各族男女頭部正面或側面的照片。^[6]1915年，臺灣總督府民政長官、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長內田嘉吉指示森丑之助出版《臺灣番族圖譜》，以紀念五年理蕃事業。森丑之助的《臺灣番族圖譜》原先計畫依據族群別與主題出版十卷，但因故最終只出版了兩卷。《臺灣番族圖譜》的第一卷（泰雅與布農）與第二卷（鄒、排灣、阿美、雅美）的人類學影像，主要是森丑之助從1903年到1915年之間拍攝的臺灣原住民與分佈地生活環境的照片，少數為其他總督府土木局、殖產局、專賣局技師所提供，拍攝者與拍攝時間、地點都一一註明。這些照片有部分在稍早前的總督府出版品中曾刊登，或是曾被製作成寫真明信片在市面上流通。在《臺灣番族圖譜》中，森丑之助依據族群別分類，同一族群內包括不同部落的影像，除了聚落與周邊地形的自然環境外，佔最多數的還是人像正面、側面影像，以及展現各種文化特質，如織布、射箭法、家屋、首棚等的影像。

森丑之助在《臺灣番族圖譜》的族群別人類學影像的分類方式，實際上延續了最初伊能嘉矩在官方民族誌中的分類原則，但包含了更多的同一族群內的自然、地形、聚落、文化特質的影像。同時，森丑之助所拍攝的人類學影像，也有不少似乎是要求原住民擺設特定姿勢，用以呈現特定文化特質（例如男子射箭法、女子織布法等）。

1935年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理蕃課編輯的《臺灣蕃界展望》中，呈現的原住民影像編輯排列方式，繼續沿用相同的影像整理方法。^[7]事實上，根據理蕃課編輯《臺灣蕃界展望》「例言」的說明，理蕃課是有意識地繼承森丑之助1915年的《臺灣番族圖譜》，試圖呈現「理蕃現狀」與日漸變遷的「蕃族風習」。^[8]1935年總督府警務局理蕃課的臺灣原住民分類，新增了「賽夏族」，這是原先被伊能嘉矩與森丑之助認為只是歷史上住在山下的平埔族群道卡斯族為避難遷移入山區的後裔而已。^[9]但此時，官方別立為一新的原住民族。《臺灣蕃界展望》也如同《臺灣番族圖譜》，以族群別為編輯方法，拍攝的影像包括了該族群的典型居住地形、聚落、家屋、生業、文化特質，體質特徵等，也有應該是被攝影者要求的特定姿勢照片。

官方的攝影，主要是作為理蕃政策的見證。一方面透過鏡頭，安穩地將各地山中的蕃社與蕃人留在照片中，隨後在臺北或東京，進行整理、編輯、出版、展示與流通。另方面，也將原住民，經過新的科學分類，重新依據族群別的方法，以種族或是族群別為單位，加以秩序化。^[10]臺灣原住民在總督府理蕃行政與殖民地人類學的知識生產過程中，成為如同法國人類學家與哲學家拉圖（Bruno Latour）所言的「不可變的可移動體」（immutable mobiles）。^[11]各族群在原居地的社會文化脈絡被抽離了，照片中的影像如同人類學家在田野現場寫在筆記簿中的觀察、訪談與紀錄的文字，或是體質測量的數值。各地方原住民生活整體，被轉化成分布地圖表、人口數值、可單項拆開來逐一比較分析的各種文化特質、頭型指數、膚色深淺等，方便加以分析、歸納、比較，確定族群分類，同時並標示其文明進化程度。

從蕃情研究會的「臺灣島蕃族」到理蕃專責機構成立後的《理蕃概要》、《臺灣番族圖譜》與《臺灣蕃界展望》，以及總督府的對外宣傳品中的原住民圖像，相對而言是比較靜態的圖像檔案，旨在呈現臺灣原住民的一般狀態。在20世紀初，總督府改變了既有的綏撫方針，採取攻勢，特別是在隘勇線推進與五年理蕃計畫期間前後，在隘勇線包圍網的前進過程中，同時留下了許多針對蕃社的軍事行動討伐紀實攝影。北部泰雅族分布在宜蘭、新竹、桃園、臺中之間的山區部落、東部太魯閣、阿美、南部排灣、魯凱族等，都曾經在殖民政府的槍砲與鏡頭中，同時被射擊與拍攝（shooting）。如同1895年的征臺之役所留下的《征臺軍凱旋紀念帖》，這些理蕃事件的軍事討伐影像紀錄，如《臺灣生蕃種族寫真帖 附理蕃實況》（1912）、《蕃匪討伐紀念寫真帖》（1912）、《討蕃紀念寫真帖》（1913）、《大正二年討伐軍隊紀念》（1913）、《太魯閣蕃討伐軍隊紀念》（1914）、《霧社討伐寫真帖》（1931）等，除了記錄事件之外，也自證理蕃計畫的成就。^[12]這些理蕃事件影像，除了呈現總督府調派軍隊與警察隊的動員實況、山區戰略兵要地形、山區布陣與戰術運動的紀實攝影外，也不無人類學家Peter Pels所說的「民族誌的契機」(ethnographic occasion)，在事件中登場的鏡頭，動態地呈現了原住民部落的地理區位、自然環境、生態條件、與部落人文景觀。^[13]

作為標準型的或者是有極端的特徵的，則拍攝照片。拍攝半身像的正面與側面，以及全身三種照片。特別是側面照相，便於以之測定顏面或鼻的角度。^[1]

——森丑之助，1912

1912年，森丑之助曾在一篇關於臺灣原住民調查方法的論文中，介紹他與鳥居龍藏的調查方法，並說明其拍攝照片的重點。在〈關於臺灣蕃族調查〉（臺灣蕃族の調查に就て）一文中，森依據調查項目變異程度難易的程度，加以分項排列說明，從相對穩定不易變異的項目到容易因環境或接觸而改變的項目，計有：體質、古物遺跡、神話口碑等創世或原始傳說、慣習、言語、土俗、古歌俗謠。^[2]其中，被森認為最不容易因時間或是環境而改變的，是體質特徵。「體質」調查的項目，主要是指「生體測量」，特別是鼻型、膚色、頭髮等特徵。森的方法以數人或數十人測量，記錄測量數值，求其平均數，並將之作為其標準型（standard type）。同時作為標準型的或者是有極端的特徵的，則拍攝類型照片（type photograph）。在攝影時，以拍攝半身像的正面與側面，以及全身三種照片為主，其中特別是側面照相，便於以之測定顏面或鼻型角度。^[3]在體質特徵的調查上，除了測量的數值紀錄外，攝影是呈現體質特徵標準型的重要方法。森所拍攝的原住民影像，即表現在《臺灣蕃族志第一卷》中「臺灣蕃人的種族與蕃社戶口」的原住民各族男女的頭部照片，呈現正面與側面的類型特徵（圖6）。

森丑之助拍攝正、側面的體質標準類型的方法，稍早的鳥居龍藏在田野中即已使用。1896年鳥居第一次到臺灣東部調查時，拍攝的東部各族的照片，以及1897年第二次來臺灣到蘭嶼調查雅美族，拍攝的單一族群的照片，其中有許多拍攝頭部的正面、側面，以及全身像的照片，即是在獲取人種標準型的類型攝影的民族誌方法。

另外標準型的類型攝影的照片，在伊能嘉矩的民族誌影像使用上也可見同樣手法，例如蕃情研究會的「臺灣島蕃族」組合照片（圖7-11）。目前沒有伊能嘉矩是否使用攝影機的紀錄，但是其民族誌與殖民地人類學與歷史學知識建構，卻常常使用影像資料，除了深知人類學影像的效用與影響力之外，事實上伊能嘉矩在殖民地統治初期人類學類型影像的使用，與其臺灣人類學知識的族群分類理論建構息息相關。

伊能喜歡使用影像資料作為民族誌方法，在其為數眾多的人類學與歷史民族誌論文中，往往搭配了表現文章主題的民族誌圖像，除臺灣外，也常常使用世界民族誌的圖像資料。在類型族群的基礎上，進行比較民族誌的探討。以下以1898年4月伊能在蕃情研究會初次發表臺灣原住民族群分類以及進化程度研究成果時所使用的圖組來說明。

在蕃情研究會的發會式中，展示了平埔族以外的八族，由單一人物的半身像或是頭像代表該族所拼貼組合的「臺灣島蕃族」影像。這些照片，大致上是1895年至1898年之間所拍攝，伊能所留下來數冊的《寫真帳》以及《臺灣風俗寫真一括》中仍保存原來的照片五張。以下臺灣原住民半身人像與頭部照片的圖組中，左側是伊能在《寫真帳》與《臺灣風俗寫真一括》相片簿中的照片，右側是以擷取左側照片頭像部分放大後的照片。

伊能在蕃情研究會的「臺灣島番族」圖像組中，將屈尺的男子與埔里巴蘭社女子，同樣放在其所分類出來的「泰雅」族群範疇內。這樣的人種標準型態的圖像組合方式，在之後成為臺灣總督府再現臺灣原住民圖像時常用的形式。在官方民族誌攝影的森丑之助《臺灣蕃人圖譜》與警務局理蕃課理蕃之友會的《臺灣蕃界的展望》，呈現將同一族群的各部落歸納在一起的操作。森丑之助將被分類在同一族群中的各社代表，即便分佈在不同的地理區域，亦皆排列在同一族群範疇中，例如，泰雅族包括了北部屈尺、中部霧社、乃至東部大魯閣的部落。

除了人類學者外，臺灣總督府理蕃行政的對外宣傳中使用的臺灣原住民的影像，也使用標準型人物頭部照片，例如《臺灣統治志》（Japanese Rule in Formosa）以及《理蕃概要》（Reports on the Control of Aborigines in Formosa）等。在參與博覽會，提供的參展品中所使用的原住民影像，也是以族群別類型人物頭部照片來呈現臺灣原住民，例如1900年於巴黎萬國博覽會參展的〈臺灣蕃人肖像〉，以蕃情研究會的〈臺灣島蕃族〉為底本改繪，以及1903年參加大阪第五回內國勸業博覽會，臺灣總督府設置的臺灣館，其中的臺灣原住民影像，即以族群別的人物男女各一的頭部照片並置，呈現體質與文化特徵。^[1]

特定單項文化特質被比較、影像照片被擷取部分、並置，影像成為殖民地人類學的重要民族誌方法，呈現與遠方跨域人群的類緣關係；或是並置合聚，共同構成〈臺灣島蕃族〉、〈臺灣蕃人肖像〉，或〈臺灣蕃人的種族〉的整體。伊能嘉矩裁切各族群代表的頭像並置，鳥居龍藏擷取東部原住民各族群的人像，或是局部的髮式、刺青圖案進行比較民族學研究，以及森丑之助擷取各族群人物頭像照片分類，同樣都在進行轉譯操作，而臺灣總督府（或臺灣人類學會）與東京人類學會，則成為轉譯操作的「計算中心」（center of calculation）。^[2]

今欲攝影番社風俗，要番人男女數人集來
我聞此老人約九十歲，因欲問伊，阿眉社舊事。^[1]
 

——田代安定，1896

人類學家如何拍攝照片呢？如果總督府留下的照片是招來從軍攝影師所拍攝的，而伊能嘉矩又只是善於使用影像資料作為民族誌方法，但自己並不操作攝影機，那麼實際在田野中，帶著攝影機的人類學家呢？在田野中拍攝照片如何成為可能呢？亦即，田野工作中的攝影，是如何成為田野方法呢？

1896年10月，正在臺灣東部調查的鳥居龍藏，寫信給東京地學協會，報告在臺灣東部的調查，並說明了拍攝「土人」的情況，信中寫著：「臺灣東部的土人，除了臺東附近的土人外，都沒有全盤漢化，所以今日還可以看到土人的舊態，對我們人類學研究者來說，是最能感到趣味盎然的調查對象。我發現臺灣東部的土人一點也不怕被拍照，所以攝影的工作很順利」（粗體字為筆者所加）。^[2]由於鳥居龍藏是有意識地在田野中使用照相機，在日治初期拍攝了許多第一手的臺灣原住民照片，接下來以鳥居龍藏為例，說明人類學家如何在田野中拍攝照片，並討論田野影像檔案的生產方式。^[3]鳥居來臺灣進行第一次調查前，即認知到田野攝影的重要性，數次臺灣調查期間，也有意識地在田野中拍攝照片。^[4]返回日本後，在東京人類學會與東京地學協會報告臺灣調查的成果時，在演講中展示田野中的照片，以說明臺灣原住民的文化特質。^[5]發表的論文中，更是擷取田野照片影像，作為比較分析素材，同時也曾針對單一族群，發表民族誌影像專著（蘭嶼雅美族）。^[6]

鳥居於1896年第一次到臺灣進行調查時，正好臺灣總督府也有東部臺灣移民地（當時用語為「殖民地」）的調查計畫，負責此計畫臺灣東部調查者，是總督府殖產局技師田代安定（1857-1928）。田代安定來臺前，早在1889年已參加了東京人類學會，也曾擔任過東京地學協會的報告主任。鳥居到臺灣後，向臺灣總督府申請田野調查的許可，總督府在當時正要派遣田代安定到東部，於是鳥居龍藏的第一次臺灣調查，就與田代安定一同從臺北出發，在東部的田野調查期間，彼此常一同到部落進行調查。^[7]

與鳥居龍藏同行的總督府殖產局技師田代安定，在田野日記中留下了數次鳥居在田野中拍攝當地原住民各族群的紀錄。田代安定甚至在田野日記中留下了攝影機的素描。在《臺灣雲林高山蕃支族語》這一本田代於1896年10月回到花蓮港，於米崙山軍營內整理田野中採集的語言調查記錄筆記簿中，留下極可能是鳥居所攜帶的攝影器材的素描。^[8]田代並註明此攝影器材為「コダツク式寫真」，亦即科達箱型攝影機（Kodak box camera）（圖12）。鳥居在其回憶錄《某老學徒的手記》中，回憶當時日本的考古學與人類學，總是用素描來記錄圖像，並沒有使用攝影機的人。其認為到臺灣調查生蕃，只用素描的話是不行的，非使用攝影機拍照不可。然而他原先也不會攝影，於是向大學借了攝影機，速成地學習攝影術，帶著不完整的攝影器材前往臺灣。在回憶錄中鳥居自信地寫著：「在人類學界，應用寫真術是從我開始」。^[9]鳥居並未說明的，是帶了何種攝影器材。透過同行的田代安定的田野筆記，或許可以瞭解鳥居在田野中所使用的攝影器材。森丑之助在鳥居第四次臺灣調查（1900）期間擔任其助手，也曾在文章中回憶田野工作鳥居背著箱子的情形，應即是此箱型攝影機的攜帶箱。^[10]

鳥居在田野中的同行者田代安定，數月之前才與伊能嘉矩一同在臺北成立了臺灣人類學會，其1896年8月至12月的東部臺灣調查，雖然是執行臺灣總督府的「殖民地撰定」計畫，在田野中田代安定除了調查計畫移民地所需要的面積，臺灣東部的地理、地質、產業、與土地關係之外，同時也進行民族學、語言學的調查。^[1]田代留下的田野日記與筆記，其重要性不只在偶然中留下了鳥居在田野所攜帶攝影器材的素描，更重要的是，曾數次提及在臺東、在花蓮的田野調查期間，鳥居拍攝當地原住民照片的經過。例如：

1896年10月7日，在卑南，田代在田野日記中寫著：

過十時，到撫墾署，如同昨日，尋問呂家社通事生蕃事情。十二時回宿舍。
午後二時半，赴阿眉社，至頭目宅。鳥居氏亦同行。久永氏、安井氏亦同往，與呂家社通事同伴而行。拍攝頭人家族及社民照片（真影ヲ寫サル）。^[2]

田代安定、鳥居龍藏、與同行的臺東撫墾署官員永井與安井，一行人前往卑南阿眉社（今臺東馬蘭阿美族），並由呂家社通事同伴。在卑南阿眉社，田代透過呂家社通事的翻譯，召集頭人家族與一些部落內的原住民，齊集拍照。田代的田野日記留下了在現場時，透過通事與當地頭人筆談記錄。田代安定寫了以下的文字給通事看，要求通事協助召集部落的人，除了拍照之外，並調查卑南阿眉的起源傳說，以及蕃社風俗：

今欲攝影番社風俗，要番人男女數人集來
我聞此老人約九十歲，因欲問伊，阿眉社舊事。
此阿眉社創立幾年前要問伊
問阿眉社祖宗名叫甚麼
要詳話今所講伊
可告此通事，此候伊所講，要詳細譯話，不論其講話之要不要，一一傳話是請。^[3]

田代日記中紀錄著與卑南阿眉蕃社中耆老（鳥居照片中前排右一蹲坐者，圖13），透過通事翻譯進行筆談，採集卑南阿眉的起源傳說、遷移歷史、部落風俗與周邊卑南族的族群關係等資料。第二年鳥居龍藏在《東京人類學會雜誌》發表東臺灣蕃族的論文中，其中關於「南部阿眉」一節，即是根據此日的田野資料。^[1]

1896年11月24日，當日晴天，鳥居龍藏似乎身體不適，但還是隨同一行人前往南勢部落，在花蓮的飽干社拍攝照片。田代的日記寫著：

從午後開始離開花蓮港兵營，篠崎、烏帶同伴，到南勢諸社。因鳥居氏不適，他今日選要拍攝的人，是飽干社老者兩人，拍了照片。
結束後出社門，已經四時了。^[2]

除了拍攝部落原住民的體質與文化特徵外，田代也記錄了12月13日從花蓮港離開，所搭的交通船沿西海岸北返途中，到了打狗港時，鳥居拍攝港口風景。田代在日記中留下了兩則記錄：

12月13日 晴
花蓮港出發
乘千代田丸，沿西海岸返回臺北。

12月15日 晴
午前四時三十分，到打狗港。
鳥居氏拍攝風景。^[3]

鳥居龍藏在臺灣東部調查期間寄給東京地學協會的信件中，提到「臺灣東部的土人一點也不怕被拍照，所以攝影的工作很順利」，的確也留下了不少的玻璃底片，看起來似乎在田野中一切都很順利的樣子。然而，在田代安定的日記中，卻也留下了一些耐人尋味的紀錄。例如在1896年11月17日前後，田代到花蓮七腳川部落調查時，當地人提出了抱怨。田代在田野日記中留下了透過同行嚮導的花蓮港人林鳳儀，與當地蕃社通事林振老之間的對話筆談：

（田代安定）伊通事心意如何，什麼事故不可送藥之言，我不曉得也。
（林鳳儀）前日本大人有學[寫]影後得病。蕃人妄言日本放鬼。通事今通知大人藥之事，不可送。^[4]

筆談紀錄中的「日本大人」，應該就是在田野中帶著攝影機到處拍照的鳥居龍藏。蕃人將拍攝之後的身體不適，歸因於「日本放鬼」，受到了詛咒，或是因日本大人所帶來的箱子（攝影機）作祟，影響所致。在世界攝影史中，不乏類似的抱怨，將攝影機誤認為是能吸取被拍攝者靈魂或是施放詛咒的一種魔術裝置。^[5]當鳥居在現地正高興地寫下「臺灣東部的土人一點也不怕被拍照，所以攝影的工作很順利」時，這些在我們今日所看到的當時鳥居在論文與專著中所使用的照片，以及後來在1990年代以後重新沖洗出版的玻璃版照片影像等這些在影像檔案的生產過程中位於終端的原住民影像時，在當時田野現場的複式翻譯筆談的過程，被拍攝者對「日本放鬼」的恐懼，似乎都被人類學家的學術專名，以及影像內容本身在後來的不同時代文化脈絡中再生產時，所湧現的重建歷史與重建文化的靈光效應（auratic effect）所遮蔽了。

    如果殖民統治初期人類學田野中的影像檔案的生產過程，如同鳥居經歷所顯示的，在短時間內累積第一手的臺灣原住民影像資料，並透過標準型的建立，掌握體質與文化特徵，並藉之以進行比較民族學研究。那麼，到了殖民統治中期之後呢？特別是1928年臺北帝國大學成立之後，在臺灣建立了全日本少數的學院內的民族學研究機構時，如何進行田野調查，並在田野中拍攝影像呢？

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土俗人種學教室的助手宮本延人，在其回憶錄《我的臺灣時代》中，回憶第一次到蘭嶼調查的田野攝影經驗。1929年夏天，「調查紅頭嶼……至於我，以身為土俗人種學教室助教的立場，包辦了所有的雜務，照片的攝影便是主要的工作之一。當時還沒有現今已經通行的35mm的Leica型照相機，也沒有膠卷，帶去使用的是照相師營業用的Cabinet型玻璃底片的組合型攝影器材，還帶了木製的三腳架。當時我是攝影初學者，所以還準備了沖洗乾版用具一套，以及約兩公尺四方蚊帳式繻子製攜帶式暗房。當地白天悶熱得使人睏倦難受，但我還是努力拍了不少照片」。^[6]在蘭嶼島上的調查，主要是到各部落設立據點，進行系譜採集、人類學體質測量，並拍攝照片。在島上的調查，透過部落的警察駐在所的警察協助，這一點，在前一年臺北帝大土俗學人種學教室的第一次的田野經驗中，也是如此。

1928年7月，負責臺北帝國大學的土俗學人種學教室的教授移川子之藏與助手宮本延人一同到花蓮，向當地警察機構申請進入蕃地的許可後，進入蕃界調查，並有蕃地警察協助。一行人進入立霧溪流域，同行有警察帶路與搬運行李的工人。^[7]太魯閣群的Tabito社，是移川與宮本第一次人類學田野調查的目的地。在Toboko社的頭目家，透過蕃地駐在所警察苫米地巡查的翻譯，採訪頭目Umin Urai，紀錄了Umin Urai記憶中親屬系譜上的七個世代，共230個名字。隔一天，在附近的Kubayan社，經由佐藤巡查的翻譯，訪問頭目Raushin Bakkule，採集其家族系譜，一共七代，382個名字。^[8]在紀錄的龐大系譜資料中，關於部落的原居地、遷移、部落間的婚姻關係、親疏關係及敵對關係等，很自然的都浮現出來。1928年的初次田野，使移川子之藏與宮本延人，發展出了「臺灣高砂族系統所屬研究」的調查計畫，三年後獲得前總督上山滿之進的基金支援，進一步進行全面性的調查。最後出版了以龐大的系譜資料庫為基礎的歷史與社會民族誌《臺灣高砂族系統所屬之研究》，並於1936年獲得當時日本學術界的重要榮譽的帝國學士院賞。^[9]

宮本延人到臺灣的時候，以經是1920年代末了，原住民經歷了數十年的殖民統治後，已經產生了不小的社會變遷。森丑之助在1912年說明調查方法時提到的調查項目，容易因為外在環境或是與族群互動過程中改變的項目，到了宮本延人進入「蕃地」時，所目擊到的已經是改變中的，乃至已經變遷了的原住民社會文化。比較不容易改變的，只剩下「體質」，以及移川子之藏與宮本延人在田野中偶然發現的，能記憶到多代的親屬系譜。換言之，「記憶」與「體質」成為此時移川與宮本田野中的重要調查項目。移川與宮本在臺灣蕃界各部落蒐集系譜資料的同時，也拍攝各部落的影像。^[10]

環境的改變，也反映在殖民地人類學家的田野中，在伊能嘉矩、鳥居龍藏、森丑之助的年代，總是可以看到他們在野外的部落中田野調查的紀錄或是影像。到了移川子之藏與宮本延人的時代，部落中已經有蕃地警察駐在所。田野工作往往也是在管制出入的蕃界內，透過部落駐在所警察的協助，進行體質測量、口述系譜資料蒐集，以及攝影。這一點，對照鳥居龍藏在1896年花蓮秀姑巒溪畔蹲在地上記錄的身影，與移川子之藏在1930年代在部落駐在所走廊下，坐在桌子後面，兩旁是蕃地警察與助手，對面是被調查的當地原住民，兩個時期的田野調查者在田野中的影像，馬上就對照出殖民者理蕃政策的深入程度，以及殖民地人類學在田野中的環境。（圖14-15）

在統治初期的人類學田野中，伊能、田代或者鳥居等人也常在撫墾署或是地方官署，透過通事召來附近蕃社頭目「詢問生蕃事情」的情況，但是到了1930年代，蕃地警察已經深入到部落中，從通事到警察，現地的語言翻譯與嚮導的協助人物角色改變了，特別是蕃界中也有蕃社出身的蕃地警察。^[1]同時，田野中的影像作為民族誌方法的使用上，臺北帝國大學土俗人種學教室也使用攝影設備，留下更多的人類學田野的影像檔案。不過，從殖民地人類學在臺灣展開初期，所提問的人種起源的問題意識，仍然繼續延續，雖然從語言與體質特徵的民族誌資料逐漸轉變成親屬系譜的民族誌資料；從自然的到社會的、從可觀察的到記憶中的、從現在到歷史，民族誌資料的調查方向雖然有所調整，但是人種分類與族群起源的問題，以及與周邊的其他島嶼原住民的比較民族學的研究傾向，則是一以貫之地延續著。

臺灣原住民寫真檔案的形成，同時是殖民理蕃機構的官方民族誌與近代人類學運用攝影作為民族學方法的產物。

影像作為田野方法，在殖民地官方的民族誌中，原先是殖民者理蕃行政展開過程的歷史事件之見證，但也在殖民者意圖之外地留下以事件為中心的重要原住民影像檔案。在殖民地臺灣的人類學田野影像方法，不論是否親自攝影，或是使用影像資料，從伊能嘉矩、鳥居龍藏、到森丑之助逐漸發展。更重要的是，客觀實證的科學原則的標榜，也是從伊能嘉矩、鳥居龍藏、到移川子之藏、宮本延人一直以來在田野中蒐集現地民族學資料的原則。著重現地、現場，帶著清楚的問題意識拍攝與蒐集原住民圖像，在影像與人類學知識之間，影像被當成再現真實，能將被調查的原住民的本真性適當呈現的一種方法。

日治時期的人類學影像經驗（photographic experiences），除了作為原住民治理的紀實攝影記錄外，也是人類學透過民族學類型影像，建構族群分類的知識再現紀錄。這些留存下來的影像檔案，成為1990年代後，在新的時代環境中，在日本與在臺灣，重新挪用與再生產其影像意義的資源，展開在不同時空脈絡下新的影像社會歷程（social lif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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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審稿人的建議與指摘，本文已按照審稿人的建議修改，部分議題因篇幅限制，待日後進一步的分析。另本文最初若無郭力昕教授提議，實無完成可能，無任企感。